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食品

廬山會議開展所謂反右傾後，“躍進”要求重新提出，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愈演愈烈，使經濟生活的正常秩序受到更嚴重的破壞。從1959年起，我國農業連續幾年遭受大面積自然災害的襲擊；加上蘇聯撤走專家，停止經濟技術援助的影響，我國經濟陷入了嚴重的困難局面。

三年經濟困難，最明顯的表現是人民日用必需品，特別是食品的嚴重短缺。

糧食緊張早在號稱大豐收的1958年冬季已經露出苗頭。1958年12月7日，國家糧食部黨組的報告指出：當年7月到10月糧食徵購數量減少44億公斤，銷售和出口數量增加26億公斤。許多地區紛紛要求調入糧食。1959年初，糧、棉、油供應均出現了緊張形勢。全國食糧庫存比上年同期減少25億公斤，油料庫存在許多城市只能供應幾天、十幾天。為此不得不減少農村銷售量以保證城市供應。同年4、5月間，城鄉糧食銷量繼續增加（比上一年度多銷90億公斤）。糧食庫存在4月中旬已較上年同期減少33億公斤。食用油也出現了四處告急的嚴重情況。“國家無法面面兼顧，大有顧此失彼之勢”。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採取非常措施解決當前食油供應問題的緊急指示》，決定5月至9月除個別地區外，停止對農村供應食油。6月底，全國糧食庫存已減少到難以週轉的地步，小麥登場後仍然是現收購、現調運、現供應的局面。儘管對糧食產區實行定產、定購、定銷，對超出定產部分國家只增購40%，以便鼓勵農村人民公社和生產隊糧食生產的積極性，但1959年在反右傾的風浪中，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更加發展，造成對生產力的破壞。嚴重的自然災害更是“雪上加霜”，成災面積達2億畝，農業歉收已無法改變。1959年農業總產值完成475億元，比上年下降13.6%。糧食產量僅為1 700億公斤，比上年減少300億公斤（15%）。棉花、紅黃麻、烤煙、油料、糖料和生豬產量，也分別比上年減產13%至22%，而當年的糧食徵購卻高達674億公斤，使農村留糧僅為1 026億公斤，農村人均口糧不到183公斤原糧，農民吃不飽飯的現象到處發生。

1960年，不論災區還是沒有受災的農村均發生了春荒，嚴重影響了糧食與經濟作物的播種。同年棉花收購只有3 075萬擔，比原定計劃收購量減少1 044萬擔。為此，不得不兩次削減居民棉布定量。夏糧產量只有313億公斤。1至7月，國家只徵得糧食122億公斤，比上年減少26%，5月底各糧食調出省僅完成計劃的一半，致使京、津、滬和遼寧省糧食告急，庫存幾乎已被挖空，到了隨到隨銷的地步。為克服糧食嚴重缺乏的困難，中共中央號召採取多種辦法，包括大搞瓜菜，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並於9月區別不同地區降低城鄉居民口糧和食油的定量。

在口糧和副食品極為缺乏的情況下，全國人民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大規模地動員起來，以玉米和小麥根粉、玉米杆粉、橡子麪粉、葉蛋白、人造肉精等各種代食品補充口糧的不足，即實行所謂：“低標準”“瓜菜代”，克服困難，渡過災荒。

儘管全國人民千方百計，同心同德、艱苦奮鬥，與經濟衰退做了艱苦卓絕的鬥爭，1960年經濟狀況仍極度惡化。糧食大幅度減產，比歉收的1959年又減少265億公斤，僅為1 435億公斤。棉花產量2126萬擔，比上年減產1 292萬擔。糧食降到了1951年水平，國家收購原糧512億公斤，比1959年稍有減少，但供求矛盾依然很尖鋭，當年糧食銷售量大於購進量62億公斤。庫存比1957年減少118億公斤。由於糧食減產和徵購量較大，農村留糧比1957年減少37.1%，按人口平均的糧食消費量比1957年減少35.3%；豬肉全國人均消費量下降69.9%，其中城鎮下降69.8%，農村下降72%，棉布更為突出，1957年到1961年人均下降58.6%。許多人飢餓瘦弱，不能正常出勤，疾病流行，人口非正常死亡劇增，僅1960年，全國人口淨較上年減少1 000萬人。大批農用役畜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