作為文化的傳播：“媒介與社會”論文集

該書分為兩部分，即傳播與文化和技術與文化。作者系統闡釋了其傳播觀，並反對美國經驗主義的傳播研究，他認為應該將傳播看成是文化，聲稱自從其踏進傳播領域，就發現傳播學的主導研究範式是一種行為主義和功能主義的研究。作者在該書中比較了傳播研究中行政學派和批判學派之間的爭論，認為爭論本質涉及客觀主義和主觀表達的關係 ^[2]  。

在第一部分傳播與文化中，作者探討了文化與文化研究的概念，並創造性地提出了傳播的兩大分類：傳播的傳遞觀與傳播的儀式觀。這兩種傳播觀念，不單純是對傳播的兩種定義分類，其背後，作者進行了大量的社會歷史考察，在美國曆史大背景及社會的歷史變遷中考察傳播定義與意義的變化，進而提出傳播的兩種觀念：傳播的“傳遞觀”和傳播的“儀式觀”。

在第二部分技術與文化中，作者將傳播技術從傳播活動中剝離出來，單純從技術角度討論技術對文化的影響，並借鑑英尼斯、麥克盧漢開創的媒介技術理論，在英尼斯的研究成果上展開技術與文化的討論。任何傳播形式都有偏向，以傳播的本性，它最擅長縮短髮送信息的時間並控制空間，或強化集體的記憶與意識並控制時間，當有些團體開始控制傳播形式並在政治上將他們的利益與傳播性能聯繫在一起時，這種偏向就固定為一種壟斷。現代傳播的進步一方面擴大了信息的接收範圍，同時，發佈點卻變得更狹窄，信息與知識的壟斷更加嚴重 ^[3]  。

詹姆斯·凱瑞是美國傳播學者，他在伊利諾伊大學厄本那一香檳分校獲得傳播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曾經擔任過美國《傳播》學雜誌主編和美國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會的會長職務。凱瑞受到英國文化研究的影響，長期致力於美國文化研究。凱瑞早期受芝加哥學派和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影響，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他吸收了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威廉斯和霍爾等人的思想，完成了《傳播與文化》《大眾傳播與文化理論》和《作為文化的傳播：“媒介與社會”論文集》等論述，深入考察文化與傳播問題，闡述了一系列的媒介文化理論。究其研究，主要涉及三個方面內容：一是將傳播看成是文化，反對美國經驗主義和功能主義傳播觀；二是提出傳播的“傳遞觀"和“儀式觀"；三是回到美國本身的傳播文化和社會問題上 ^[2]  。

一、以杜威為代表的早起芝加哥學派的傳播社會學思想是凱瑞傳播思想的出發點。正如凱瑞在書中開篇第一句提到，他決定認真研讀傳播學著作，是從一位明智之士建議他從約翰·杜威開始的。杜威有一段被廣為徵引的名言，即社會不會因為傳播與傳遞而存在，更確切地説，它就存在於傳播與傳遞中。在共同（Common）、社區（Community）和傳播（Communication）這三個詞之間，有一種比字面更重要的聯繫：人們由於擁有共同的事務生活在一個社區裏，傳播即他們藉此擁有共同事務的方法。杜威對傳播一詞看似矛盾的理解，為凱瑞解讀傳播提供了切入點。凱瑞抓住了杜威的思想實質並拓展了杜威的理解，明確提出了關於傳播的兩種不同解釋：傳播的傳遞觀與傳播的儀式觀，同時凱瑞的觀點更傾向於對傳播儀式觀的肯定與期許。

二、英尼斯與麥克盧漢的媒介技術理論啓發了凱瑞把媒介屬性與文化相聯繫。凱瑞對於傳播的思考一貫堅持多維度的視野,在對傳播媒介與技術的研究中，英尼斯與麥克盧漢的相關研究吸引了凱瑞。凱瑞對他們從文化、歷史、社會的角度研究媒介技術非常重視，並曾寫下多篇文章對其進行認真研究。英尼斯與麥克盧漢的媒介技術觀為凱瑞探討傳播媒介與技術提供了一個技術與文化相結合的視角，引導了凱瑞對媒介技術的探索。英尼斯與麥克盧漢關於傳播技術與文化的思想，為凱瑞研究傳播技術提供了一個方向:技術不僅是一一個具體的設備而且是一個文化系統。凱瑞十分認同這種把媒介分析和文化政治、歷史分析結合起來的研究模式，並運用這種模式展開了對電報技術的研究。

三、克利福德·格爾茲的“深描説"在方法論上引導凱瑞追求“闡釋意義”。從格爾茲那裏，凱瑞學到了他從馬克思·韋伯那裏繼承過來的文化觀，以及對文化的歷史閘釋。凱瑞曾在著作裏這樣表達他對格爾茲理論的重視：作為一名人類學家，格爾茲在這些論文中始終在探討活生生的文化概念。按年份閲讀這些文章就是見證日益準確、有力的文化理論的發展過程以及文化理論如何發展成為傳播理論的過程。對於學習傳播學的人們來説，它試圖建立一種文化理論，這種文化理論有助於理解對特定文化所做的闡釋，它通過詳細闡述一種符 號理論和與社會秩序有關的符號過程來實現這一意圖。在凱瑞的繼承與發展下，傳播成為一種通過符號互動而進行的現實建構，傳播學成為一門闡釋性科學 ^[1]  。

“隱喻”是理解凱瑞傳播觀念的核心，它是一種視角，既指向傳播的兩種觀念，即“傳播的傳遞觀 ”和“傳播的儀式觀”，又指向“傳播”一詞本身。在該書的第一部分第一章《傳播文化的研究取向》一文中，凱瑞開宗明義地將傳播這一概念一分為二地分為傳播的傳遞觀（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和傳播的儀式觀（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傳播的傳遞觀是最常用的，包含“把信息傳給他人”的隱喻。19世紀，由蒸汽機的發明帶來交通運輸的便捷，信息的移動在本質上被看作是與貨物 （或傳送人）位移相同的過程。中國最初引入傳播概念時，曾將傳播譯為“羣眾交通運動”（mass communication），正是把傳播當成傳遞觀念的體現。傳播的儀式觀並非直接訊息在空中擴散，而是在時間上對一個社會的維繫，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為，而是共享信息的表徵（representation）。如果説，傳遞觀中傳播一詞的原型是出於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範圍拓展訊息，那麼在儀式觀中，傳播一詞的原型則是一種以團體或共同的身份把人們吸引到一起的神聖典禮 ^[5]  。

“技術”與“烏托邦”這個文化符號結合在一起，便構成了貫穿該書第二部分的重要線索，即“技術烏托邦”和“反技術烏托邦”。它們和前文中的“傳遞觀”“儀式觀”遙相呼應，反映了凱瑞所特有的人文立場。烏托邦（Utopia）在希臘文中是“沒有”“地方”的意思，本是一個幻想出來的，事實上並不存在的地方，寄託着人們對未來的想象，與現實形成某種特殊的對應關係，構成了許多文學作品探討的深刻主題。但對於那些迷信技術，尤其是迷信通訊技術的人來説，技術使得烏托邦成為“可能”，實際上卻是那個“不斷後退的地平線”，引誘着人們向着一個根本不會到來的明天全力奔跑，而不去在意這一路上的波折和艱辛，甚至不得不遺忘之前尚未兑現的承諾和應許。凱瑞回顧了人類歷史上的三次傳播革命：印刷業革命、電子革命和“控制論革命”，概括了它們各自的特徵，明確指出：傳播發展的革命性潛力不在於更多信息以更高的保真度傳得更遠、更快，而在於“創造新型的人類社會，創造效率與進步的新標準，創造更新更民主的政治形式 ^[6]  。

凱瑞針對“傳播的儀式觀”的研究其實並不多，主要集中在《傳播的文化研究取向》《大眾傳播與文化研究》兩篇論文上，隨後他很快將注意力轉移到傳播技術與文化、新聞與美國民主、新聞教育等領域上去了。但凱瑞的傳播觀念是具有一貫性的，該書前半部分關於“傳播儀式觀”的隱喻，其實可以用作批判後半部分“技術烏托邦”的思想武器。技術烏托邦，尤其是在它經過幾次技術革命發展到當前階段時，表面上確實給予了人們充分參與的“權利”和“自由”，實際上卻並沒有帶來什麼特別大的變化，甚至可以説它進一步加劇了權力的滲透、民主生活的萎縮，這使民主生活本身降格成了一種“儀式”。所以從“傳播的儀式觀”來看，任何形式的“技術烏托邦”，無論是“電子烏托邦”也好，“數字烏托邦”也好，都不過是未來主義意識形態的花樣翻新 ^[6]  。

雲南大學傳播與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長郭建斌：凱瑞在書中使用“傳播的儀式觀”這樣的表述，僅僅是採用儀式的視角來討論傳播問題，進而形成的某種關於傳播的認識或觀念。正如格蘭姆斯所説的凱瑞在使用儀式概念時是輕描淡寫的，並未發展這一概念。或許正因如此，在那些從事儀式研究的學者看來，凱瑞所提出的“傳播的儀式觀”的説法並沒有太大的理論價值，而在從事傳播研究的學者中，隱約從凱瑞的論述中感受到了其理論上的意義。這的確是凱瑞的問題，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就抹殺了凱瑞在傳播研究思想史上的巨大貢獻 ^[7]  。

詹姆斯·凱瑞（1934年——2006年），美國傳播學者，曾任艾奧瓦大學講座教授，伊利諾伊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新聞系教授，美國《傳播》雜誌主編，美國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協會、美國新聞記者協會主席等職。主要著作有：《作為文化的傳播》（1989年）、《轉變時代觀念》（1992年）、《電視與新聞》（1988年）、《詹姆斯·凱瑞：一個批判性讀者》（1997年）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