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特伍德的雕像

自序：第三個家庭

枯樹會説話

教堂

公羊

坐禪入門

兩公分

熊貓來敲門

微笑

兄弟約定

伊斯特伍德的雕像

我已有兩個家庭

一個是老婆和女兒

一個是我創辦的北京讀圖時代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2009年1月26日，舊曆大年初一

我突然又想創建自己的第三個家庭

小説裏的主人公是這個家庭裏的成員

小説裏的場景是這個家庭牆壁上的畫面

其實我在1993年就有了這樣的夢想

那一年，我鐵了心從出版社辭職

唯一的本錢就是青春的身體和對文學的熱愛

寫吧！寫吧！不問結果，寫吧！寫吧

《北京情人》、《女人俱樂部》、《方壺》

三個長篇。1994年同時出版。那年我25歲

25歲的我又有了成為出版商的機遇。

人生就是一場場選擇啊！

我選擇了出版，已15年

沒什麼好後悔的！

如果不把寫作筆記整理出來，

這和動物生個死胎有什麼區別？

“你寫吧！就按你的方式寫！沒問題！”

這是好哥們邱華棟對我説的話。

其實每個人都需要信心和鼓勵的！

四十歲的我又想上路了。

《伊斯特伍德的雕像》、《悲傷盡頭是温柔》、

《槍裏槍外》、《魯迅的鬍子》、《旗袍上的蘇菲·瑪索》、

《老土匪回憶錄》、《火燒牡丹亭》、

《女人胃》、《圖武士》、《野兔戀上牀》、

《二泉不映月》、《謀生的孩子》……

我把幾大本寫作筆記當成一把槍，

我只把槍對準我自己！

短篇小説鬼才蔣一談 ——讀蔣一談小説集《伊斯特伍德的雕像》

作者：洪燭

蔣一談曾經寫詩，其實他仍然寫詩。他骨子裏就是個詩人。他最近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小説集《伊斯特伍德的雕像》,我是當作“詩人小説”來閲讀的。

自“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詩人小説”堪稱一種小傳統。僅僅憑着那部散文詩集《野草》，魯迅在我眼中就是個大詩人，他的小説也是“野草”，在《野草》的基礎上長出的“野草”，以野火為燃料、《野草》為肥料而春風吹又生的“野草”。新時期三十年，領風騷的小説家裏，且不説賈平凹，張承志、阿來等都曾經寫詩，以詩成名又轉寫小説的，就有韓東、朱文、張小波、邱華棟、伊沙、吳晨駿、周瑟瑟、吳茂盛等一長串名單，直到80後的“北京娃娃”春樹，也是左手寫詩右手寫小説。放在這樣的背景下來解讀蔣一談的《伊斯特伍德的雕像》，會有更多的發現。

詩人給小説帶了什麼？這是個問題。我試着回答一下吧，最重要的是帶來了詩意，或詩化的思想。正如尼采等詩人哲學家使“詩化哲學”的出現成為可能，詩人小説家創作出“詩意小説”，使小説的一部分疆域變得詩化了。其次，詩人的入侵，為小説界注入更多的探索精神與創新意識。白話文運動以來，中國的新詩一直姓“新”，詩人的腦門上都刻着“新”字，小説界卻常常忽略這個字，這個字其實是文學的真理與聖經。當小説的文體停滯不前時，會有好事的詩人看不下去了。越界過來用鞭子抽打，或者乾脆牽着循規蹈矩的小説往野路子上拽。這種來自外力的或跨文體的刺激，會使小説增添一點混血的品質，多一點野性。畢竟，好多年來，中國的小説太像小説了，讓人懷疑這種文體不是在進化而是在退化。除了故事不同，什麼都沒啥變化。

詩人小説家開闢了一塊試驗田，使小説多了點雜交品種。如今，蔣一談也加入這支不是創作小説，而是力圖“改變小説”的隊伍。不，其實他早在九十年代初就出版過《北京情人》《女人俱樂部》《方壺》等暢銷的長篇小説。他這次重新介入小説，主要想給當代疲軟的短篇小説提供一批個性化、陌生化的實驗文本。

《伊斯特伍德的雕像》收錄了蔣一談的九個短篇小説。他接着還將有兩部短篇小説集出版。我的天啊，當別的小説家紛紛把才華用於“炮製”能拿高版税的長篇小説，蔣一談偏偏全力以赴地拿短篇“開刀”，真夠耐得住寂寞——或者説得極端點，是找寂寞來了。但我相信，作為一個有責任心的小説家，蔣一談的感覺沒有錯：短篇小説才是小説文體學意義上的“老巢”，才是最能顯示小説家精神風範的佩刀。

我原本帶着懷疑的態度拿起《伊斯特伍德的雕像》。剛讀了第一篇《枯樹在説話》，就忍不住暗暗叫好，這是與當代泥沙俱下的諸多短篇小説太不一樣的一個短篇，哪是小説呀，簡直像一首憂傷的詩。詩人蔣一談的小説是有詩意的，譬如《枯樹在説話》這篇，憂傷就是它的詩意。男主人公領着懷孕的媳婦回老家生產，遇見中學同學黑頭的遺孀，而黑頭和兒子土豆是在爬樹掏鳥窩時被雷電擊死的。那棵同樣被雷電擊死的老槐樹仍枯坐在老地方……我不再詳述故事梗概，還是讓讀者自己看去吧。我想説的是，這篇涉及了生死又超越了生死的小説，看得我都憂傷了，跟男主人公一樣憂傷，跟故事裏死者的遺孀和愛犬一樣憂傷。那隻失去男主人的母狗叫鐵蛋，快要生小狗了。

小説結尾：“你很快就當媽媽了，”我用額頭抵住鐵蛋的腦袋，感覺眼睛有點濕潤，“我也快當爸爸了。”我幸福地説。

讀到這裏，故事完了，故事又沒完，沒完的故事也會完的。完了的故事其實沒完沒了。我真想推一下蔣一談，你夠有本事的，讓我像小説裏的“我”一樣憂傷了，像你一樣憂傷了。

讓人眼花繚亂的小説太多，而讓人憂傷的小説太少。

接着讀《教堂》、《公羊》、《坐禪入門》、《兩公分》、《熊貓來敲門》、《微笑》、《兄弟約定》，直到最末一篇《伊斯特伍德的雕像》，幾乎每一篇都籠罩着月光一樣的淡淡憂傷。在燈火輝煌的北京城裏能寫出這麼瘦削而清秀的小説真不容易。

蔣一談作為詩人的優勢，在小説中顯示出來了。詩人擅長抒情。即使寫小説，也會通過敍事來抒情。當然，不是講故事的人在抒情，而是故事本身在抒情。不是煽情，是抒情。故事本身也像一個生命體，有那麼多的滄桑與感慨要抒發。不，它在小説家筆下是壓抑的。但越是壓抑，越像是換一種方式在抒發。

我不僅僅把詩人蔣一談的小説看作“詩意小説”，他表現的詩意大都是蕭瑟的，甚至是殘酷的。殘酷的詩意好像“非詩意”、“反詩意”，其實把詩意帶往高處不勝寒的境界。我更願意把蔣一談的小説叫作“抒情小説”，哪怕他進行的是冷抒情，用零度的語氣，不是表現而是直接展示一幅幅冷風景。冷到骨子裏的那種冷。

讀完全書，我承認蔣一談是小説家中的鬼才。他的小説裏散發出的不是神氣、仙氣，也不是人氣，更不是通俗意義上的才氣，而是鬼氣，是雲水蒼茫間的巫鬼詩情，混淆了現實與幻覺的邊界，是詩鬼李賀那樣憂鬱而感嘆的詩篇。

正如書名《伊斯特伍德的雕像》所昭示的，蔣一談的小説不是用筆寫的，也不像電腦上敲打出來的，簡直用刀子刻出來的，一筆一劃都很用力，而又絕少橫溢的枝蔓。不僅指語言上的沉着與凝鍊，而且更體現在情節上，故事的框架彷彿一個人的輪廓或骨架一樣，自然、複雜而又毫無多餘之處。

毫無多餘之筆，這也是蔣一談小説的一大特點。

他一定懷着向巨匠致敬的心情，認真做着自己的“小手工”。並不是把短篇小説當作可以輕鬆搞定的手藝活兒，而是力圖在這面積最小的作業面上，用吝嗇的文筆，刻劃有限的人物，有限的對話與動作，有時甚至只能用單調的點與線來完成情節的延續……可結果怎麼樣呢？這些有限的勞動卻透露出某種激情：渴望孕肓無限的詩意，和無限的戲劇性。

我曾經跟蔣一談説過，他的短篇小説尤其適合改編成先鋒性的舞台劇。在小劇場上演。觀眾一定不要多。但掌聲一定不會少。

蔣一談小説《伊斯特伍德的雕像》，書腰上印着這樣一句提示語：“浮躁的年代，讀安靜的小説。”只要改一個字，就可以移用形容作者本人：“浮躁的年代，寫安靜的小説。”

翻開書頁，這裏的黎明靜悄悄，但這靜悄悄裏面，潛伏着多少夢境中的追逐，幻覺中的肉博。蔣一談那安靜而又憂傷的小説，給高分貝的現實，裝上了一副消音器。現實進入小説，就不再是現實了，而是回憶！它的噪音，它的雜質，乃至它的毒素，都被小説家用審美的篩子給過濾了。

蔣一談，把安靜帶給讀者，把激動留給自己。

《北京晚報》記者2009年8月3日訪談

記者李崢嶸：您的新作《伊斯特伍德的雕像》近日和讀者見面了，書腰封寫着“浮躁的年代，讀安靜的小説”。早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您就出版過三部長篇小説，之後您一門心思從事出版，並創辦了讀圖時代公司，在出版業內很有名氣，又開始寫小説了，為什麼？

蔣一談：寫作已是一種個人習慣，有想法和靈感就會在筆記本上記下來。公司工作團隊穩定，自己的時間相對增多，就想把過去點點滴滴的思路轉化為文本。人到四十，更想關注自己內心的真實感受。當然，不為金錢寫作的狀態是很享受的。我喜歡獨立、自由的寫作身份和狀態。

記：《伊斯特伍德的雕像》是您的第一部短篇小説集，收錄了九篇小説。據我所知，短篇小説集的圖書銷售市場大都不太好。

蔣：是這樣。在中國文學類圖書出版方面，長篇小説顯然有更多的策劃點和讀者羣。短篇小説是小説裏的一大門類，也是小説寫作者水平和功力高低的極重要參考標準，寫作者（尤其是職業寫作者）都清楚，短篇小説非常難寫。這十幾年的文學出版市場已把中國短篇小説創作邊緣化了，對絕大多數寫作者而言，寫作短篇小説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沒有經濟效益，也抓不到快速成名的機會。可是這個時代，又有幾個作家不在為“效率”寫作？短篇小説被忽視的現實讓中國短篇小説寫作者的整體視野、故事創意和架構技法落後了世界很多年。

記：您最喜歡的短篇小説家是誰？

蔣：契訶夫、海明威、巴別爾、雷蒙德·卡佛、魯迅等。他們的作品都有一個共同點：文筆簡潔而樸實，生活氣息濃厚，緊接地氣，沒有絲毫的做作，絕沒有媚俗，愛、道德、信仰、真實、堅強等都是他們小説的主題，這同樣也是他們的價值觀。他們是短篇小説大師，也是人類心靈的大導師。

記：您的文學理念和短篇小説創作理想是什麼？

蔣：文學是人類的共同愛好，一個國家的文學作品最能體現一個國家的人文情感和普遍價值觀。我想試着寫出當下中國人道德和情感的生存真實。文筆簡潔、樸素和故事創意獨到是我追求的短篇小説寫作標準和要求，寫作質量和數量上的均衡感是我追求的創作理想。

記：您創辦的讀圖時代公司一直專注於中國傳統文化圖文出版的策劃投資，您本人也是出版界的成功人士；作為小説家的您，對普通讀者而言，您的名字還是陌生的，您如何看待作品和知名度的關係？

蔣：既然選擇主攻短篇小説，就有了這個心理準備。寫出幾篇好的短篇小説不難，想寫出幾十篇好作品就需要非同一般的定力。一部長篇小説可能會讓一個人很快成名，但短篇小説家的知名度一定是靠系列化的作品完成實現的。沒有名氣對我來説是一件好事。除了正常的出版工作，五年內心無旁騖地寫出六十至八十篇讓自己滿意的短篇小説是我的目標。追求安靜和真實生活的人應該是我作品未來的讀者吧，不過我想告訴讀者，現實生活裏的平民百姓是我小説的主人公，我不喜歡故弄玄虛、高高在上的東西，也不喜歡風花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