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泰晤士報

《京津泰晤士報》（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的創刊：

京津泰晤士報發刊於1894年3月，開始時是週報，1902年10月1日開始改為日報。創辦人是英國人裴令漢（William Bellingham）。他原先是天津的建築師，創辦這份報紙後任經理和主編（早期的英文報紙一般都是創辦者即第一任主編和經理）。該報雖然表面上是份商業報紙，但接受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的資助，實際上是份半官方的英國報紙。可以説，天津的英國工部局是準備把該報作為自己的喉舌來扶持的，因為他們看到了英文報紙作為輿論陣地對西方人以及中國上層人士的巨大影響。

該報創辦人即主編兼經理英國人裴令漢1895年在任上去世，由英國人愛麗絲·史密斯（Alice Mildred Vaughan Smith）接任。她的丈夫是位印製商人，1906年前還是清朝電報局（Imperial Chinese Telegraph Administration）的經理。史密斯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學校教育，但從1889年（28歲）開始即在日本、印度、中國等地從事新聞寫作和編輯工作，同時擔任包括《倫敦標準報》與《芝加哥新聞日報》在內的多家報紙的通訊員。她還曾經是上海的主要英文報《北華捷報》和《上海時報》的主筆兼/或編輯。1897-1907年，史密斯一直擔任《京津泰晤士報》的主編；1901-1903年，為兩主編之一。

第五任主編是英國人戴維·弗雷澤（David Stewart Fraser）。他先在新西蘭和印度從事銀行工作，1900年參加了南非的第二次布爾戰爭，後以英國倫敦《泰晤士報》遠東通訊員的身份來到當時英國在中國北方的租借地威海衞設立無線電接收站。1905年日俄戰爭爆發，他對許多重要戰役進行連續報道，影響很大。後來他在中東地區旅行了一段時間，1911年回到中國，開始擔任《京津泰晤士報》的主編。

《京津泰晤士報》的影響在英國人伍德海（G.W. Woodhead）任主編時得到了很大的擴展。他1902年來華，接任前曾先後擔任過《字林西報》記者、路透社通訊員、《京津泰晤士報》的老冤家英文《北京日報》的主編等職，對中西的新聞業都非常熟悉。若引用一位研究當時中國的英國報業的人士的話，伍德海對該報的貢獻就在於"在中外問題上都採取了有力的政策，並恢復了本文編輯言論的原始聲望"。 ^[1]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天津的英國租界被日本人佔領，《京津泰晤士報》與其他許多在華的英文報刊一樣受到壓制，被迫停刊。主編潘內爾（Pennell）於次年被遣送回國。那麼，若回顧《京津泰晤士報》四十七年的歷程，七任主編所標榜的宗旨，即“為中國輸入西方文化，幫助中國現代化”，究竟實現了幾分，我們已不易做出精確的判斷。

該報在清朝覆滅後民國前期刊載的一些有影響的報道還是應該在這裏略提一提：強烈反對日本逼迫袁世凱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1915年）； 刊載題為"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的系列長文，希望引導中國以平等的身份步入現代國家的行列；反對“巴黎和會”把山東轉讓給日本的決議（1919）；一貫反對鴉片貿易，1919年刊登了在中國北方從事鴉片貿易的黑名單，引起國際震動；刊載一系列文章強烈要求廢除英日聯盟；反對武器走私，反對軍閥統治與割據，反對武力成為解決中國國內問題的惟一途徑，同時還反對侵犯人權和尊嚴，包括許多中國人的人權和尊嚴。 ^[2] 

在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發展史上，外報外刊佔據了主要的部分，並對中國近代史的發展進程起過不小的作用。近代天津的《京津泰晤士報》中文版作為一家以外報為後台依託的中文報紙，曾在天津的近現代史上發揮過一定的輿論影響力。它的中文報紙形態和華人經營服務對象，使其努力貼近讀者，具有一定的進步性。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天津的英國租界被日本人佔領，《京津泰晤士報》與其他許多在華的英文報刊一樣受到壓制，被迫停刊。

該報的實際發行量未見有完整的統計，但可以基本肯定的是：許多上層的中國人都是它的訂户和讀者，在長江以北，它幾乎是無處不見，而且，它發行到國外的數量是近、現代時期所有在華的英文報中最大的。《京津泰晤士報》在中國內外的巨大影響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