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繼延

姓名：伍繼延

性別：男

國籍：中國

籍貫：湖南湘陰縣

出生年月：1964年

著名的商會活動家、湘商文化旗幟人物、成立湖南異地商會第一人 ^[2] 

1964年出生於湖南省湘陰縣；

1992年9月下海創業。

2002年底發起最早的異地湖南商會重慶市湖南商會，出任會長；

2006年4月在重慶發起召開“首屆全國湖南商會聯誼座談會”，成立“全國湖南商會協作聯誼網”並擔任召集人；

2007年9月26日在首屆湘商大會發起《湘商宣言》；

2008年6月擔任中國傑出湘商評選組委會主任；

2009年5月成功組織“2009湘商尋祖”活動，2009年9月第三屆湘商大會期間組織千餘名天下華商赴韶山參訪並主持發佈《湘商韶山倡議書》。

2010年後主要從事民間商會和商業文化建設的實踐探索和理論探討；

2012年6月與徐志頻合著的《湖南商人》日文版在東京正式出版發行；

專著《在商言商？》2013年11月由中國社會出版社在北京公開出版發行。

2008年被提名為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社會人物；

2009年被評為“湖湘文化100位名人”； 被文化界、傳媒界定義為“湘商文化創始人”、“商會活動家”。

現任中國湘商力量總評榜評委會主席、北京湖南企業融資投資商會會長、清華大學新百年基金理事、湖南大學校友總會常務理事、湖南湘商文化投資公司、北京華商天下文化公司董事長等。

2014年2月，伍繼延發起籌備全球性的湘商文化促進會。

2014年1月蒞臨東莞市湖南婁底商會，並與東莞市長安上名模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東莞市湖南婁底商會會長李啓尚等商會副會長以上人員舉行簽名售書儀式。 ^[1] 

《在商言商？湘商文化與現代商會》是《湘商崛起》系列叢書的開篇力作，由中國湘商文化首倡者、商會著名活動家伍繼延先生完成了一部紀錄湘商發展歷程的鴻篇鉅作。

伍繼延先生自2003年創建第一家湖南商會開始，一路披荊斬棘，傳播湘商文化，發揚湖南精神。他對於湘商的發展、商會的建設、商業文化的建立等，都有深切的感悟。

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對物質具有能動的反作用，當工業文明時代發展到一定階段，物質漸漸能填飽人們生產、生活的胃，精神層面上的需求就會凸顯出來。正如《在商言商？》所説，工業文明時代需要的不只是單純的GDP等數據的拔高，更需要同步注意商業文化旗幟的高揚。本書結合作者創建第一家民間湖南商會的經歷，深入淺出地提出“湖湘必須從湘軍向湘商轉型”理念，並批判性地指出“傳統商幫已死”，先抑後揚推出商業文化建設的迫切性與必需性。與其説《在商言商？》是一本商人説商事的書，倒不如説它是一本愛國者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金玉良言。《在商言商？》事例詳盡，説理透徹，剖析深入，以睿智精煉的語言講述工業文明時代對商業文化的召喚。 ^[3] 

自2003年伍繼延創辦第一家異地湖南商會―重慶湖南商會，到2013年正好是十年了。自王躍文2006年底發表“尚需時日話湘商”，到2013年也7年了。為總結湘商十年發展歷程，伍繼延創作《在商言商？―湘商文化與現代商會》，並於2013年11月25日在長沙舉行首發式。

該書以“92派”獨有的理想主義情懷，觀照其跳出體制下海經商數十年來所見證的中國商業文化演變歷程，以湖湘文化為源頭，深度解讀湘商文化基因，並結合其商會建設2003-2013年十年的獨特經歷，剖析傳統商幫文化的弊病，思考現代商會建設的難點和突破口。

古代十大商幫為什麼沒有“湘商”？現代湘商的歷史從哪裏開始？“明清第一古商城”洪江古商城作為古代湘商祖源地的標本意義何在？誰最早提出“湘商”這個概念？第一家湖南異地商會是如何創辦的？為什麼説“商幫當死，商會當立”，傳統商幫如何向現代商會轉型？伍繼延在本書中都做了精彩的解讀和剖析。

該書是第一本全面闡述湘商曆史文化以及介紹湖南商會發展的著作，也是“湘商崛起”叢書的開篇之作。“這是湘商文化的奠基之作，必將開啓國人對湘商這個羣體的重視和關注，以及對湘商文化這個領域的研究熱情。”主張“用湘魂武裝湘商，由湘商再鑄湘魂”的原湖南省社科聯主席鄭佳明認為。

本書書名《在商言商？―湘商文化與現代商會》，在封面上，這個“？”非常醒目。伍繼延解釋：在商業圈子裏，“在商言商”已經耳熟能詳。但是，商人絕對不僅僅是賺錢的工具，“在商言商”遠遠不夠，這也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商人有所欠缺的地方。湘商，一定要有自己的商業文化、倫理道德，也要有自己的商業組織―商會。成熟的商業文化，和健全的商會組織，是和諧社會的重要保證，也正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該書從伍繼延自己下海南經商開始，中間經歷重慶直轄後的從商以及開創第一家湖南異地商會，到後來如火如荼召開湘商大會、開展湘商事業，一直到提出傳統商幫如何轉型為現代商會的命題。

第一章《逐日天涯：92派的理想與誘惑》，伍繼延罕見地披露了當年他和地產六君子交往的故事

89年我所在的海南改革發展研究所，就是一個10多個人的單位，成材率非常高。海南中改院院長遲福林當時是海南體改辦副主任兼所長，馮侖是主持工作的常務副所長。我是信息部的負責人，王啓富是辦公室負責人，潘石屹是我們下屬公司的常務副總，易小迪當時是人民大學的碩士研究生，到我們單位實習，準備畢業就來的。

當時我憑我個人對他們六個人的直觀感覺，分別取了外號。比如説馮侖，我給他起了外號叫“馮賢達”。在我的感覺中間，他始終是個社會賢達。給王功權起的外號叫“王老財”。因為王功權是學管理出身的，有認死理的習慣，管理比較認真、規範，在當時來講，我們還是不適應的，所以我認為他很摳門兒，是個老財。

當然王老財不服氣，問我他怎麼是老財，應該説潘石屹才是老財。我給潘石屹取了外號更好玩，叫“偽君子”。為什麼叫偽君子？因為潘石屹看起來是一個謙謙君子，但是骨子裏是一個商人，事實也恰恰證明了這一點：不管是馮賢達還是王老財，最後在商業上都不如潘石屹這個“偽君子”。

易小迪，我當時給他起的外號叫“好孩子”，我覺得易小迪是個中規中矩的人，一直還是守着原配過日子。王啓富呢，我給他起了一個當時聽起來不太好聽的名字叫“土包子”，土裏土氣，現在看來啓富倒是本色不改，偶爾還騎個自行車，遊一遊運河。 ^[4] 

十年的下海實踐，伍繼延敏鋭地認識到，“在自由的市場和集權的政治之間，存在一種空白，必須要有一箇中間物將其連接起來，而這個中介最有效的就是商會組織。”以社會組織形態存在的商會將會是和諧社會建設和發展的必要的經濟與社會力量。從2003年開始創建重慶湖南商會，伍繼延一直在為湖南商會的建設奔走呼號，經過五年的努力，湖南異地商會的發展朝氣蓬勃，湖南商會已經在全國遍地開花了。有了這樣的基礎，“湘商”終於從概念走向了實質。

“掙脱幾千年封建獨裁的精神枷鎖”，“脱離近年來原始積累急功近利的低級趣味”，“超越‘一個湖南人是條龍、三個湖南人是條蟲’的性格宿命”，這是伍繼延創辦商會的基本出發點。

“湘商最重要的資本是湖湘文化，是湖湘文化所賦予的心憂天下的責任意識、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經世致用的務實風格、兼容幷蓄的開放心態和實事求是的誠信作風。”商會以一種高度社會化的組織形式，把一種文化精神作為一種必不可少的元素，融入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和諧社會的建設之中。

伍繼延給自己的人生定位是“我曾經是市場經濟的建設者，這個工作現在還在做，但現在我把更多的時間放在了和諧社會的建設上，是一個和諧社會的建設者”。 “市場經濟是給中國的經濟發展指明瞭方向，徹底改變了中國一窮二白的面貌；而和諧社會則指明瞭中國在經濟轉型之後的社會轉型的方向。和諧的社會，和諧意味着多元、共融的一種社會形態，也意味着這個和諧社會必須建立在社會組織高度發展的基礎上，而商會正好是這樣一種社會中介組織。”

在伍繼延的心中，商會組織者是自己作為一個和諧社會的建設者身份的最好體現形式。

“市場經濟、多元社會、自由新聞、民主政治”四位一體的全面復興，這是伍繼延一直在努力實現的目標，也是伍繼延心中這個社會應該達到的最佳狀態。這是一條漫長而崎嶇的道路，需要經過幾代人不斷努力才能實現的宏偉目標。

在推動商幫建設的道路上，積極籌備商會的第一步路，伍繼延已經走成功了。在市場經濟全球化基本成形，而多元社會剛剛起步的今天，伍繼延對自己未來人生的目標，有一個清晰的規劃。他大致歸納為以下三點：第一，湘商要崛起；第二，依靠湘商崛起推動湖湘文化的全面復興；第三，如果新的復興可以實現，將為中華民族的復興作出貢獻。

湘商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獨立羣體，在湖南經濟社會發展中，扮演的不僅是一個富有活力的推動角色，更是湖湘文化第三次復興的先驅。 “湖湘文化新的復興，一旦成為現實，也就意味着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和世界和平做出了新的巨大貢獻。” ^[2] 

他喜歡薩特，但他更喜歡毛澤東。

在追求自由的同時，他更渴望追求高尚、神聖甚至偉大。

為追逐自由和夢想，他像親歷中國改革開放30年鉅變的許多人一樣，不停遷徙和自我流放。

他立志為理想逐日天涯。

他由衷地感謝這個偉大的時代。

伍繼延遞上名片介紹自己。名片上的頭銜足有六個之多：湖南湘文化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清華大學重慶校友會副會長、重慶湖南商會創始會長……同時附有湖南、北京、重慶三地的辦公地點及聯繫方式--他將名片的功能發揮到了極致。

然而，名片上卻無法顯現伍繼延自我流放海南的那段歷史，這不能不説是一個遺憾。

那一段，正是他人生最重要的階段。海南，是被他稱之為經歷男孩向男人蜕變的地方，也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自我流放地和自動遷徙地。在海南的歷練，為他後來的故事奠定了基礎。

從履歷上看，在1988年之前，伍繼延非常主流。

伍繼延，1964年出生於湖南省湘陰縣。1979年考入湖南大學少年班；1983年畢業於湖南大學計算機科學系並留校工作，1984年入黨，先後擔任湖南大學團委宣傳部長、教職工團委書記等職；1988年研究生畢業於清華大學社會科學系後赴新建立的海南省委工作，1992年下海。

生長於偉人的故鄉，伍繼延深受毛澤東的理想主義的影響。他曾為自己成為一名人民教師而感到無尚光榮和自豪，“作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我隨時準備燃燒自己照亮別人”，伍繼延很認真地告訴記者。

雖然主流，伍繼延卻並不安分。偉人身上的革命與反叛的基因同樣對他影響頗深，確切地説，這樣的基因在他們那一代熱血青年身上普遍存在着。伍繼延是他們其中的一員。青年時代，他們熱愛自由，大多還是薩特的崇拜者，卻處於一個有着頑固束縛傳統的國度。他們有着強烈的擺脱束縛的慾望，與彼時全國上下躁動的改革情緒暗合與呼應。

於是，哪裏率先列開了改革的口子，哪裏流淌着自由呼吸的空氣，哪裏就有蜂擁而至的熱血青年。上世紀80年代初的深圳如是，上世紀80年代末的海南亦如是。

他們伴隨着一個民族，一起走上遷徙之路。

1988年，伍繼延從清華大學社會科學系畢業後，直接奔赴一片讓人沸騰的熱土海南。

那一年，鄧小平一句“我們正在搞一個更大的經濟特區，這就是海南經濟特區”的號令，讓那些自認“真理在手，豪情滿懷”的有志青年，倍感歡欣鼓舞。海南建省辦大特區的消息一出，大量的人才便向海南涌來，“十萬人才下海南”這句話是對當時各路人馬奔海南的一個形象的比喻。號稱十萬，其實，當時到海南去的人遠遠超過十萬。

伍繼延和他的豪情滿懷的同伴們從北京出發，乘火車到廣州，再換乘船來到了海南。“當我們早晨醒來，到甲板上，陽光燦爛，沙灘、椰樹，還有新鮮的空氣，感覺到自由真好。”這是一次自由選擇和選擇自由的活動。那時候，初到海南的人都感覺到了自由的空氣。

伍繼延和他的同伴們主要被分配在國家機關和國企、大學。“許多人是本單位有史以來第一個清華畢業生，自然是大有希望了。”伍繼延在海南省政府裏任職，成為了一名推動體制改革的官員。時年24歲的他躊躇滿志，希望推動制度的變革，來造福更多的民眾。那時候，海南政府裏面有很多像伍繼延那樣的人，他們年輕，精力過人，受過良好的教育，富有進取心和開拓精神，思想方面沒有或很少條條框框的束縛，後來他們推出了很多大膽的改革措施。

“待我們剛剛適應海南的種種特色，渴望大幹一番宏圖偉業的時候，國家為防止經濟過熱採取‘緊箍咒’”。“特區不特，我要回家”的口號在曾經的熱血人才中悄悄流傳。海南向何處去？我們向何處去？伍繼延們陷入困惑和迷茫。

時間很快來到了1992年。那一年春天，鄧小平異乎尋常的南巡旋風席捲整個中國，不但在政治上造成了空前的震動，同樣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敏鋭的人們嗅到了其中巨大的商機，全國瀰漫的都是發財的慾望和衝動。

這一輪的經商潮對中國官員的衝擊最大。按照國家人事部事後的估計，這一年辭官下海者有12萬人，不辭官卻又投身商業的人超過了1000萬！

“那是一種巨大的誘惑，大批的知識分子，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選擇了‘下海’”。伍繼延也“下海”了。為從實踐中去對自己追求的東西做一個證明也好，為金錢上的追求也好，反正無論如何，伍繼延們覺得“下海”就是去做成所有你想做的事情。“每個人都有一大套想法，每個人又都編了一大套説詞。而所有的這些理論思想，可以通過做一個企業，面向市場，在市場競爭中贏得發展。” 伍繼延回憶説。

離開體制，伍繼延成為一個房地產商，“做房地產，説偉大點就是搞城市建設，説難聽點就是炒地皮。”伍繼延喜歡時不時地自嘲一下。他將這一次的選擇，稱之為一個男人的轉變。“最基本的轉變，就是所謂三十而立。我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一些基本東西。”

這個基本東西里邊，當然也包括了最最基本的經濟基礎。他掙了錢。與他一撥在海南搞房地產的那些人，有的成了日後中國赫赫有名的房地產大鱷。

有了錢之後，伍繼延開始反省自己，“一下就到了三十歲，到底該做什麼，於是我又開始覺得自己有使命，不應該為賺這點錢做生意。”他究竟成不了一個徹底的商人，或者説他從來就不甘心只做一個商人。如果説上世紀90年代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對整個中國的影響是徹底的，那麼，深受80年代理想主義和啓蒙主義思潮影響的那一代人轉變得始終不那麼徹底。成為商人，擁有財富是他們的理想之一，但不是唯一理想。

在這樣一個轉變上，伍繼延是最不徹底的一個。“從商以來，我透過錢眼看到了扭曲的人，而別人透過錢眼看到的也不是我，而是錢。當商人成為社會主流的時候，我不清楚這究竟意味着進步還是墮落。”作為商人，他這樣懷疑和評價商人，“我覺得經商和做‘小姐’有點相似：首先都是為了錢，其次都是在出賣自己，只不過她們出賣的是自己的色相，而我出賣了自己的智慧。但最終我們都還是要從良。現在的我不過是淪落風塵。”

“從良”是他希望的歸屬，但“從良”之後要幹什麼，他並不太清楚。但大多數有點理想主義者色彩的人都渴望充滿高尚、神聖甚至偉大的追求，至少在他看來要比“商人”高一點的追求。

1994年，中國經濟全面過熱，全國掀起了宏觀調控風暴，海南熱潮漸退。就在這一年，伍繼延離開海南，開始第二次自我流放。這一次的目的地是美國。“我去美國留學的目的，是想了解世界。我自己覺得對中國的瞭解已經到了一定程度，但我還不知道世界什麼樣子。”

在美國的日子並不太長，1996年又回到了國內。當然，後來他還經常在美國或別的國家之間進行短暫的自我流放，説是體驗全球化的生活。

那一段時間，他寫了一本書，叫《逐日天涯》。他給這本書留了一個尾巴，是關於“迴歸”的。但那時候，他還找不到“迴歸”的路。

重慶即將直轄。經驗豐富且嗅覺敏鋭的伍繼延嗅到了其中的機會。人們將伍繼延們稱為中國社會變革中最敏感的小老鼠，因為在地震之前，老鼠是反應最快的，老鼠在前面跑，人反而反應遲鈍。

1997年，伍繼延邀了幾位朋友，自己開車從北京向重慶進發，此舉僅僅是要親身體驗“蜀道之難”的意境。第一次重慶之行，並沒有留下太好的印象，伍繼延對重慶的投資軟環境產生懷疑，感嘆“蜀道難”其實難在思想觀念的落後、管理水平的低下。

第二次到重慶是1997年的10月。100多名商人組成的全國工商聯“光彩事業考察團”抵達重慶進行投資考察，伍繼延也在此列。“但大多數投資者來了又走了，他們對重慶的形象比喻是‘天空中到處都是飛機，但就是找不到着陸的跑道’”，而伍繼延站在到處堵車的重慶街頭，得出一個結論：重慶的基礎設施太差，與直轄市的身份極不相稱，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應該大有可為。於是，他留了下來。那是他的第三次自我放逐。

重慶正在發生的正是2003年前伍繼延在海南所經歷的，這一切使他都顯得駕輕就熟，胸有成竹。其中，他在重慶的投資最為人樂道的是所謂的“五黃路現象”。

1998年，伍繼延的公司在重慶投資建設北部新城第一條五黃路，54米的寬度使它成為重慶市區最寬的馬路，並發展成為今天的中央居住區。“這在重慶樓市中也許存在着某些範本意義”。儘管如今的五黃路車水馬龍，但在伍繼延看來，五黃路上現在只有兩輛車：一是為名、一是為利，而這條路上，這兩輛車幾乎都達到了目的。

然而，商業上的成功並如料想的那樣給伍繼延帶來巨大的滿足。他對自己的社會角色始終懷疑，並且越來越強烈。

確切地説，這種懷疑從離開體制的那一天起就已經存在，這種感覺對於一個負有社會理想並渴望崇高的人來説可能來得更強烈些。人縱然嚮往自由，但終歸是羣居動物，渴望組織的認可，尤其是在功成名就之後。

困惑了很久，他似乎找到了感覺。2002年底，伍繼延牽頭，在重慶開始籌建註冊重慶湖南商會。“隨着市場經濟的興起，一大批民營企業興旺發達起來，很多人都感覺有種脱節，沒人管，沒人理，很多事情都不方便。也就是説，政府的管制和市場發展存在脱節，當我們開始意識到這些問題的時候很困惑，中央也意識到這個問題，商會既不是政府這樣的政治組織，也不是企業這樣的市場組織，它是處於政府和市場之間的社會組織。”從事新社會組織的創建，伍繼延已經樂在其中。

眼下，他把全部精力轉移到商會組織事業上面，並因此成立了一個湖南湘商文化投資有限公司。他希望通過自己文人的知性和商人的敏鋭，在大湖之南，凝聚起天下湘商，並使湘商崛起影響天下。

不久前，首屆湘商大會在長沙舉行，為湘商概念奔走呼號、在各地湖南商會之間牽線搭橋的重慶湖南創會會長伍繼延，自然同時進入政府和民間組織的視野。他説他終於找到了組織，找準了未來事業的定位。

他管自己叫和諧社會的建設者，他已經不只是市場經濟的建設者了。儘管他曾經留長髮、穿長袍，在外表上儘可能地表現出對社會主流的叛逆和不同，但骨子裏卻並沒有什麼不同。他很聽黨的話，熟背十七大報告精神；他也很聽當地政府的話，他做的事情儘可能地順迎當地政府的發展思路，並最大限度地服務於當地政府。他由衷地感謝改革開放這個偉大的時代，給予了一代人自我遷徙和自我流放的自由，併為一代人創造了追逐夢想和追逐幸福生活的機會。

可以作出判斷的是，最後的這個一定是真心的。因為伍繼延們是偉大時代的最大受益者。一個將個人的夢想與社會的夢想聯繫在一起的時代，使一代人在思想的遷徙中找到依歸。

伍繼延把這個叫做迴歸。流放者歸來，是他建議的題目。

伍繼延還記得當年海南流浪歌手流行的一首歌，歌詞的大意是：誰願意離開自己的家，誰願意浪跡天涯，只因為要尋找自己的夢，只因為種子要發芽。

逐日天涯之後，他找到了回家的路，並已經有了一個不願離開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