伾山大佛

伾山大佛開鑿於十六國後趙時期，距今1600餘年。高22.29米，為善跏趺座式的大型彌勒佛像。其開鑿年代比樂山大佛早400多年，高度比龍門大佛高5米有餘。因此，被專家稱為“中國最早，北方最大”的大型摩崖石佛，大石佛造型古樸，線條遒勁，風格雄建，反映了早期造像的藝術特點，與北魏後期尤其是隋唐造像的清秀勻稱風格大不相同，是我國佛教造像史發展中留下的典型範例。其歷史、考古、宗教、藝術價值早已引起專家學者的高度重視。被旅遊界列為精品王牌。

為什麼這裏會有這麼高峻的佛像？傳説當年黃河從大伾山下流過，河水經常暴漲，沖壞堤壩，淹毀莊稼、鬧的民不聊生。彌勒佛不忍心看着黎民百姓受苦，就駕祥雲來到大伾山，發功治水，河妖紛紛逃匿，河水又歸了東海。羣眾稱其為“鎮河將軍”。為保護佛像，北魏時修建了大佛閣，建天寧寺，明代重修大佛樓，就有了今天“八丈佛爺，七丈樓”的奇觀。

“八丈佛爺七丈樓”，對於許多未曾領略過大佛風貌的人來説，這句話很費解。不過到了近前，你就明白了。原來，大石佛底部低於樓房底座兩米多，所以佛爺雖然住在樓裏，個頭兒卻比樓高。

伾山大佛位於河南省浚縣城內大伾山東部的天寧寺院內。

伾山大佛開鑿於十六國後趙時期，距今1600餘年。摩崖大佛依山而鑿，面向黃河，通高21．33米。大佛為坐式彌勒大佛像，左手扶膝，右手施無畏印（代表除卻痛苦的意思）。摩崖大佛附近，現存歷代摩崖石刻三百多塊，包括北魏石獸，唐代“大山銘”、千佛洞石窟、王陽明的《大任山詩》等。摩崖大佛及石刻大體保存了南北朝時期原樣的大佛像，同時也保存了北魏到明代大量珍貴的石刻、碑銘和石窟，具有深厚的文化內涵和較高的歷史研究價值。

國家級一級重點保護文物

浚縣伾山大佛是一軀善跏趺坐式大型彌勒佛像。面龐方頤，豐滿適中。目平視，唇緊閉，挺兩肩，表情莊重。左手覆膝，右手曲肘前舉，示無畏印。坐四方墩，腳踩仰蓮，腳面平直，五趾平齊。《準敕不停廢記碑》載：大石佛“首簇連珠，肩偎合壁”。今大石佛系螺髻髮式，披雙領下垂式五彩方格袈裟。?

大佛鑿於十六國後趙主石勒時期，距今已有1600餘年歷史。據《浚縣誌》載，大石佛系依佛圖澄之言而鑿。佛圖澄是天竺高僧，晉永嘉四年（310年）來中國傳教，以幻術騙取後趙主石勒信任。東晉大興二年（319年），石勒建都襄國（今河北邢台西南），疆域轄今河南、山西、陝西等地，為十六國中疆域最大的國家。佛圖澄藉助石勒勢力，大興佛寺。黎陽是後趙重邑，興佛寺當在其列。

大佛俗稱鎮河將軍。當時，古黃河流經大伾山之東，水患頻仍，為害黎陽甚烈。人民苦於水患，卻又無力抗拒。“鑿大石佛以鎮河”，迎合了廣大人民的宿願。鑿石佛是一件浩大工程，後趙時期是不可能全部完成的。大伾山東崖有明代盧象升題大石佛詩：?

孤山突兀起層巒，石壁菩提玉掌寒。?

拂磴蒼虹千歲老，襟流匹練幾回湍。?

禪光若共林光隱，法界應同下界寬。?

應是巨靈曾劈處，芙蓉覿面切雲看。?

1984年4月，國內一些專家蒞浚考察大佛，一致認定，浚縣大石佛是“全國最早、北方最大”的一軀大型摩崖造像，因而，伾山大佛也成為了國家級一級重點保護文物。關於大佛的身世之謎近年來受過國、內外各大媒體，聯合文物專家考察組跟蹤報道，曾多次被CCTV-10走進科學欄目連續播出報道。

伾山大佛象徵着古黎陽的繁榮，鑑證了浚縣今天的繁榮昌盛，更成為了浚縣一重要標誌。

面朝東方的神秘隱喻

三月的大伾山一片爛漫。在淺粉桐花與青嫩榆錢的掩映中，高與崖齊的伾山大佛面容肅穆，無比莊嚴。“這是一座真正的大佛。”回憶六年前參加工作時第一次見到大佛時的情形，浚縣文物旅遊局宣傳科科長馮宇震撼依舊。

這座比龍門石窟的盧舍那大佛還高5米的趺坐式彌勒佛，頭部螺發，面方頰圓，略呈梯形；平視的目光，緊閉的嘴唇，讓面部的表情更加凝重。而其坐姿，也很莊重：身披五彩方格袈裟，坐在四周方墩上，足踏仰蓮，五趾平齊，腳面平直。其左手扶膝，手心向下；右手曲肱前舉，手心向外。

大佛這種周身散發出的威嚴與肅穆，讓馮宇想起以往所熟悉的彌勒佛，那種大肚盤坐、喜笑顏開的模樣。為何伾山大佛的模樣如此迥異？

顯然，從風格上，如此塑造，似乎隱含着一個迥異常態的神秘隱喻世界。這個神秘隱喻，自然讓人想起它的朝向問題。與一般的坐北朝南的大佛相比，伾山大佛卻是坐西朝東。這種朝向，是否與大佛的身世有關？

馮宇瞭解到，在當地百姓口中，人們一般把大佛叫做“鎮河將軍”，那用意十分明顯——這座大佛顯然是為鎮壓水患所造。這與鑿於岷江、青衣江、大渡河匯流處的四川樂山大佛功用相同，皆是為民禳災祈福的產物。

歷史上，浚縣曾被稱為黎陽縣，黃河流經大伾山東側，而黎陽則是地扼黃河渡口，居四方交通要衝。黃河自古為害河，在豫北地區尤甚。

但問題是，大佛是在什麼年代雕成，又是誰用如此完美的想象來對抗奔騰不羈的黃河？

爭論中的蛛絲馬跡

這彷彿是一道謎題，橫亙在古往今來的爭論中。

1983年剛進入浚縣文物旅遊局工作的張富民，開始面對這個謎題，如今25年過去了，已成為副局長的他依然要面對這樣的爭論。

爭論的焦點，在於大佛的建造並無確切的關於自身的歷史資料留下，只能根據零星的資料判斷。

張富民説，關於大佛的雕造年代，古人就有不同的説法。

説法之一，是在元代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著名文學家王惲在大伾山遊玩後所寫的《遊東山記》中，認為“其鐫鑿本末，以寺石麟考之，為高齊所造無疑”。王惲的根據是大佛所在的天寧寺門前石獅的雕造風格，根據石獅的雕造風格判斷大佛是在北齊時代所建。

而在明代崇禎七年（公元1634年），浚縣知縣張肯堂主修的《浚縣誌》中，文物部門發現有“石勒依佛圖澄之言，鏟崖石為佛像，高尋丈，以鎮黃河。拓跋魏覆以重閣，元末毀於重兵”的記載。

查《十六國春秋·後趙錄》，石勒為羯族人，是十六國時代後趙的皇帝，這無疑意味着大佛是後趙石勒執政時期（公元328年~公元333年）所建造，顯然這個時間要早於北齊時代。

公元319年，石勒始稱趙王，並開始大興佛教，在其死去之前的10年間，後趙對外已基本沒有什麼戰爭，處於短暫的較為安定的環境中，開鑿大佛完全有成熟的條件。

遺憾的是，這兩種説法，前一個只是一個推測，沒有確切的出處；而後一個，雖有因有果，也同樣沒有引出證據的出處，都是不足以作為憑信的文獻。

史料尚存疑問，能否從大佛自身的雕造手法與風格上看出蛛絲馬跡？

文物部門的工作人員對大佛進行了仔細的觀察，發現其自身設計更是迷局一團，從不同的部位看，時代特徵也不一樣，有的是早期的，有的是晚期的，這更加深了其對人們的迷惑性。

從大佛的形體來看，其方墩座、平挺肩、長脖頸、平板腳，這些特徵應該屬於北魏早期甚至更早的時期,特別是腳踩仰蓮，在全國雕造的大佛中還是獨此一例。

大佛面相方圓，兩肩齊亭，身軀渾厚，着雙領下垂式袈裟，胸部平直，腿上有雙陰線衣紋，都直承雲岡石窟第19窟西耳洞依坐佛的風範，而後者則造於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

這種雙領下垂袈裟的服飾風格，無疑是北魏太和年間服飾改革以後的形象。

從其頭頂的“髻珠”、腿部和頸部的圓刀法衣紋來看，卻是唐代的風格；而其頭頂的“寶嚴”及其周圍的螺發，則又是明代的風格。

大佛自身形象如此“混亂”，使得文物工作人員很難窺探到其原來的完整風貌和具有時代特點的雕鑿技法，給識別其雕鑿年代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困難。

為何專家的判斷出現如此的差異，是否大佛設置的其他不為人知的迷局欺騙了專家的眼睛？

1990年9月，浚縣文物部門開始對大佛進行整修和加固，他們將大佛身上外敷的明代彩色泥皮剝掉，才顯露出大佛的廬山真面目。呈三角形的輪廓，似是比例失調，表現出早期造像的不成熟性。

浚縣文物部門幾次邀請專家學者考察座談。

在第一次座談會上，專家們就提出了關乎大佛身世的一個重要問題：為什麼大佛的時代特徵是“兩頭（頭和足）早，中間晚；輪廓早，細部晚”？

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證明大佛不是一氣呵成的，而是先鑿出了一個輪廓，後世接續完成。也就是説大佛是經過幾個朝代才竣工的。“開鑿偌大的石佛像，不是十幾年的時間可以完成的。”與會專家分析説。

假如大佛為後趙所鑿，在後趙期間，不可能全部完工，因為後趙較為安定的局面只在石勒死去之前的10年時間。石勒死後，子弘繼位。不到一年，弘被石虎所殺。石虎窮兵黷武，發動戰爭數百次；幾年後，石虎被殺，18年間黎陽歸屬更易五次。在這期間，統治者均無暇顧及修佛；直到北魏佔領，佛事大興，大佛才有繼續修造的可能。

這樣一來，大佛的坎坷身世可見一斑：鑿於後趙，至前秦或遭破壞，北魏繼續雕鑿，唐時加工細部，元末毀於兵火，明時又塑以外身泥皮彩繪。

在專家的座談和研究中，都注意到了一通極其重要的碑刻，這通碑刻就是“黎陽大伾山寺（即天寧寺）準敕不停廢記碑”。

此碑為後周年代所刻。在該碑碑文中，有“以茲山之足為佛足矣，以茲山之頂為佛頂焉。有缺落碑銘，載相續月日，儼三十二相，亦四五百年”的記述。

河南省石刻藝術專家呂品對此分析説，“三十二相”即佛之三十二妙相，也指佛的泛稱，這裏即指大佛；“亦四五百年”應指的是大佛距後周顯德五年（公元958年）的約略年數。按五百年向前推算，應該是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按四百年推算應該是北齊文宣帝天保九年。而北魏文成帝造像的重點在雲岡，不可能在黎陽；北齊文宣帝活動的中心在鄴城，造像的重點在鄴城西邊的響堂山。受其影響，離鄴城不遠的黎陽官吏商紳在大伾山造佛，也就順理成章了。所以可據此斷定建造時間當在北齊。

在論證的過程中，有人想起在天寧寺前，曾經有一對石獅，即元代文學家王惲所誤認為的石麟。

專家考證後認為，這對石獅既不似北魏石獅風格，也不像唐代的獅子類型，在雕造技巧上繼承了東漢石獸的某些手法。從整體形象上看應該是北齊時代的作品，也就是説它應該是和大佛同時代雕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