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與現代生活

《人類學與現代生活》共9章，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其中第一章為第一部分，其餘章節為第二部分。在第一章中，作者主要探討了兩個問題——人類學是什麼和人類學可以做什麼。第二部分是該書的主體部分，博厄斯用大量實例，系統地駁斥了當時美國乃至整個西方所謂的文明社會普遍存在的對異文化的歧視和偏見。其中，第二、三、四章着重討論了當時“文明社會”盛行的對那些“劣等民族”和“劣等種族”的歧視問題，重點駁斥白人種族優越論。第五、六章着重討論“文明社會”內部存在的對某些內部族羣的歧視問題，重點批判當時盛行的生物決定論導致的新等級論。在回顧了主流社會存在的種種文化偏見之後，博厄斯在第七章和第八章深入探討了這些偏見產生的根源。在第九章博厄斯再一次重申了歷史特殊論的觀點、文化相對論的觀點，以及文化決定論的觀點。 ^[2] 

20世紀30年代，人類紛爭、白人種族的優越感、絕對倫理對現代行為規範的鑑別等問題，促使博厄斯不斷地認識到自己必須繼續堅定文化決定論、文化相對主義的觀點，繼續與流行觀念唱反調，《人類學與現代生活》就是他抨擊種族主義的代表作品之一。 ^[4] 

關於該書的創作動機，作者在書中指出，他渴望從更廣的角度來説明一些目前最根深蒂固的、以偏見的形式表現的觀點；人類學知識使人們在面對現代文明所帶來的問題時有更大的自由。 ^[4] 

博厄斯的全部理論核心是“歷史特殊論"，即以文化和個人的關係為本體，以經驗論和實證論為方法，以文化相對主義為原則，來構建各個民族的文化史。他反對將世界文化的多樣性納入到進化論簡單的“單一進化模式”中去，也反對傳播論的簡單攀附比較，力主對有限範圍內的具體文化做詳細精確的描述和記錄。書中體現了博厄斯的文化相對主義觀點，他指出，對其他文化進行科學研究時，要求被研究者不受以我們的文化為基礎的任何評價的束縛。只有在每種文化自身的基礎上能深入每種文化，只有深入研究每個民族的思想，並把在人類各個部分發現的文化價值列入，人們總的客觀研究的範圍，客觀的、科學的研究才有可能。 ^[6] 

進化論者認為，不同文化中的類似現象，是同一人類心智對類似環境的反映結果。在此基礎上，進化論者着手構建人類歷史的發展秩序，但是，如果同一現象並不總是由相同的原因引起，進化論便失去了邏輯基礎。由此，博厄斯根據自己所收集的資料提出了一種與“比較方法”相對立的“歷史方法"。他指出，長期以來，比較方法與歷史方法一直在爭長論短，人們希望它們能儘快發現自己的合適地位和作用。雖然，比較方法一直被大加吹捧，但是，這種方法是徒勞無功毫無結果的。而“歷史方法”是批判性的方法，它不僅建立在一般性的基礎上，而且重視每一單個文化事例，在多數情況下，它更傾向於各自獨立的起源，更傾向於傳播。 ^[6] 

博厄斯認為人類學通常是指一門蒐集各種奇風異俗，説明異地居民的奇異長相併描述其獨特風俗和信仰的學科，它是用“純科學”（不涉及技術應用與實用價值而論抽象價值）的標準觀點來看待社會現象，來分析研究現代生活中的問題，其主要研究領域是”人的科學”。作者指出，人類學家研究的是個體，研究的是個體作為種族或者社會羣體的成員時所具有的意義。個體只有作為羣體的成員才具有重要意義，所以體質人類學是把人作為羣體的成員來研究，人類學家一直關注的重點主要是羣體而不是個人。 ^{[5]  [4]} 

博厄斯指出，民族主義是一種用來表示團結的情感，以及作為公民為國家的利益而獻身的情感。它也被用來指一個民族的渴望，即為政治和經濟組織的統一而感覺它的文化一致。民族主義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曾經起過重要的作用，它在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鬥爭中起到了核心的凝聚作用。但是，民族主義很容易成為野心和貪慾的藉口，成為權力角逐的代用品。許多的戰爭都是借用民族主義的旗號來發動的。 ^[5] 

博厄斯在該書中用“nationality”指稱擁有共同文化、共同語言而不考慮其政治派別的羣體。他指出，每個民族包括許多不同種族的個體，“民族”一詞指社會意義，而不是種族意義；他從歐洲各國的混血遺傳來説明世界上不存在某純種族類型的純粹後代，習慣比遺傳更能引起人們的注意，從而批評美國的種族隔離。 ^[4] 

博厄斯堅決主張研究每一個民族與每一個種族文化發展的歷史，並明確地指出，衡量文化沒有普遍絕對的評判標準，因為任何一個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價值，每個文化的獨特之處都不會相同，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尊嚴和價值觀，各族文化沒有優劣、高低之分，一切評價標準都是相對的。博厄斯認為從別的方而不容易定義種族的特徵，人類的種族除了受遺傳的影響外，還要受環境的影響，例如營養水平、職業等。因此，他指出，種族遺傳這個慨念嚴格地説，只有在指一個種族的所有個體都享有某種解削學特徵時才能夠使用。他認為，沒有任何例證表明人類的種族和人的智力水平有關。人的智力水平的差異多受環境的影響，而不在於遺傳的因素。同時，種族和文化是無關的，研究文化不應該牽涉種族的因素。在種族的相互關係一章中，博厄斯認為種族的意識是存在的，通常情況下，表現為種族憎惡的意識在人類的羣體中。他認為，種族憎惡不是人的本能的反映，而是一種文化的影響。作者在書中駁斥了人類學界關於“白種人”天生優越的觀點。他指出，那些認為落後民族或種族智力、身體素質不完整的看法，往往是以旅行家印象為基礎的，而沒有真正深刻了解這些民族的實際生活。實質上，一切人種的體質構造特徵都是一樣的，各族文化發展的水平不同並不是由於生物原因，而是由於社會原因和歷史條件。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只能理解為歷史的產物，其特性決定於各民族的社會環境和地理環境。 ^{[6]  [5]} 

博厄斯認為，從優生學的理想來説，它的目的是提高人類的生理和心理的標準、消除不良的婚姻所造成的後果，是值得讚許的；但是，優生學的實行有很多限制，甚至有很多弊端，因此，他認為優生學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博厄斯在書中駁斥了激進的優生觀點，並運用經驗論從人們的理性與情感方面説明了在沒有統一的優生標準的前提下，任何優生的實踐都是紙上談兵，終止了大家對優生學的迷信，而又不完全排除和否定它。他認為，優生的選擇只能影響遺傳的體形，激進的優生學家以一種純理性主義的觀點來研究生育問題，並假定人類進步的理想在於人類生活的徹底理性化，但事實上，無論現在還是從前，人類的行動仍受情感的左右，人們行動上情感偏好的結果，與人們的理性知識大體相符，但不是由理性決定的。 ^{[6]  [5]} 

博厄斯認為，使一個人成為罪犯階層中一員的條件是無限複雜的，而遺傳更多的只是從生理學和解剖學角度對個體的體形有所影響，對於個體來講，後天教育及環境對他的影響更大一些。人的犯罪不是遺傳的原因，而是環境和文化的影響。 ^{[6]  [5]} 

《人類學與現代生活》開創了人類學的實證主義傳統，首次試圖使人類學原理能夠解決現代文明社會的問題；是將人類學理論應用於解決現代社會問題的首次嘗試，從某種意義上説開啓了應用人類學的先河，為推進人類學在美國成為“顯學”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該書問世後對美國人類學及世界人類學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該書所提出的“文化相對論”“歷史特殊論”給當時盛行的民族中心主義和種族歧視以沉重打擊，顛覆了進化論和傳播學派的傳統地位，為人類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書中反對種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的多元文化觀點更是成為美國乃至世界的時代潮流，作者從科學上論證了種族平等和民族平等的思想，對現代西方主流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 

1928年，《人類學與現代生活》由紐約諾頓出版公司首次印行；1945年，該書的漢譯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由楊成志據1928年版翻譯，1985年重印（豎排繁體版）；1999年華夏出版社出版該書的另一版漢譯本，由劉莎、譚曉勤、張卓宏據1932年修訂本翻譯。 ^[1-2] 

弗朗茲·博厄斯（1858—1942），美國人類學家，歷史特殊論的代表人物，現代人類學奠基人。博厄斯出身於德國一個猶太人家庭。幼年接受良好的教育，大學學的是數學和物理學，獲物理學博士學位。此後興趣轉向文化地理學、人類學。此後先後擔任柏林皇家民族學博物館副館長、美國克拉克大學人類學講師、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教授、美國人類學學會主席等職務。其著作較多，主要有：《孩子的成長》《中部愛斯基摩人》《誇庫特爾印第安人的社會組織與秘密結社》《原始人的心智》《文化和種族》《原始藝術》《人類學與現代生活》等。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