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控

jīng kòng ㄐㄧㄥ ㄎㄨㄙˋ

大而化之地説， ^[1]  中國古代屬威權社會，統治者不希望臣民有強烈的權利意識而去打官司。因為打官司本身，就算是“民風刁頑”，也是對專制的威脅。孔子的名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易經》裏那句“訟則終兇”，這兩句話隨着歷史的發酵，無限膨脹為官府的“偉大理想”———從“息訟”變為“壓訟”。

問題的另一個層面是，封建統治者要向臣民顯現“青天”形象，讓人相信問題出在地方官員身上，皇帝還是英明的，所以要給臣民一個“來京上訪”的合法渠道。“告御狀”，本身還有着德政的寓意，是一種底層百姓的政治寄託。但顯然，既要息訟，又要彰顯德政，存在一定衝突。

從效果看，京控也是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皇帝控制官員的政治手段。就像皇帝能任意開啓、關閉其他溝通渠道(言路)一樣，皇帝也控制着京控的閥門。比如，嘉慶帝即位之後，出於政治手腕也罷，勵精圖治也罷，反正一改其父乾隆帝嚴格限制京控的政策，表示要“勤求民隱”，不許官員限制百姓京控，甚至稱自己有時間的話會審閲每起京控案的卷宗。

“截訪”———截拿

在京控上，大體上形成了中央為彰顯“政平訟理”，地方官員為“勸民息訟”的博弈；如何保障百姓的權利，並不是關鍵，關鍵在於統治者內部的平衡。地方官員甚至為了“息訟”，不惜“截訪”———截拿。

有的截拿，是被控告的地方豪紳在路上搶走京控者的盤纏，阻止其京控，但地方豪紳顯然與地方官員有勾結。有的就是地方官員派差人截拿“上訪者”。比如清末的東南漕運系統中，地方官員甚至養着打手“專毆控漕之人”，使得東南辦漕之民，控告無門，又進一步激起民變。最奇怪的是“截訪”甚至有時是全國一盤棋，比如1836年四川陳某打算京控，到達北京附近的涿州時，因為東西被竊而告官，當地查驗現場時搜到狀紙一張。州官直接通知直隸總督琦善，並將陳某解回四川原籍，不令京控。

到了清朝末年，京控制度糾正錯案的效率越來越低。一件京控案件，少則需要三年兩年，多則需要十幾年二十年方可審結。到光緒年間，關於“近年各省京控，從未見一案平反”，或“州縣承審京控上控各案，往往逾期不結”的記載，極為常見。

最後隨着清王朝的滅亡，中國延續了兩千年的京控制度也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