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

仁者愛人是孔子仁學的思想基調。應用到家庭倫理方面，提出“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在家能孝順父母，尊敬兄長，這是做到仁的根本。推廣到社會上，“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論語·泰伯》）。孔子認為“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論語·衞靈公》），對仁的需要非常迫切，但君子先要做出榜樣，才能帶動羣眾。因此，在處理人際關係時，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從反面來説，就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論語·顏淵》）。既要推己及人，又不能對自己不願做的強加給別人，才符合愛人本旨。

孔子對仁賦與豐富的內涵。當他回答子張問仁時説：“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五者為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為人自身要莊重，辦事要敏捷，待人要寬厚、守信用和給人以恩惠，能做到這五方面才算得是仁人。正因為對仁的標準有很高要求，所以孔子説：“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論語·憲問》）這裏不是指階級分野，而是從道德立論，儒家徒眾亦有君子、小人之分。孔子認為君子之中也有不能做到仁的，他也曾自歉説：“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論語·述而》），説明要達到仁的境界是很不容易的。

由於孔子所論成仁條件很高，所以一般不容易達到他所要求的標準。他的學生宰我曾認為“三年之喪”太長，孔子就説他“不仁”。對子路、冉有、公西赤等弟子，雖承認他們各有才幹，但卻説“不知其仁”。對楚令尹子文、齊大夫陳文子，孔子稱讚他們是“忠矣”、“清矣”，卻仍然説是“未知，焉得仁”，即成仁還未夠格。孔子還説：“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八佾》）仁人必須守禮，但管仲是個“不知禮”的人，卻由於相助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立下了大功，故孔子終於表態説：“如其仁！如其仁！”（《論語·憲問》）就勉強算是仁吧！這可以説是降格以求了。 ^[1] 

孔子對達到仁雖然提出高標準，但仍然鼓勵人們要有信心。為此他堅定地説：“為仁由己。”（《論語·顏淵》）“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還説：“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論語·里仁》）能否做到仁並非高不可攀，只要下決心就能達到。孔子又提出：“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儒家講禮治，能約束自己，遵守禮教，經常這樣做到，廣大羣眾就會歸順仁德，由個人推廣到社會。

孔子認為要達到仁的境界，還要有堅強的毅力和不怕犧牲精神，他説：“仁者必有勇。”（《論語·憲問》）“剛、毅、木、訥近仁。”子夏也説：“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論語·子張》）孔子認為經過修養和鍛鍊，具有勇敢和堅強的意志及廣博的學問，並能對自己進行省察，就可以接近成為仁人。孔子還説：“仁者先難而後獲。”（《論語·雍也》）即要先做艱苦努力，才能獲得收成。又説：“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衞靈公》）仁德高於生命，這是孔子對成仁的更高要求。他對歷史人物，對“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的事例，稱讚為“殷有三仁焉”。相反則“巧言令色，鮮矣仁”。只會講花言巧語，裝成和顏悦色來迎合世俗，這種人就很少有仁德了。孔子這樣對比，態度是很鮮明的。

孔子對仁人十分尊重，説：“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這是説一個人如果能立志行仁德，就不會幹出罪惡行為。同時也只有仁德的人，才做到愛憎分明，尊敬誰、憎恨誰分辨得很清楚。至於對有仁德的人，不能只看一時一事，必需持之以恆，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堅持下去。所以孔子又説：“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同上）無論在非常緊迫的時刻，或是在流離失所的情況下，都要按仁德的標準辦事，而不能須臾違背。對這樣的仁人，就應該要以接近為榮，即所謂“里仁為美”；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擇不處仁”，不和仁人在一起，“焉得知”，就不是明智的選擇。以上所述，反映出孔子如何達到仁的思想。 ^[1] 

在《論語》中孔子講到仁的地方很多，大體偏重在人生道德方面立論。仁本來是屬於先驗的道德範疇，是天賦的道德精神；但孔子又強調人的主觀意識可以達到仁的自覺，這就上升到哲學世界觀的高度。孔子仁學思想的時代意義具有二重性，積極方面強調人的主觀精神和重視事在人為的思想，天神崇拜的傳統意識相對削弱了，這是時代進步思想的反映。但當人的主觀精神不能改變客觀現實時，對其道不行不能不發出“命也”的嗟嘆。孔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論語·子罕》）。他只能既從仁，又從命，這個消極面使他難以擺脱世界觀的矛盾。 ^[1] 

孔子提出的仁學思想，被其後儒家所繼承和發揮。孔子以仁為政治、倫理、哲學思想的核心，孟子則把仁和義統一起來，以仁義為道德行為的最高準則。孔子提倡殺身成仁，孟子提倡捨生取義，把仁義提到了道德修養的極高境界。孟子給仁義所做的界説是：“仁者愛人。”（《孟子·離婁下》）“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孟子·離婁上》）仁是人人具有的仁愛之心，惻隱之心，不忍人之心；義是人人應走的正道，義有合理、適宜的意思。孟子把仁應用於政治，提出仁政説，對後世影響巨大。

漢代董仲舒基本上承襲孔孟的仁義學説，而以人我來區別仁義。他説：“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春秋繁露·仁義法》）仁是對待他人的態度，義是對於自己的要求。

唐代韓愈第一次明確以“博愛”解釋仁。他説：“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原道》）他主張：“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原人》）韓愈力主攘斥佛老，提出一個以仁義為內容的儒家之道的承傳系統，以此來抬高儒學的正統地位，而與佛教的法統相抗衡。

宋明理學家將仁納入理學思想體系，仁不僅是道德規範，而且具有本體論的意義。程顥、程頤區分仁和愛，以仁為性，以愛為情。又以仁為體，以義為用。認為仁包括義、禮、智、信“全體”，且仁與天地萬物“同體”。朱熹則認為，仁既是三綱五常的本體，又是宇宙萬物的本原。

近代康有為釋仁為“愛力”，譚嗣同釋仁為“通”。他們賦予仁以西方博愛、自由、平等的新內容，具有不同於以往的近代思想特色。

仁還有另一種解釋，認為仁即生生之德。《易·繫辭上》説：“生生之謂易。”肯定宇宙萬物發展變化，生生不息。後世儒家不少人本此觀點，謂仁即生育萬物之德。董仲舒説：“夫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以成之。”（《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白虎通義》也説：“仁者好生。”宋儒對此多有發揮。如周敦頤説：“生，仁也。”（《通書》）朱熹更進一步把仁德從社會人倫推廣到宇宙萬化，認為：“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仁説》）這仁包括宇宙生生之德，人類憐生之心，以及天人一體之愛。明清之際，王夫之也大倡“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為人與天地萬物同體，故見到同類危難而有惻隱之心，見到鳥獸哀鳴而有不忍之心，見到草木摧折而有憫恤之心，見到瓦石毀壞而有顧惜之心。清代戴震繼承此説，明確主張：“仁者，生生之德也。”（《孟子字義疏證》）康有為也説，仁“在天為生生之理”（《中庸注》）。這種解釋，豐富了仁的內涵，擴展了仁的對象，使人道之仁變成為天道之仁。其特徵是尊重一切生命和自然物，尤其是重視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主張愛惜生命，保護自然。這一仁學思想，與當代生態倫理學觀點頗為吻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