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國楨

1898年12月23日生於遼寧省安東縣（今丹東市）帽盔山下的一個農民家庭。任國楨幼年時就顯現了獨特的性格，既承襲了父親的聰穎倔強，又如其母沉穩善良，深得父母偏愛。 ^[3] 

任國楨8歲（1906年）入私塾館讀書，雖“每日披星戴月，往返走讀，跣足涉河，異常困苦”，但他從不懈怠，其頑強的學習精神由此可見一斑。在私塾館裏，他受到進步老師的影響，不僅在學業上有獨到見解，且在內心深處埋下了愛國愛民的種子。他曾在作文時表述心跡，“家之所賴者國也。……為國民一分子，即盡國民一部分，乃至國勢強大，而無侮我國者，又誰侮我家哉！”

1914年，任國楨以優異成績考入安東縣裏中學。由於校長李獻廷思想較開朗，使得校內新思潮較為活躍。在這樣的環境當中，任國楨經常與同學們一起品評時政，憂國憂民之情躍然紙上：“古之所謂英雄豪傑之士，艱險有所不避，利害有所弗計，而克為國家某治安，為人民造幸福，以創古今未有之奇局，雖捐軀隕首而不怨。”“今袁氏早死，張氏已逃，當軸諸公，復不以國事為急務，而又南北互爭，戈操同室，不知道國家之危亡，將所以救之哉？”12月的一天，安東商團的武裝警察藉故毆打學生，任國楨挺身而出，組織學生們罷課遊行，以示抗議。這次行動雖然被鎮壓下去，但為正義而戰的火焰卻在任國楨的心中燃燒起來。

1918年8月，任國楨考入北京大學俄文系。其間，他很注意瞭解俄國“十月革命”的情況，認真閲讀《新青年》等進步刊物，聆聽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新青年》創辦者陳獨秀、革命先驅李大釗等一批提倡民主、科學、具有新思想的學者、專家、教授的講演。特別是李大釗的文章和講演最使任國楨激動不已，他由此看到了新世紀的曙光，聽到了新世紀的鐘聲。在俄文教授亞力克塞·伊萬諾夫的幫助下，任國楨頂着各種壓力，投稿於蘇聯的《真理報》和塔斯社，介紹當時中國革命的情況，探索救國之路。

1919年5月4日，震驚中外的五四愛國運動爆發了。任國楨義無反顧，積極投身於這場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講演、遊行或到總統府請願，陣陣當先。五四打曹一役，子卿一馬當先，首先闖進；六三一役，子卿自報奮勇，第一天即參加小組出校活動”，始終站在愛國反帝鬥爭的第一線。五四運動以後，任國楨閲讀了大量馬列主義著作，樹立了共產主義信仰。1924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在北京大學就讀期間，任國楨與在校兼課的魯迅先生相識並結下深厚友誼。他翻譯的《蘇聯的文藝論戰》一書，經魯迅先生校訂並撰寫《前記》，於1925年8月出版。在與魯迅先生交往過程中，任國楨沒有忘記自己做為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他曾擬了一個關於馬列主義文藝理論的書目寄與魯迅，其中幾部著作經魯迅先生翻譯後，由上海水津書店出版。由於任國楨工作地點的不斷變換，1930年以後，他們之間的聯繫中斷。

1925年5月30日，上海發生了“五卅”慘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上海人民首先舉行遊行示威，開始進行罷工、罷課、罷市。國內其他城市也先後進行了“三罷”，掀起了全國規模的革命風暴。為了加強在東北地區的工作，任國楨受中共北方區委員會派遣，離開北平，奔赴東北重鎮奉天（今瀋陽），開闢黨的地下工作。

在奉天，一些進步社團如“馬列主義研究小組”、“啓明學社”、“木鐸社”、“白楊社”、“文學研究會”等已相繼建立，不斷活動。任國楨從學生運動入手，通過進步知識分子蘇子元等人展開了工作。

1925年6月10日，奉天學生為聲援上海的反帝愛國運動而罷課、遊行、請願，掀起了著名“六·十”運動。任國楨參加了這次運動的組織領導工作。

為了壯大革命力量，儘快建立組織，在任國楨的幫助下，“奉天學生聯合會”於6月中旬成立。“學聯”成立後，出版了會刊《奉天學生》，發表了《英日慘殺同胞泣告東三省同胞書》，號召學生及各界愛國人士同帝國主義進行鬥爭。此後，任國楨以“基督教青年會”作掩護，開辦“暑期大學”，親自講授“唯物史觀及唯物辯證法”課程，較系統地介紹了馬列主義基本理論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暑期大學”結束後，又組織了“同學會”（同志會）。在此基礎上，發展了一些思想進步的學員加入共產黨或共青團，並建立了黨小組。9月，奉天市第一個中共黨支部成立，任國楨任書記。

奉天支部的建立，為黨組織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其後，黨員不斷增加，組織不斷壯大，鬥爭日益深入。

1927年5月，黨支部得知奉天制麻會社的中國工人為要求增加工資舉行大罷工的消息後，立即派黨員楊志雲等人與工人代表一起制定正確的鬥爭方案，帶領工人取得了罷工的勝利。從此，奉天工人運動便從自發的經濟鬥爭走向自覺的政治鬥爭。事後，敵人偵知罷工與任國楨等人有關，“奉天附屬地日本警察署於6月29日在奉天春日町十三番地將楊志雲、任國楨逮捕”，奉天黨支部遭到嚴重破壞。任國楨被捕後，遭到敵人嚴刑拷打，但他堅貞不屈，始終沒有暴露黨的機密。敵人找不到任何治罪的憑證，只好把他釋放了。

任國楨曾於1925年秋被派到哈爾濱，以編輯《東北早報》為掩護開展黨的工作，加強哈爾濱黨組織的力量。11月，第二次直奉戰爭正酣，泰軍愛國將領郭松齡在前線倒戈，得到第一次合作中的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支持。任國楨按照我黨的指示，為策應郭松齡反奉，奔波於啥爾濱、奉天之間，進行宣傳和募捐活動。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干涉，郭松齡部失敗。任國楨因在《東北早報》發表過郭松齡倒戈的消息而入獄。在獄中，任國楨堅持看書學習，始終保持着清醒的政治頭腦和堅強的革命意志；出獄後，他置身體虛弱於不顧，只匆匆寫下“二哥，我被事，在吉林呆了11個月，現已被釋放了”幾個字捎與家人，便奉命到春天，復任奉天市黨支部書記。

1928年9月，任國楨再次來到哈爾濱。10月，奉滿洲省委之命，改組了哈爾濱縣委，擔任了縣委書記，使那裏黨的工作重新開展起來了。

日本帝國主義為進一步推行其殖民政策，向我國提出所謂滿洲新五路權的要求，要加修、加長吉會、長大、吉五、延海、洮索5條鐵路，進一步侵奪我國主權。由此，激起東北人民的強烈憤慨。在中共滿洲省委阻止日本侵略者罪惡行徑的號召和縣委的具體領導下，哈爾濱各大中學校的學生和工人及各界羣眾一起，於11月9日舉行了抗議示威。由於反動軍閥的鎮壓，遊行學生140多人受傷。此次鬥爭沉重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影響深遠。

任國楨在工作中兢兢業業，特別注意發展壯大黨的組織。“據1929年4月統計，哈爾濱縣委共有11個支部，87名黨員”。1929年2月，經黨中央批准，任國楨任滿洲省委候補委員；6月，任委員、候補常委；7月，任哈爾濱市委書記；8月，赴瀋陽任滿洲省委臨時常委。同年9月，省委為加強哈爾濱市黨的領導和正確指導中東路工人的鬥爭；又一次派任國楨到哈爾濱整頓組織。新市委成立後，任國楨任宣傳部長。他起草了《告馮庸大學義勇隊及哈市學生羣眾書》，説明“中東路事件”的真相，揭露了國民黨的欺騙行徑，號召同學、民眾同帝國主義和國民黨軍閥進行鬥爭。

12月，任國禎被滿洲省委派往上海，參加中央幹部訓練班學習。

1930年3月，山東黨組織雖然建立較早，但屢遭破壞。1930年3月，任國楨受黨中央派遣，赴山東任臨時省委書記。在青島，他巡視了各中心產業支部，使四方機廠、滄口、鍾淵、寶來紗廠等支部得以恢復和建立；在濰縣，改組了縣委，制定了工作計劃。與此同時，任國楨還做了許多黨員的思想工作，使他們重新振奮革命精神，投入了新的戰鬥。經過半個多月的緊張工作，任國楨就山東的革命形勢向中央作了報告。總結了以往鬥爭的經驗教訓，對工作路線和鬥爭策略提出了正確的意見。由於任國楨能夠從實際出發，對工作傾注全力，因此，山東黨組織的恢復整頓工作進展較快。6月，中共山東省委成立，任國楨任省委書記兼組織部長。

在恢復建立黨組織、發展羣眾組織的同時，任國楨還注意做發動工人羣眾的工作，使工人鬥爭日趨活躍。青島人力車工人舉行罷工後，任國楨租了一輛人力車自己拉，以便深入到工人中去了解情況，指導、幫助工人運動。這次震動全省的人力車伕大罷工堅持了7天，雖未獲全勝，鄭沉重打擊了反動統治者，使工人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1930年，“立三路線”統治全黨。在複雜的情況下，任國楨仍能從實際出發，“注意工人的切身利益，把羣眾的日常經濟鬥爭聯繫到政治要求”，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當然，“立三路線”的冒險主義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山東省委。省委領導的“紀念蘇維埃運動日飛行集會”，使山東省委和青島市的黨組織遭到了嚴重破壞。

是年12月，任國楨被北方局任命為中共北平市委書記，並當選為中共河北省委委員。

北平黨組織由於受到“左”傾路線的影響，損失慘重，不少黨員情緒消沉，鬥爭難以開展。經過縝密思考，任國楨採取瞭如下措施：1.營救被捕同志，發展革命力量。2.恢復和鞏固原有的黨組織，發展創建新的組織。3.對情緒低落的黨員進行説服教育。經過努力，北平的鬥爭形勢有了好轉。

1931年1月，中共北平市委在清華大學召開黨代表會議，主要議程是總結反“立三路線”的經驗教訓，傳達六屆四中全會精神。與會者形成兩派，鬥爭激烈。在北平黨組織面臨分裂的危機時刻，任國楨堅定地表示，要在保證黨的團結的原則下進行鬥爭，反對分裂黨的活動。因此，被污為“右傾機會主義”、“調和派”，被迫離開了北平市委的領導崗位。

此後的一段時間，任國楨的處境非常艱難，“經濟斷絕，貸借無門，以典當衣服度日”。儘管如此，他仍堅定地表示：“只要黨內團結，革命成功，我雖然受些冤枉和打擊，也絕不會報怨我黨。……”可見他對黨對革命事業的赤誠之心。

“九·一八”事變後，隨着日本侵略的加劇，民族危機日益加深，古城太原也處於白色恐怖之中。1931年10月，任國楨作為河北省委（河北省委當時負責領導山西、北平等地的工作）駐山西的特派員，帶着恢復、健全黨組織，開展抗日武裝鬥爭的使命，一到任就投入了緊張的工作。

閻錫山為了鞏固其在山西的反動統治，大肆搜捕、屠殺共產黨人，鎮壓革命運動。任國楨到太原後不久，敵特從郵檢中發現了我黨的秘件，幾天後，設在典膳所18號的中共山西特委秘書處被敵人包圍，任國楨等人被捕。由於叛徒的出賣，敵人很快得知了任國楨的身份，對其施以各種酷刑。但他毫不畏懼，任憑嚴刑拷打，始終嚴守黨的秘密，表現了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堅貞不屈的可貴品質和視死如歸的英雄本色。

1931年11月13日，任國楨被害於山西省太原市小東門外。時年33歲。

“慷慨捐軀求人類解放，從容就義爭世界和平”，這正是任國楨烈士內心的寫照。帶着這種“求人類解放”、“爭世界和平”的理想和信念，任國楨在祖國的大江南北留下了他那開拓者堅實的足跡，他事業的豐碑將永遠矗立在神州大地！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