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論

乾嘉時期，中國人口急速增長。乾隆末年，人口已從康熙時的一億驟增至約三億。面對這一社會現象，洪亮吉在《意言》中闡發了新穎而深刻的見解。洪指出，人口的急劇增長，已經和生產的緩慢發展形成尖鋭的矛盾。人口增長的速度為生產增長速度的五六倍，這就不能不使兩者發生矛盾，從而引起社會危機。洪以為，從乾隆中葉到嘉慶初，社會情況就有急劇的惡化，物價飛漲，百姓終歲辛勞，也只能飢寒交迫，無以為生。可知社會危機不僅在太平之世無法避免，而且會隨太平之世的發展日益嚴重。洪在肯定人口成倍增長與生產發展緩慢的矛盾是導致社會危機的“自然必然性”的原因時，也指出了其他因素對加劇社會危機的作用。他以為，土地的嚴重兼併，使大批農民流離失所、無業遊民和寄生蟲的大量存在、吏治的腐敗，造成農民賦役繁重，以及寺廟僧道佔據土地，盤剝農民，都是加劇社會矛盾的重要因素。這些觀察無疑是切中時弊，非常深刻的。面對社會矛盾，就解決人口過剩的問題，洪亮吉提出了兩個方案。一是“天地調劑之法”，即通過“水旱疾疫”的自然淘汰。當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過十之一二矣”。二是“君相調劑之法”，即政府改良政治措施，採取一些調整、救濟手段，“使野無閒田，民無剩力，疆土之新闢者，移種民以居之，賦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減之，禁其浮靡，抑其兼併”。洪的人口論作為當時社會現實的反映，有其積極的意義。洪通過提出人口發展與生產的矛盾，引導人們把視線從社會危機的諸多表面看法，轉入人口與生產、土地本身，啓發人們從土地與人口的矛盾中尋找解決問題的出路，而從事於改變生產與土地的命運的鬥爭。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其思想客觀的進步意義也是勿容置疑的。但洪的人口論存在嚴重侷限。他離開社會制度孤立地觀察人口發展與生產的矛盾，而且他受時代和階級的侷限，不可能真正找到解決問題的出路。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