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休範氏

清入關後，順治帝“知永鬥名，即召見，將授以官，以未諳民X，力辭，詔賜張家口房地，隸內務府籍，仍互市塞上”。範氏每年要交納內務府皮張若干，從此走上了皇商之路。隨着清王朝在全國統治權的確立，範永鬥在其子三拔協助下，挾內務府的權威，藉清王朝給予的特權和方便，經營範圍有了較大的擴充。一方面繼續經營邊疆貿易，另一方面深入國內市場進行綢布茶糧貿易。到範三拔年老患病歸鄉後，範氏商業就由其子所經營。範三拔生五子，長子毓馨、次子毓馥、三子毓賓，四子毓覃、五子毓奇。從康熙到乾隆初年，是範氏家族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發展最興盛的時期。範毓賓兄弟不僅經商有方，而且與清廷關係非同一般。他們曾在清王朝平定準噶爾叛亂中運送軍糧，立下了功績。據《清史稿》卷 317載：範毓奇，山西介休人，範氏故鉅富，康熙中，師徵準噶爾，輸米饋軍，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再出師，毓奇兄毓賓請以家財轉餉，受運值視官運三之一。雍正間，師出西北二路，怡親王允祥薦毓賓主餉，計谷多寡，程道路遠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兩五錢至二十五兩有差，累年運米百餘萬石。世宗特賜太僕寺卿銜，章服同二品。寇犯北路，失米十三萬餘石，毓賓斥私財補運，凡白金百四十四萬。

範氏在康雍乾三朝，曾為清王朝大量輸送軍糧計百萬餘石，並出私財支援軍餉，為清政府節省費用600餘萬兩。

範氏還是大銅商和大鹽商。康熙時，國內銅斤嚴重短缺，允准商人赴日本購買銅斤。當時稱辦理這種業務的人為“洋銅商”。範氏經內務府奏請，承擔了一部分販運洋銅的業務，而且在這一業務中佔有相當比重，經常擁有洋銅船六七隻，成為洋銅商中的大户，從中獲取了巨大利益。範氏在長蘆、河東鹽區資本相當可觀。範氏持長蘆鹽引10718道，按每引 200斤計，即2143600斤，其資本據乾隆二十年（1755）內務府統計，“所有鹽業查明後估銀百餘萬兩”。範氏還經營木材、馬、人蔘，乾隆二十一年（1756）曾在寧波與英商簽訂過玻璃貿易合同。以上充分説明範氏經營範圍很廣。

範氏財產無具體統計，僅從乾隆四十六年（1781）破產前的財產清單看，範氏當時在直隸、河南二十州縣遍設鹽店，在天津滄州有囤積鹽的倉庫，在蘇州有管理赴日船艘的船局，在北京有商店三座，在張家口有商店六座，在歸化城有商店四座，在河南彰德府水冶鎮有當鋪一座，在張家口置地106頃，分佈各地的房產近1000間。以上尚不包括介休原籍財產。

範氏為清王朝效力，也得到了清王朝褒賞。以範氏毓字輩和清字輩計，有20人任官職，其中毓賓任太僕寺卿，毓奇任布政司參政，毓覃以武舉破例升為正定總兵官，後署廣東提督。此外，還有太僕寺少卿一人、員外郎二人、郎中一人、道員一人、知府一人、同知一人、縣丞二人（其中有些系捐納）。在科舉方面，進士二人、舉人三人、武舉一人、庠生等若干人，範永鬥、範三拔等也以子孫而貴，被追贈為驃騎將軍、資政大夫、奉直大夫、儒林郎等，他們的妻子也追贈為夫人、宜人等。範氏不僅是皇商，而且有不少人獲得功名，任中央或地方官吏。範氏是上通朝廷、下連市廛、半商半官的豪門富商之家。

從清初到乾隆初的百年間，是範氏的昌盛時期。乾隆十年（1745）範氏家門傳到清字輩，開始下滑。乾隆十七年（1752）範氏困窘已顯露。範氏因官商而興，又因官商而衰。範氏之衰主要是欠官採過多。乾隆時經辦洋銅已無利可圖，範氏所營鹽業等因資金短絀等原因很不景氣。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清廷因範氏“虧折日深，以至上年誤運誤課，拖欠官項累累”，“虧損至一百五六十萬兩之多”，便革除了範氏在內務府、户部等衙門的官職，着令嚴加審訊範清濟兄弟，並查封家產。至此，皇商範氏終於結束了其顯赫一時的官商曆史。

因範氏是被抄家，又是乾隆時衰落，時間久遠，故原籍遺蹟已不復存在。據介體縣誌辦調查，範氏原籍張原村當年有范家街，長近百米，其西段有一院落，有“小金鑾殿”之説，可想當時建築之氣派，惜現已蕩然無存。範氏宗祠，在張原村東南角，其建築已毀，只有一些瓦礫殘垣。範氏墳瑩現只保存有總兵（範硫奇）墳，存石雕、雙華表，徑約尺五，高達二丈。

介休的範氏家族是近代山西晉商羣落中身份、地位以及經營活動都比較特殊的一個晉商望族，其經營活動帶有濃厚的官辦色彩，按照今天的標準，屬於典型的官僚資本的性質。

其祖範永鬥，明末時在張家口進行貿易活動，進出遼東，是當時晉商在張家口有名的八家大商人之一，據乾隆時修《萬全縣志》記載：八家商人皆山右（即山西）人，明末以貿易來張家口，曰王登科、靳良玉、範永鬥……。自本朝龍興遼東，遣人來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定鼎（指定都北京）後承詔入都，宴便殿，蒙賜上方服食……。又據《清史稿》載順治帝：知永鬥名，即召見，將授以官，以未諳民意，力辭，詔賜張家口房地，隸內務府籍，仍互市塞上。

由此可見，在清軍入關之前，範氏已經在與他們打交道了，不但打交道，而且建立了一種比較特殊的信用關係。隨後清王朝在全國確立了統治權，範永鬥在其子三拔協助下，挾內務府的權威，既服務於清廷，也利用特權經商牟利，自此走上“官商”的經營之路，成為擁有數百萬之富的大官商（皇商）、八大家中的佼佼者。

範氏家族在經營上的努力，實際上是通過了兩種途徑，一是竭盡全力為清朝政府服務，以進一步換取某種特權；二是利用政府賦予的特權，獲取一定的經營利潤。

比如説，他們曾在康熙皇帝平定準噶爾叛亂時，以自費辦糧售軍。以後又在雍正對準噶爾的用兵中以及到乾隆時的隨軍運糧，範氏兄弟都給予了竭盡全力的資助。據《清史稿》卷317載：“康熙中，師徵準噶爾，輸米饋軍，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再出師，毓奇兄毓賓請以家財轉餉，受運值視官運三之一。雍正間，師出西北二路，怡親王允祥薦毓賓主餉，計谷多寡，程道路遠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兩五錢至二十五兩有差，累年運米百餘萬石。世宗特賜太僕寺卿銜，章服同二品。寇犯北路，失米十三萬餘石，毓賓斥私財補運，凡白金百四十四萬。”

範氏兄弟為清朝政府轉運軍糧，不但省去了清軍的後顧之憂，節省了大量的軍費開支，費用下來僅及國家運費的三分之一，而且在軍隊損失十三萬石糧食之後，範氏又用家族財產全部給補了起來。因此清朝政府要以國家二品官員的職務給予嘉獎，以經商獲此殊榮，範氏在所有晉商羣落中實為僅有。

作為回報，清朝政府把當時的一項進口銅斤的業務交給了範氏家族經營。

銅斤，屬於當時一種很特殊的商品，當時主要用於鑄銅錢。清前期，中國銅的產地主要在雲南，稱“滇銅”。隨着社會經濟的相對穩定和繁榮，市場上所需流通的銅錢量日益增多，漸漸不能滿足所需，因此清政府遂行“滇洋並舉”之策，從東鄰之日本著名的銅產地長崎進口一定數量的銅斤，時稱“洋銅”，以為補充。到康熙時，國內銅斤嚴重短缺，因此朝廷允准商人赴日本購買銅斤。當時稱辦理這種業務的人為“洋銅商”。

據《東倭考》載“大抵內地價一，至倭可易五；及回貨，則又以一得十。故銅商之豪富，甲於南中”。頗具經營頭腦的範氏敏鋭地抓住了這一機遇，並聯合在張家口的山西商人，奏請包辦，並主動提出根據市場價下壓一定的幅度交付清廷的競爭條件。康熙皇帝自然照準，但也附加了一條“如商人領銀而解銅有遲延虧欠，照例追賠治罪”。

這實際上跟當初範氏自費辦糧售軍的性質是一樣的，同樣在為清朝政府服務。同時也意味着，範氏做生意的最大買家，一直還是具有強勢話語權的清朝政府。因此，雖然我們無意對範氏曾經的奉獻和高風亮節提出疑義，但是我們仍然不能斷定，當初範氏兄弟為清朝政府轉運軍糧時，費用下來僅及國家運費的三分之一，而且在軍隊損失十三萬石糧食之後，範氏又用家族財產全部給補了起來，範氏在做這樣一些事情時，自願的成分有多少，無奈的成分又有多少。

也就是説，做生意的雙方平等是談不上的，互利則更談不上。實際上，當強勢一方還有公道可言的時候，另一方尚可以把生意做下去；當強勢一方已經沒有公道可言的時候，另一方則只好打碎牙齒往肚子裏咽。

隨後由於清廷每年向日本進口銅高達六七百萬斤，導致日本國內銅源緊張，日本政府開始限制銅的出口，並規定每年出口不得超過三百萬斤。這樣一來，范家拖欠清廷的定額銅數就日趨增多，直接影響到各鑄幣局所需原料銅，出現了“錢價日貴，民間以錢交易，資用甚艱”的情景。在這種情況下，康熙皇帝並沒有按他所説的“如商人領銀而解銅有遲延虧欠，照例追賠治罪”，而是取消了由範氏等“皇商”包辦專營的政策，改由各地方政府籌辦，保證政府所需銅量。這是因為這位皇帝肯定還一直記掛着範氏對朝廷的貢獻，而且也能正確地對待範氏在經營“銅斤”中遇到的市場問題和實際困難。在範氏一度退出了銅業經營的同時，實際上也是康熙利用了他手中的特權，為範氏撐起了一張垂天的保護網。

但是這種感激經歷了雍正，再到了乾隆時期，朝廷已經進入和平時期，範氏曾經在平定邊疆戰爭中所做出的貢獻就已經隔代了、被淡化了。所以到乾隆時，在地方政府沒有能力籌辦足夠的銅量，全國“銅荒”進一步緊張的情況下，又重新起用範氏，規定每年從日本進口銅二百萬斤，實際上是把一度被康熙保護起來的範氏又推向了火上炙烤。

到範氏範清注時，清廷鑑於範氏經營銅業進口的實際困難，改為歲辦銅五十萬斤。由於日本銅產量鋭減，成本攀升，清注雖竭力苦心經營，仍入不敷出，虧欠日深。之後清注的哥哥清洪接辦銅業。清洪看清對日販銅貿易的暗淡前景，擬“棄產變價，告退招商”，徹底放棄這一經營行當，但清廷不準。

這實際上意味着，這虧本的生意你還得往下做，因為你生意的另一方是強大的清朝政府，你別無選擇。

兩年後範清濟經內務府奏請，接管範氏對銅貿易。清濟變賣了河東鹽務，用以補貼銅業經營的虧空。而日本政府則又進一步壓低了銅的出口額，並開始徵收關税，使得對日販銅生意越發虧空巨大，使範氏唯靠借貸維持。這就意味着，作為晉商的範氏，其實已經徹底喪失了純經濟意義上的商家性質，而淪落為清朝最高統治者眼中的附庸和手中可以利用的工具了。

而到了乾隆四十八年，具有強勢話語權的清朝最高統治者終於下令，因範氏“虧折日深，以至上年誤運誤課，拖欠官項累累”，“虧損至一百五六十萬兩之多”，革除了範氏在內務府、户部等衙門的官職，着令嚴加審訊範氏兄弟，並查封家產。

縱觀範氏家族的經營史，實際上是不斷地為清朝統治者服務、不斷地付出、再付出的歷史；也是不斷地被清朝統治者所利用、直至在清朝最高統治者那裏徹底喪失完利用價值為止的歷史。無疑，在清朝政府安定邊疆的戰爭中，範氏所做的努力和付出堪稱功高蓋世、名垂青史；但是由於特定的歷史原因，範氏逐漸喪失了自己純商業經營的性質，一味地把自身的業務侷限在跟當時最強權的清朝政府做生意，從而喪失了生意雙方起碼的平等和互利，也最終喪失了自我和自主經營的本能。範氏家族的興衰歷程，從一個側面，多少也反映了經營理念的缺乏和經營業務的侷限，對企業會造成多大的制約和影響，這對今天企業和經濟界人士，無疑也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和借鑑的歷史經驗。 （田孝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