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義禮智

在孔子那裏，仁的基本含義是“愛人”，並斷言：“為仁由己。”（《論語·顏淵》）“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何以如此，孔子並未詳論。孟子循此繼進，指出：“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為仁找到“人心”作為承載者。從此，儒家仁學進入一個以“心”釋仁的新階段。孟子還進一步發揮了孔子“行義以達其道”（《論語·季氏》）的思想，斷言：“義，人路也”（《孟子·告子上》），把“義”和人的行為規範、方向、道路聯繫起來，拓寬了義的內涵。從西周以來，“禮”就是囊括社會生活一切方面的習慣準則，“禮”與“樂”構成了全部文化內涵。孔子認為禮應當是仁的外在體現。在孟子這裏，禮是發於內而形於外的“敬心”。“恭敬之心，禮也。”（同上）“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孟子·離婁下》）孟子經常將仁與義聯用，也將禮與義聯用，把其看做一個自尊的人所必備的德行，如孟子所云：“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孟子·離婁上》）“智”在孔子那裏，一般是指明辨、善察、能“權”而言，智是德行，也是才能素質，所謂“知（智）者不惑”，“知者利仁”，“知者不失人”，“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等，都是在才能素質意義上使用知（智）字。在孟子思想體系中，智更多地與仁相連用，如孟子引孔子的話併發揮説：“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孟子·公孫丑上》）孟子又引子貢讚美孔子話説：“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同上）

在《論語》一書中，仁與禮經常同列並提，智、仁、勇也曾連用，但並未將仁、義、禮、智並列連用。而在《孟子》一書中，仁、義、禮、智則多次相提並論連用，説明在孟子那裏，儒家的“四德”觀念已經比較明確。在對仁、義、禮、智的解釋上，孟子一方面從儒家傳統的基於血緣關係的倫理孝道觀念出發，把仁、義、禮、智和“事親”、“從兄”聯繫起來，如孟子所説：“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孟子·離婁上》）這就是説，“孝悌”不僅是“仁之本”，而是義、禮、智之本。另一方面，孟子對仁、義、禮、智的解釋，又都帶有其所開創的儒家心學的色彩，如所謂：“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仁義禮智根於心”（《孟子·盡心上》）。

另外，孟子不僅把仁、義等德行看做“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的“幾希”所在，同時把“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看做“君子所以異於人者”（《孟子·離婁下》）的所在。仁與義作為倫理道德範疇，不僅適用於道德修養，也用於政治領域，不僅適用常人，也適用於君主。孟子十分激進的君臣關係論就以仁義為立論根據，即所謂：“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從這種道德理想主義出發，要求臣事君、子事父。弟事兄都要“內懷仁義”以相接，而“懷仁義”就要“去利”，把義與利對立起來，從而開始了中國思想史上貫通古今的“義利之辨”，為儒家的重義輕利趨向奠定了理論基礎。仁義禮智，作為儒家傳統的“四德”，從孟子以後，也基本確立。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