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觀

“人道”一詞，春秋時期即已出現，《左傳·昭公十八年》載子產語“天道遠，人道邇”，認為天道玄遠，人道切近現實。此後孔子、孟子建立了以仁義為核心內容的人道觀，為儒家的人道觀奠定了理論基礎。後經歷代儒家學者的闡釋和發展，內容逐漸豐富。 ^[1] 

孔子對人道有比較系統的論述。他説：“吾道一以貫之。”（《論語·里仁》）這裏所説的“道”，就是指他的“入學”——“人道”。孔子人道觀的核心是仁。孔子以仁為最高的道德準則，他以仁為人道之本，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據。仁的基本內容有三層：①愛人。樊遲問“仁”，孔子答曰：“愛人。”（《論語·顏淵》）具體而言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②克己復禮。顏回問仁於孔子。“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同上）“禮”是社會的道德規範，以禮約束自己的行為，即是仁。③仁涵蓋“恭”、“敬”、“惠”、“義”、“寬”、“信”、“敏”諸德。“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論語·公冶長》）這四種“君子之道”，都屬於仁。又説：“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這些都是貫徹人道的道德實踐。

孟子繼承了孔子人道觀，以仁為最高道德準則。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他説：“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盡心下》）孟子又十分重義，經常仁義並舉：“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仁是人之所以存心；義是人所應遵循的準則，人能做到此二者，“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盡心上》）。他認為人皆具有仁義等善端。“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人只要加強自身的修養，努力擴充所固有的善端，就可達到完美的境界。孟子又就人倫講仁義，認為仁的基礎是親親，義的基礎是敬長。“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孟子·盡心上》）由此外推，“達仁義於天下”（同上）。孔子、孟子都把仁義看做比生命還重要的人生價值的最高追求，孔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捨生取義。孟子説：“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對這種偉大的人格，稱為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孟子以此為人道的最高境界。

荀子人道觀的內容包括仁義禮讓忠信和法律政令刑罰等方面，尤重禮、法。他説：“禮者，人道之極也。”（《荀子·禮論》）又説：“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無道法則人不至。”（《荀子·致士》）禮與法同是國家最根本的原則和制度，是人道之中最重要的內容。在天道與人道的關係上，主張明天人之分，重視人的作用，強調人道。他説：“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荀子·儒效》）

《中庸》以誠為人道的最高原則。“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認為天真實無欺，人能遵循天道，以誠行人道，即可達到理想境界。《中庸》認為人道的核心是仁、義、禮，其貫徹到人倫中則為親親和尊賢，人能以誠實踐人道，就能與天道為一。孟子亦講：“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上》）意思與《中庸》相同。 ^[1] 

董仲舒繼承孔孟人道觀念，兼納陰陽、刑名思想，融合構建了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人道觀。他認為人道本於天道，天是至上神，又是道德的化身，人道是效法天道而建立起來的。“人道者，人之所由，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萬物載名而生，聖人因其象而命之。”（《春秋繁露·天道施》）他以三綱五常為人道的根本內容，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仁義禮智信。這些都是聖人求之於天，“因其象而命之”的，因此能遵守和實行三綱五常這些人道原則的，即是仁人，強調明道正誼不計功利。董仲舒對孔孟提出的人道原則仁亦有具體發揮，認為：“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春秋繁露·仁義法》）以仁安人，以義正我。

東漢王充認為人道是指社會人事有為的道理，強調人道有為。他説：“人之行，求有為也。人道有為，故行求。”（《論衡·説日篇》）他認為人道的內容莫大於食，即滿足人們基本的物質需求。“人道所重，莫如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論衡·譏日篇》）同時，又要教人節制慾望，因而“人道有教訓之義”（《論衡·自然篇》）。人道又要賞善罰惡，“人道善善惡惡，施善以賞，加惡以罪”（《論衡·譴告篇》）。

唐代韓愈繼承先秦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認為人道即為仁義道德。他説：“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韓昌黎集·原道》）他並提出了以仁義為內容的道統説。李翱繼承了儒家的“性命之學”提出了關於人的本性的“性命之道”。認為要恢復人的本性，必須“誠而不息，虛而不息，明而不息”，只有擇善而從，虛懷若谷，洞察事理並鍥而不捨，才能復歸盡善的人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復性書》上）通過人的本性的迴歸，就能做到身修、家齊、國理、天下平。

柳宗元的人道觀以“大中之道”為內容，它包括兩個方面：①三綱五常。認為：“唯父子夫婦，人道之大。”（《柳河東全集·湘源二妃廟碑》）父慈子孝，夫尊婦從，是人道中最大的原則。在君臣關係上，“執忠與敬，臣道畢矣”（《柳河東全集·邠寧進奏院記》）。仁、義、禮、智、信五常是聖人用以教人的中正之道，須時刻堅持。②守常之中，也就是中庸之道。認為中庸“為道不謬”。由中庸而入堯舜孔子之道，由中庸而至中正，就達到了大中之道。 ^[1] 

宋初儒學復興運動中，孫復、石介上承韓愈，宣傳道統，以仁義禮樂為教化之道。石介認為人道就是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夫婦、父子、君臣之道滅，則人道滅。孫復認為，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人理滅，為禽獸之道；認為仁義禮樂是治天下、興王道、正人倫的根本。

李覯以禮概括人道，認為禮為人道的準則。他説：“夫禮，人道之準，世教之主也。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國家，修身正心，無他，一於禮而已矣。”（《李覯集·禮論》）禮的內容既包括飲食、衣服、宮室、器皿等物質生活領域，又包括政治、倫理、法律等精神文化領域。李覯將物質內容納入了作為人道之準的禮。

張載以氣為宇宙本體，由本體論推及人道論，認為人道本於天道。人道的基本內容是仁義，仁義是天性的反映。他認為人道應本着萬物同為一氣之變化、人與物本性同源的原則，“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正蒙·誠明》）。他進而把這種人道思想概括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正蒙·乾稱》），並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近思錄拾遺》），作為人生的最高追求。（見民胞物與、為天地立心）

程顥、程頤將人道等同於天理。其所指天理，是仁和綱常名教。認為人之所以為人者，因為有天理，天理不存，則與禽獸無異。程頤以“敬”為求仁的根本功夫，要人們專心致志於“理”（封建倫理綱常），達到“與理合一”的境界。

南宋朱熹亦以居敬窮理為修養的基本功夫，要求人們去私慾，返於天理。“仁者，本心之全德。……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慾；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慾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論語集註·顏淵》）。認為存天理滅人慾即盡人之道。

陳亮認為人道不離日用，把日常生活中的吃、穿、住等實事作為人道的必備條件。“有一不具，則人道為有闕，是舉吾身而棄之也”（《陳亮集·問答下》）。 ^[1] 

人道觀念有新的變化，針對理學空談仁義、心性修養和天理人慾的對立，強調道不遠人，道不離日用，把滿足人的物質需求作為人道的重要內容。其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王夫之和戴震。

王夫之的人道觀有兩個突出特點：①強調“以人道率天道”（《思問錄內篇》）。認為人之所以為人，與禽獸不同者有主觀能動性，有自覺的道德意識，“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人之獨而禽獸不得與，人之道也”（《思問錄內篇》）。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人能“官天府地，裁成萬物”（同上），為自然的主宰，“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周易外傳》二）。②貴生、重形，反對脱離利用厚生談仁義。貴生，指珍惜生命，重視人的生存。強調“生以載義”，“義以立生”。捨生，義便失去依存；舍義，人生則失去價值。他説：“將其貴生，生非不可貴也。將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生以載義，生可貴。義以立生，生可舍。”（《尚書引義》五）重形，是重視人的形體的全面發展，以人之形體為道德的載體。“賤形必賤情，賤情必賤生，賤生必賤仁義，賤仁義必離生。”（《周易外傳》一）他進而認為，言人倫道德不能脱離厚生利用。離開“物則”言人倫，“故終不離人而別有天，終不離欲而別有理……蓋厭棄物則，而廢人之大倫矣”（《讀四書大全説·孟子·梁惠王下》）。他甚至視厚生利用和人倫道德都是物：“民之厚生利用亦物也。……則其為仁義禮樂者皆物也。”（《尚書引義》一）

戴震認為人道既為人倫日用的實體，又是人們行為的準則，人道即人倫日用。認為道不出於身，“出於身者，無非道也”。“道者，居處、飲食、言動、自身而周於身之所親，無不該也”（《孟子字義疏證·道》）。道是人類道德行為準則，“人所行即道，威儀言動皆道也”（《孟子字義疏證·中庸補註》）。為君、為臣、為父、為子各行其當行之事，皆是道。戴震還強調，人倫日用滿足人們的物質生活與道德準則的有機統一，人道是“合物與則而言也”。“人倫日用，其物也；曰仁、曰義、曰禮，其則也”（《孟子字義疏證·道》）。 ^[1] 

儒家的人道觀是儒家學説的重要內容，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中是指導人生、維護倫理道德秩序的重要原則，對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有重要作用。其中由孔孟建立的“仁義”學説中的積極內容，對調整人際關係、培養人生價值觀和塑造民族精神，產生了重要影響，至今仍有借鑑意義。儒家人道觀中有精華也有糟粕，在漢代以後被逐漸強化了的封建綱常和等級觀念，都是應予以剔除的消極內容。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