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德全

原名何正傑。1897年9月5日生於湖南省長沙縣賢塘尾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3歲喪母，4歲被迫隨姐姐沿街乞討，後給地主當長工。迫於生計，1914年投湘軍。1922年入湖南講武堂學習，後任排長。北伐戰爭時在國民革命軍第2軍任連長。後入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學習。

1930年7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並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紅3軍團第3師特務營連長、營長，第3師第10團團長，軍團特務團團長，軍團教導營連長，軍團司令部管理科科長。1934年任紅3軍團第5師15團參謀長，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高虎腦戰鬥中，曾率1個營堅守陣地，抵禦數倍於已之敵的輪番進攻，勝利完成阻擊敵人、掩護主力轉移的任務，獲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授予的二等紅星獎章。同年10月參加長征，任紅4師12團、陝甘支隊第2縱隊第12大隊參謀長。到陝北後，任紅1軍團第4師12團團長，第4師參謀長，軍團教導營營長，軍團隨營學校校長。參加了直羅鎮、東征、西征等戰役。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八路軍第115師教導大隊大隊長、獨立旅兼魯西軍區、第343旅參謀長、教導3旅兼魯西軍區參謀長。參加開闢和鞏固魯西抗日根據地的鬥爭，參與指揮樊壩、朱莊等戰鬥。1941年回延安，後任八路軍第18兵站部部長。在大生產運動中，身先士卒，率領幹部戰士墾荒種田，自己曾種出46斤重的大南瓜，受到廣大指戰員的高度稱讚。1943年冬，在延安大生產總結大會上，榮獲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簽署的“建立革命家務”獎狀和陝甘寧邊區政府授予的勞動模範稱號，所領導的第18兵站部獲生產競賽紅旗。

抗戰勝利後，他調離兵站部隨軍進入東北，任東北民主聯軍東滿護路軍司令員。1947年起任松江幹部學校校長，東北軍政大學第1團團長。東北解放後，隨軍南下進軍中南，任中南軍政大學湖南分校校長。

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南軍政大學副教育長，中南軍區公安部隊副司令員。1955年至1964年任湖南省軍區副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是中共七大代表，第四屆湖南省政協副主席。1983年3月20日在北京逝世。

延安時期，何德全擔任八路軍十八兵站部部長。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號召“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一場轟轟烈 烈的大生產運動迅速在陝北地區展開。

何德全首先帶領兵站部130多名幹部、戰士收集廢鋼鐵打了300多件生產工具，他還特地為自己打了一把重4斤半的大鋤頭，每天天還沒亮，就帶着百餘名幹部、戰士步行到延安郊外的七里鋪披荊斬棘，墾荒生產。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勞動，開墾荒地900多畝。秋收時，收穫小米78石，包穀30多石，土豆3500多公斤。用自己的雙手解決了糧食問題。

何德全是兵站部的一把手，裏裏外外忙個不停，還利用業餘時間刨了二分地種上南瓜、豆角和煙葉等。經過他精心培育，澆水施肥，第一年就獲得了大豐收，一個24公斤重的大南瓜，一根二尺多長的豆角和一片九錢重的大煙葉，被選送到邊區政府舉辦的大生產成就展覽會展出，受到廣大軍民的讚譽。為此，他榮獲了毛主席、朱德總司令親自簽發的“生產模範”稱號。

何德全白天領導兵站墾荒生產，開展整風學習，晚上還利用時間將新兵換下來的破舊衣服洗乾淨後撕成布條，再用麪糊糊打成本幫子，和夫人餘偉一道在煤油燈下做布鞋，一直幹到夜深人靜。布鞋做好後，何德全穿上便衣拿着到延安市場上去賣，當時一雙布鞋可賣到一斗小米的價錢，一年下來，夫妻倆攢得五擔小米的錢，這些錢除用一點買做布鞋的輔料外，其餘全部交公。當時，延安還流傳着“何部長賣布鞋”的故事。 ^[2] 

1949年8月長沙和平解放，何德全隨軍南下，到達長沙，被任命為中南軍大湖南分校校長。他住在長沙市文藝路一所中學的簡樸校舍內。

他惟一的親生兒子何羅生從長沙縣農村來到城裏。兒子已29歲了，惟一的要求是墾求父親給他安排個合適的工作，離開農村到城裏落户。何德全抹去淚水，深情地説：“現在剛剛解放，百業待興，找個合適的工作是不難。但農業生產也是工作，只是分工不同。你要聽爸爸的話，在農村安心生產，建設美好家園……”何羅生遵照父親的教悔，勤勤懇懇從事農業生產，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還當上了農村支部書記，領導農民進行土地改革，多次受到當地政府的表彰。

後來，何德全的長孫何樹根參加了人民解放軍，在海軍部隊服役。他曾多次寫信給爺爺，要爺爺給海軍部隊的老戰友﹑老部下説個情，幫他解決提幹的問題。何德全多次去信耐心開導孫兒，路要自己走，提幹要靠自己努力學習勤奮工作，憑關係解決提幹的事是堅決不能做的。1974年何樹根從海軍部隊復員回來，想要爺爺出面給地方打個招呼，安排個適當工作。何德全硬是不肯，反而教育孫兒要服從組織分配，並説：“參加工作和回家種田只是分工不同，沒有貴賤之分。在農村廣闊天地裏，大可施展才華，大有用武之地……”

1997年，在人民解放軍建軍70週年前夕，有位記者來到何德全將軍家———長沙縣明月村，採訪了將軍76歲的長子何羅生和51歲的長孫。

當記者問：“何老是開國將軍，一生對革命貢獻那麼大，職位那麼高，怎麼沒有帶你們進城裏工作呢？”何羅生説：“父親一生是這種脾氣，沒帶一個親朋好友進城，總是教育我們説，種田也是工作，只是分工不同。”何樹根接着説：“我從部隊退伍回來，想要爺爺出面講句話，安排個工作，被他罵了一頓。”何羅生説：“解放後，爸爸常有機會回來，每次都要看看家鄉的老人，看看周圍的農田，一有空就自己挖土種菜。那時候，農業基礎很差，他還多次拿出自己節約的津貼費幫生產隊修建豬場，搞橘園呢！他總是給我們講：要安心農業生產，農村是個廣闊天地，是大有作為的，種田並不比在城裏工作差。” ^[2] 

1961年10月初的一天，正是陽光燦爛的收穫季節，筆者陪同長沙晚報的女記者朱希倫去採訪何德全將軍。

何德全聞訊趕忙從菜地裏回來，他身着一件補了幾個補丁的舊軍服，手裏拿着一頂破了邊的草帽，全身散發着泥土的芳香，臉上流着汗水。

在簡樸的小會客廳裏，朱記者請將軍談談勤儉節約、艱苦樸素的事蹟。何將軍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説：“我這個人説不上什麼勤儉，只不過吃、穿、用，我不大講究。我穿衣服喜歡穿得乾淨、整齊，損壞不在乎，破了，只要補好就行。我身上穿的這件衣服是1955年發的戰士服，已經補了十幾個補丁了。近兩年，本來可以領到三套夏裝，我只要了一條褲子。公家發的將軍制服也只是在節日裏穿一穿……”將軍從卧室裏拿出了一套已經洗白了的舊軍棉衣説：“這是1953年在廣東時發的，雖然已經很破舊，但只要把它補好，還可以穿幾年哩。”我們看到將軍的卧室，牀上鋪的仍是部隊發的白色牀單，綠色被子疊得稜角分明，幾乎同連隊士兵一樣。一頂用了多年的蚊帳，我們數了數共有補丁17處，如果不是親眼所見，真是難以相信！

朱記者又問：“何老，聽説您很少買菜，都吃自己種的，是嗎？”這下子可把何老的話匣子打開了：“菜還用買？自己種的還吃不完哩，今年我種的南瓜收了1200多斤，還種了些糧食，收穫也不少，如麥子130斤，各種豆子60多斤，高粱120斤，另外，還收穫幹煙葉2斤多……”

這時將軍夫人餘偉上校插話説：“1956年春天，何老開荒種菜時，在草叢裏發現幾棵茶樹，葉子已經焦黃，他細心培養，如今……”她指着窗外的四棵茶樹説：“從此，我們可以吃到自己親手做的茶葉了，每年能收四次，每次可收幹茶葉三斤多。”

1961年10月17日，長沙晚報頭版發表了這次採訪———《延安精神永放異彩》，報社編輯部還配發了一篇短評：《上了一堂生動的課》，對何德全將軍勤儉清廉的事蹟給予很高的評價，號召青年學習老一輩勤儉節約、艱苦奮鬥的延安精神，戰勝當前的困難。

也許有人會説，何德全堂堂將軍，戰功赫赫，在生活方面何必那麼寒酸、吝嗇。人們也許不知道，將軍對自己和家人要求很嚴，從不亂花一分錢，但他把勤儉節約下來的錢都用在最有意義的事情上，一是支援家鄉集體農業生產，每年他都要花一筆錢，幫助家鄉購買糧種、化肥、農藥，修建集體豬場、搞橘子園等，二是支援農村貧困家庭子弟上學和烈士孤兒讀書。他先後資助了11個孩子讀書，他把愛深深地注入到了孩子們的心田。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