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遠

1935年10月，在任遠16歲的時候，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任遠聽到這個消息非常振奮，利用放寒假的機會，隨同學一起偷偷來到王家溝，提出要參加紅軍。中共王家溝區委認為他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即白區）綏德師範學校上學，身份非常有利於掩護，因此專門對他進行了短暫的秘密培訓。隨後，任遠返校開展地下工作。由於工作表現出色，1937年11月，由時任中共綏德縣委書記黃靜波的介紹，任遠加入了共產黨。 ^[2] 

1938年1月，任遠前往延安陝北公學學習。其間他表現出了出色的組織能力，先後發展了20多名黨員。雖然學習期限只有一個月，但畢業時，因其在政治上可靠，並在各方面表現優異，任遠被組織選派赴蘇聯學習坦克，由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帶隊。然而任遠一心想留在國內參加革命，為此他特意向陝北公學校長提出申請，才得以留下。之後，他轉到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偵查保衞專業，從此進入情報部門工作。不久，他被組織選調到陝甘寧邊區保安處第一期保安幹部訓練班，進行專業情報工作訓練。訓練班的授課老師有：陳雲、李富春、徐特立、李克農、潘漢年等。這個訓練班共分為三個班，有學員36人，任遠被任命為二班班長。訓練班結束後，任遠先到陝甘寧邊區保衞處工作，很快又調到中共中央社會部。 ^[2] 

1938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冀東工農羣眾舉行了抗日武裝大暴動，沉重打擊了日偽敵對勢力。之後，在極其艱苦的內外環境下，冀東軍民不僅堅持對敵鬥爭，還在冀東地區逐步建立了抗日遊擊根據地。冀東由於緊鄰偽滿統治的東北地區，地處我黨我軍對敵偽鬥爭的最前線，情報蒐集工作異常複雜。 ^[2] 

1942年10月，時任晉察冀北方分局書記的聶榮臻經與分局社會部部長許建國商議後，給中共冀東特委聯名建議設立冀東東北情報聯絡站，任命任遠為主任，隨行攜帶電台一部，要求冀東東北情報聯絡站隨時與分局聯繫。到任後不久，任遠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他率部攜帶電台撤到哪裏，敵人就跟到那裏，好幾次電台都差點暴露。他分析後認為，這是由於在日軍對我根據地進行瘋狂而殘酷的“掃蕩”的大環境下，率一個連隊保護電台的目標太大。為此，任遠決定：一是把電台從山區轉移，藏在一個“白皮紅心”的偽鄉長家裏的夾壁牆內，只在夜裏收發報時取出；二是隻率領一個武裝便衣隊警衞班負責保衞電台，便衣隊戰士平日就扮成鄉長家中的長工。這使敵偽軍做夢也想不到八路軍的電台就在他們眼皮底下活動。經過半年的努力，任遠領導下的冀東東北情報聯絡站迅速打開了工作局面，不僅與秦皇島等冀東周邊地區建立了直接的情報聯繫，還向奉天、哈爾濱等敵人盤踞的中心城市派出幾十名情報人員，初步形成了較為嚴密的情報網，蒐集了許多偽滿洲國的軍事、政治和社會情報。 ^[2] 

1944年10月16日，日軍秘密集結戰鬥力較強而且裝備先進的一個旅團，從唐山、豐潤、昌黎等地分頭向北進犯，企圖一舉殲滅中共首腦機關。這次戰鬥僅120餘人突圍，犧牲了包括冀熱邊特委組織部長周文彬在內430餘人。 ^[2] 

在這次突圍行動中，任遠由於兩臂中彈，昏迷過去。任遠被捕時上衣小口袋裏有一個小筆記本，那上面記載着很多當時黨內軍內重要情報關係的聯絡暗號、代號，還有秘密聯絡的地點與方法，以及他們自創的姓名、地點等絕密材料，這份材料原來分別由鍾子云、任遠和譯電員方明各保存一份。任遠被捕後，想將這份材料取出銷燬，但由於受傷，手指像木條兒一樣，怎麼也解不開衣釦。於是，任遠忍着痛，想方設法輕聲喚醒離他最近的一位老鄉，懇求他幫忙。之後任遠艱難地把有字的紙撕下，吃力地送進嘴裏嚼爛，用乾澀的喉嚨慢慢地嚥下去，利用這樣既原始又簡單，也是最直接的辦法保守了機密，使他可以放心應對隨之而來的敵特搜審。 ^[2] 

1945年2月，黨組織通過直接領導的單線地下關係，營救任遠出獄，重回冀東根據地。1946年7月1日，晉察冀中央局有關負責同志劉瀾濤、李葆華、許建國、姚依林等人共同審查任遠的相關材料，經過慎重研究，作出正式恢復他黨籍的決定。 ^[2] 

1949年12月初，經中共中央研究決定，毛澤東將乘專列赴莫斯科進行秘密訪問。此次是毛澤東首次出國，安全是一個首要的問題。當時，我國大部分地區尤其是東北地區，雖已獲得解放，但全國戰爭尚未結束，且毛澤東乘車途經的區域大部為新區，鐵路沿線的治安還不穩定，特別是潛伏的國民黨武裝特務尚未被肅清，安全形勢非常嚴峻。 ^[2] 

為保證毛澤東專列的絕對安全，早在11月25日，時任鐵道部部長滕代遠召集鐵道部公安局副局長馮紀，以及擔任鐵道部公安局政治保衞處處長的任遠，向他們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要求他們必須在一星期之內完成出發前全部準備工作，保證“三個絕對”：絕對保密，絕對負責，絕對安全。 ^[2] 

鐵道部公安局等有關部門下令各地鐵路局，在當地省、市、縣委各級部門的支持下，利用鐵路高度集中的特點，統一調度已有的現代設備，迅速完成了各項準備工作。11月26日，任遠同工兵部隊一起，趕赴停放專列的北京鐵路局東郊河北大廠，用雷達對專列的每節車廂逐個進行技術檢查。毛澤東專列是在接收的原國民黨列車加以全面改造而成的新中國的第一列專用列車，原計劃就準備供毛澤東外出乘用。列車一共有9節客用車廂，加上餐車共10節，機車則可以沿途隨時更換。 ^[2] 

任遠還組織進行了由鐵道部派專人檢驗的幾次預演。經過這些緊張有序的工作，在出發前兩天，整個列車的所有前期準備工作已經全部完成，專列駛入待命的線路上，保證10分鐘內即可開進車站。 ^[2] 

12月2日下午，上級通知專列擬於當晚9時出發。晚上約8時30分，毛澤東頭戴皮帽，身穿皮大衣，登上北京火車站站台，在周恩來親自陪同、滕代遠導引下上了專列。他邊走邊滿面微笑地頻頻向守衞在車廂門口的同志們致意。當時，因為要求嚴格保密，站台上空無一人，僅專列車門口兩側分別站着公安部長羅瑞卿、副部長楊奇清、鐵道部公安局副局長馮紀和任遠等警衞人員。 ^[2] 

晚9時整，在“毛澤東號”機車牽引下，北京鐵路局機務處處長親自駕駛專列開出北京站。因為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開出的第一組由新政權生產的火車，又是由毛澤東首次乘坐進行首次出國訪問，任遠私底下開玩笑地把滕代遠稱為第一專列的首任“列車長”，楊奇清、馮紀為首任正副專列“警長”，而他本人由於具體負責專列的安保工作，就是首任專列的“警衞員”。 ^[2] 

在整個護送毛澤東出國訪蘇的過程中，任遠所從事的工作也正是如此：從北京出發到滿洲里，只要專列停駛，不管是入站、上煤上水還是換乘機車，任遠必定下車在專列的主席車廂周圍巡視。一方面方便監督車站工作人員的工作狀態；另一方面則可以順便向當地安全保衞的相關部門同志瞭解本地採取的安保措施，並與地方黨政負責同志溝通，通報情況。 ^[2] 

幾天後，新華社即授權發佈了毛澤東安全抵達莫斯科訪問這一震驚世界的消息。 ^[2] 

1962年下半年,時任鐵道部專業設計院領導的任遠被有關領導指名調到從事國防尖端任務的二機部,從此開始了他為祖國核事業奮鬥的漫漫歷程。 ^[3] 

1964 年6月周恩來總理指示中組部和二機部黨組組成聯合檢查組,重點檢查當時已調人二機部的技術幹部使用是否合理、有無不當,技術設計方案是否周密可靠。二機部部黨組經研究選派任遠同志擔任組長。經過近三個多月的周密調查,任遠代表檢查組向部黨組及中組部寫出了數千字的專題檢查報告,為上級領導的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 ^[3] 

1964年年底，二機部黨組調任遠同志到部屬的核工業第二研究設計院擔任院長工作。核二院作為我國核工業第一個綜合性核工程研究設計院，當時全院幹部職工達五千餘人，國防科研設計任務非常繁重,直接擔負着我國第一座核生產反應堆以及某項國防尖端技術工程的研究設計。部黨組領導對核二院的工作高度重視,在經過原子彈研製取得經驗的基礎上,當時任遠同志提出了加快該項國防尖端技術專項工程建設,爭取工期縮短一年的建議並向部黨組正式提出了報告,為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 ^[3] 

1975年4月21日，任遠同志經上級有關部門批准被解除了長達八年的監管，政治上予以徹底平反。 ^[3]  1977 年11月任遠同志又重返核工業二院,任二院革委會主任,不久改任院黨委書記。 ^[3]  1984年,任遠同志正式離休。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