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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廷林

鎖定
任廷林,男,漢族,1925年9月生,臨汝縣西關(今汝州市西關街)人,1954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1月參加工作,是文化大革命時期臨汝教育界第一個含冤而死的人。 [1] 
中文名
任廷林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日期
1925年9月
逝世日期
1967年2月7日
職    業
教師
主要成就
臨汝縣抗美援朝一等模範 [1] 

任廷林人物履歷

1941年8月至1943年7月,在陝縣高級棉科學校學習
1946年至1947年11月,在民國縣立臨汝師範附小任教員
1949年1月參加工作,1950年被評為臨汝縣抗美援朝一等模範
1951年10月至1953年7月,在河南師範專科學校學習
1953年8月至1958年10月,在臨汝縣立中學任教
1958年11月至1961年,在臨汝縣農業中學工作,任副校長兼教導主任
1961年10月至1962年6月,在臨汝縣農科所工作,任所長
1962年7月到臨汝縣第一高級中學工作
1963年1月至1965年8月,任臨汝縣第一高級中學副校長
1965年8月至1967年2月任臨汝縣二中校長
逝世日期1967年2月7日(農曆臘月二十六),時年42歲 [1] 

任廷林人物經歷

任廷林文革初期

任廷林在臨汝縣第一高級中學和臨汝縣二中工作期間,雖擔任校領導但仍任課數學。他每遇新課前一天晚上便到學校操場練習預講,內容和板書必熟記於心,尤其板書的精美,堪稱一絕,帶動教師面壁試講,令人心服,第二天再教於學生。擔任校領導之後開會講話,學生洗耳恭聽鴉雀無聲。在學習焦裕祿期間他患有肺結核病,不到萬不得已能不吃藥便不吃藥。
以身作則嚴於律己,他的與眾不同,可記入史冊的,有三:第一,校領導兼主課數學。第二,子女考不上臨高,照樣不能上。第三,家居西關,吃住在校,非週末從不回家。當然便對同事和學生要求嚴格。對同事和學生要求嚴格是造成他人生悲劇的導火索。
文革初期的1966年5月到11月初,由於他在臨汝縣二中是校領導,期間曾和劉殿臣老師在黨校參加討論大會。大會期間臨汝縣教育局領導高山同志臨時決定讓他講話,他只有不到2個小時的準備時間,但講話一會兒拿稿子一會兒不拿稿子,最多的是激情講話,贏得了熱烈掌聲,縣領導和與會的代表對他讚賞有加,理論和思想認識非常高。
1966年11月初和劉殿臣、周小喜老師帶領兩班學生一道去北京接受了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檢閲,據他的學生馬根生教授回憶:
“我們六六屆學生在畢業前夕迎來了文化大革命。11月初,我被選為赴京代表接受毛主席第六次檢閲紅衞兵。記得當時被送到洛陽,第一次見到並乘坐火車趕往北京,心裏甭説多激動,一切都是那麼新鮮好奇。到豐台車站下車時,心想第一眼看到的應該是天安門,在純真的少年心目中,天安門就是北京。”
“當天,河南省代表都住在東單四條附近的旅館裏。一安頓好,我們就拔腿跑進華燈初上的天安門廣場,去感受她的宏偉和莊嚴。那種震撼,那種豪邁,那種夢幻般的感受,讓人刻骨銘心。現在我已定居在北京,每次乘車路過天安門廣場時,都會再現當年的感受。
11月3日,是個終生難忘的日子。我們天不亮就起牀,帶着發的乾糧,在長安街上集結。每個省一個方隊,每個方隊數百人。9時許,廣播裏傳來主持人的聲音,人們都緊張起來。檢閲開始時整齊的方隊一到天安門廣場就亂了陣腳。紅衞兵們手舉毛主席語錄本,喊着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湧向天安門。金水橋前解放軍手挽着手,足有9列橫隊擋住衝向天安門的紅衞兵。”
“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身着軍裝,揮動着軍帽問人羣致意。周恩來總理揮動着手臂示意隊伍向前走。我當時感覺自己被架了起來,腳不着地,身不由己地在人羣中忽前忽後,但目不轉睛地盯着天安門城樓上的統帥和領袖。同伴們那種冒着赤誠之火的眼神,那種喊啞了嗓子的表達聲,那種毫不掩飾的喜悦之情,那種只要毛主席一聲令下我們就立馬赴湯蹈火的衝動,展現地一覽無餘。只有身在其中,你才能感受到那種熾熱的情感。” [2] 
一排左四為任廷林
一排左四為任廷林(2張)
任廷林晚上在東單四條附近的旅館裏興奮地談起以後幹工作的理想和打算,高興得在地鋪上翻筋頭。當時北京的天氣已進入冬天,為了避免大家不受凍,北京軍區發給每人一套棉褲和上衣,老師和同學們回到臨汝之後都將棉褲和上衣清潔打包如數寄回。 [2] 

任廷林悲劇發生

1966年11月從北京回來後,他便掉進了萬劫不復的深淵:造反派和激進分子吵吵嚷嚷要兩個月打倒任廷林。
造成任廷林人生悲劇的主要原因是其青年時代1943年在陝州棉校時,被當局生拉硬扯加入了三青團。其次是他當校長自己以身作則對別人要求嚴格,文革期間造反派批鬥他人有很多公報私仇的成分。1946年之後他在民國縣立臨汝師範附小任教員,1947年8月風雨飄搖的國民政府在潰退時給所有的公職人員和在校青年學生都強制加入了三青團和鐵血救國會。任廷林在參加工作後已向組織交代過這段身不由己的個人經歷。這段歷史檔案按組織規定應該是保密的,可是在文革中還是被翻了出來,其後的結果可想而知。
據二中學生回憶,造反派把破布鞋掛在了任老師的脖子上,戴高帽、坐飛機、大小批鬥輪流進行,大凳子加小凳子二層甚至三層讓他站在上面,不明真相的學生呼喊着口號把他推翻在地,摔得鼻青臉腫血流滿面。
經常“熬鷹”令他生不如死。1967年的臘月二十六,經過幾天批鬥和監視居住的他用購買香煙的名義,回到了西關的家,把戴了多年的一塊手錶交給了家人,和家人短暫告別後,到西關附近菜地裏的水車井旁,徘徊痛哭,他在菜庵裏吸了約有二盒煙,用樹枝在地上寫了很多字。一介書生的性格使他徹底絕望,痛苦一死的決心最終超過了對生命的渴望。三天之後,人們才發現他已冤死在井裏。學校同事和家屬打開他的辦公室,只有30多份榮譽證書和一張記錄着名字和金額的欠賬單,零零碎碎的紙、硬幣加起來才2.2元。人死帳不能死,使在場的親人痛哭嗚咽。大年三十,由家人揹着造反派悄無聲息地將他掩埋。
給任廷林老師開追悼會已是1979年的冬天。這個追悼會回憶起來,也是非常令人遺憾的。按常理,致悼詞應該是校方和教育局等一級組織,而實際上是他的大女兒代為發言。 [2] 

任廷林人物評價

對他有印象的學生和在世的幾位老師對他的評價和認知,都是一個好人、好校長。 [1]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