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殉人祭

從現有的考古材料看，中國的人殉人祭，大約發生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原始社會末期。人殉人祭成為一種社會制度並廣泛流行，是在殷商奴隸制國家出現之後。大體説，人殉人祭在商代早、中期就很普遍，但用人數量較少；盤庚遷殷以後進入鼎盛時期，用人數量達到最高峯；武丁之後又逐漸有所減少。已發表的殷墟甲骨文中的有關人祭數字可考的達一萬三千多人。其中以武丁時為最多，人855 祭數字可考的九千多人。一次用人數目不等，最多的達五百人。

殷商人殉人祭制度下的犧牲者，其身份有所不同。用作人殉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死者的妻妾寵幸及其親近的奴僕武士；人祭則大都是以戰俘為主體的奴隸。羌方是武丁等時期的主要征伐對象，擄獲的羌人成為當時奴隸的重要來源。他們經常與牛羊一起被作為祭祀時的犧牲，而且用羌數超過用牲數。祭祀的範圍很廣，天神、地示、人鬼，無所不祭，而以祭祀祖先為最常見。砍頭的“伐”祭和焚人的“(燎)”祭是最常用的祭祀方法。此外還有剁碎、血祭、活埋等等。

考古發現的殷商人殉人祭實例甚多，殷墟所見即達六千人以上。商代早中期，人殉一般與狗同埋；遷殷後，則以單埋為主。已發掘的殷王陵和殷王室墓十五座。每墓殉葬數十人至數百人；中小奴隸主墓每墓殉葬一人至數人。殉人分全軀葬和身首異地而葬兩種。全軀葬的殉人放於墓主周圍，有的還備有薄棺和少數隨葬品。這種殉人，多半是墓主生前寵幸的臣妾。身首異地的殉人放於墓坑填土中或墓道中。有的頭骨與軀骨分別放置墓道中；有的是在墓坑中放頭骨，墓道中放軀骨。這後一種殉人，其性質與殺祭的人牲無別。

祭祀坑遍佈於殷王陵陵區內。殺祭活動是多次進行的：既可在死者埋葬時進行，也可在其死後陸續進行，而以死後追祭為多。1934～1935年，在1400號王陵附近曾發現一片殷王室的公共祭祀場所，人牲坑中分別埋放全軀人骨、無頭肢體、無肢體的人頭，總數近兩千人。

殷商的宮殿、宗廟建築，也是使用人祭的重要場所。從奠基、置礎到安門、落成，都要舉行隆重的人祭儀式，連同牲畜、車輛，一齊埋在宮殿宗廟台基的內外。人祭最多的是小屯乙組第7號宮殿址，共用五百八十五人。

兩週繼續流行人殉人祭制度。據《史記》、《左傳》等史籍記載，周武王伐紂，魯季平子伐莒，鄭文公伐鄫，楚公子棄疾滅蔡，都用人祭。秦武公、秦穆公、齊桓公、宋文公、晉景公、楚靈王、邾莊公等諸侯死後，都用人殉，少則數人、數十人，多至一百七十七人。考古所見的兩週殉人墓有八十多座，共殉兩百多人。諸侯、王和高級貴族墓一般都有殉人，一墓殉一人至數人。殉人一般是青年女性和少年兒童，多數處死後全軀入葬，有的有木棺，並有少量隨葬品和佩飾，但仍有少數殺殉入葬的。總的趨勢是逐漸減少，春秋末期以後，這種野蠻的習俗已經遭到社會輿論的反對。

西漢中期以後，人殉人祭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已被廢除。但元明清三代，人殉這一罪孽邪惡的制度卻死灰復燃，又流行了近七百年。蒙元的入侵使中國文化大大倒退，元代大肆鼓勵民間殉葬行為，《元史》多有記載：“順德馬奔妻胡閏奴、真定民妻周氏、冀寧民妻魏益紅以夫死自猛殉葬，並旌其門。”“大寧和眾縣何千妻柏都賽兒，夫亡以身殉葬，旌其門。”

朱元璋開明代殉葬惡例。“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建文、永樂時，相繼優恤。若張鳳、李衡、趙福、張璧、汪賓諸家，皆自錦衣所試百户、散騎帶刀舍人進千百户，帶俸世襲，人謂之‘太祖朝天女户’。歷成祖，仁、宣二宗亦皆用殉。景帝以郕王薨，猶用其制，蓋當時王府皆然。朱元璋死後殉葬的殯妃有46人。明英宗時期廢除。

滿人入主中原以後，用定法的形式將殉葬擴展到全國上下。“二月壬戌，定喪祭例，妻殉夫者聽，仍予旌表。清史載努爾哈赤、順治、康熙年間都有殉葬。康熙12年（1674）“乙卯，禁八旗以奴僕殉葬”。至此，普遍存在的“八旗以奴僕殉葬”的制度才被禁止。但是，清統治者“一而明令廢除殉葬制，另一而又在實際行動上大力表彰妻妾‘自願’殉死的舉動。民間各地官府表揚妻妾殉夫，稱她們為‘烈女’、‘節婦’，並修書、立牌坊。故終清之世，實際上人殉制並未徹底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