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四世

一位青年紳士在化裝遊行中遭到情敵暗算，跌落下馬，大腦受傷導致精神失常，從此以亨利四世自居。家人順從他的意思，把別墅佈置成皇宮，並派幾名僕人着古裝照料他。12年後他從瘋狂中清醒過來，發現心上人已被情敵奪走，無心再回到現實生活中，決定裝瘋逃避現實。幾年後，過去的情人和情敵雙雙來探視他，他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些真實情感。這時又有一位醫生使用古怪的方法替他治病，嚇得他幾乎重新發瘋。他無法再忍受裝瘋賣傻的生活，主動道出真情。在復仇的衝動之下，揮劍刺向情敵。為逃避兇殺的罪責，他只有再次借用亨利四世的身份掩護自己，永久地裝瘋下去。 ^[4] 

作者的母親在1915年去世，同時妻子病重住院，兒子在前線被俘。他以緊張狂熱的寫作來驅除心頭的優傷。1916年至1925年是他的劇作豐產的年代，寫出了一批成功的作品，被人們稱為“皮蘭德婁式”的富有獨創性的戲劇聞名世界，他也成為一代戲劇大師。《亨利四世》便是在此期間完成的。 ^[1] 

主人公在化裝遊行中扮演中世紀皇帝亨利四世，被情敵暗算，從馬背上摔下來，昏迷過去。他醒來以後，便成了瘋子，以亨利第四自居。十二年以後，他恢復了理智，但心愛的姑娘己被情敵奪去；他發現，時代在前進，他卻仍然停留在十二年以前。他在現實中失去了位置，只能逃遁於歷史，繼續戴上亨利四世的假面，以最清醒的意識，安度最瘋狂的生活。亨利四世落馬，失去理智，似乎純系偶然，但隨着劇情的進展，人們卻發現，這卻是必然的。一方面，亨利四世的假面是他心甘情願戴上的，他藉此獲得了擺脱污濁的現實，作為一個“局外人”來注視生活的自由，從而挽救了自己的靈魂。另一方面，這具假面又是現實強行給他鑄就的，而且只承認這具假面；一旦戴上這具假面，他便如身陷囹圄，生生被排斥在生活之外，淪為一具歷史的殭屍。這自然又使他痛苦不堪，精神受到極大的折磨。 ^[5] 

亨利四世在劇裏只是一副假面具。當初主人公是為了追求歡樂的愛情而在化裝舞會上戴着它，未曾料想到社會從此竟不許他摘下來，首先是逼使他發瘋，產生了自己就是亨利四世的幻覺，失去社會存在的可能，與面具合二為一，虛度了十二載的青春年華。他病癒之後，感到被社會拋棄的痛苦，便用面具做掩護，以最清醒的頭腦裝瘋，自覺地與世隔絕。但是這種消極反抗並不能持久，現實闖入了他人為的小天地，讓他暴露了真面貌之後卻又不能過正常人的生活，被迫在別人明白他是假瘋之後終身裝瘋。以後等待着他的只有忍氣吞聲的屈辱生活，失去了人的一切尊嚴。亨利四世這具歷史殭屍，竟把一個活生生的靈魂囚禁和封閉在裏面，讓這個靈魂窒息。皮蘭德婁通過這齣戲生動地説明了他對人生的又一見解，即人的雙重人格—一個真正的自我與一個社會造成的自我永遠互相沖突。社會的自我象假面具一樣把真正的自我掩蓋住，把個人的一切自由意志禁錮起來，使人只能象傀儡似地機械行動，舉手投足全在社會無形的控制之下。而人的靈魂卻是不能戴面具的，總要尋找解放的出路。在自我無力改變社會時，他唯一的辦法是逃走—隱遁世外。而人作為社會的動物不可能在社會之外找到一個可供靈魂棲息的綠洲。現實象影子一樣緊追不捨，強迫自我就範。衝突的結果，是社會的自我壓迫真正的自我而取得暫時的平衡。在這個戲裏，由人們組成的社會對於個體的人來説竟成了異己的迫害力量，皮蘭德婁對社會的揭露由此更深入了一層。

社會的自我與真正的自我的統一，標誌着個性的解放，在理想的社會里是能夠實現的。皮蘭德婁的主人公卻根本沒有理想。他恢復理智之後並不去尋求報復，只是在他不能繼續苟且偷生的情況下才迫不得已地進行反抗。他借用亨利四世的寶劍殺死仇敵，沒有令人信服的必然邏輯。這不是傳奇劇裏那種懲惡揚善的結局，倒是具有象徵意義的舉動：現實中沒有懲罰罪魁的豪傑，除非請出古代的英雄。主人公完成這一行為之後，陷入了更加悲慘的境地。這裏描寫的不是理想與現實的衝突，而是內心主觀世界與外部客觀世界的一般性衝突，而且以主觀的屈從告終。可見皮蘭德婁思想上的悲觀主義是極其濃厚的。

主人公裝瘋時在胡言亂語中夾進了對現實生活中的既得利益者的冷嘲熱諷和嬉笑怒罵，與裝瘋後指桑罵槐的哈姆雷特一樣，表現出了絕妙的“清醒的瘋狂”。但他不是哈姆雷特式的悲劇英雄，他只是在假面具的重壓之下苟延殘喘而已。他是現代人，卻穿上亨利四世的古老華服，也頗象穿上古代騎士甲冑出外遊俠的老鄉紳堂吉訶德一樣滑稽可笑，但是堂吉訶德是理想的追求者，而他卻踏縮在假的宮廷裏玩味着個人的痛苦，百無聊賴，精神空虛。皮蘭德婁竭力勾畫的是一個非英雄化時代裏的反英雄形象。皮蘭德婁給主人公一個“亨利四世”的假身份，而沒有給他一個實際的名字，這意味着他是現代資產階級普通人物的總化身。他雖然身上峨冠錦衣，在精神上卻是那些蓬頭洗足的嬉皮士們的前輩。 ^[1] 

主人公戴着亨利四世的假面具，這是一出假面戲，他在裝瘋的時候以亨利四世的身份出現，因此又是一出歷史劇。二者合而為一，戲中有戲。亨利四世作為“歷史劇”的角色對全劇説來同樣起參照物、座標系的作用。主人公在發瘋時產生自己是亨利四世的幻覺，與亨利四世的面具合而為一，虛度了十二載青春年華，説明了社會對個人的殘酷迫害，主人公清醒之後，深感被社會拋棄的痛苦，躲在面具下自覺地與社會隔絕；他在被昔日的情人與情敵認出之後，一怒之下殺死仇敵，暫時拋棄了亨利四世的假面具；真相暴露後，他只好繼續裝瘋，從此永遠在假面具下生活。主人公與面具“假合—，真合—，假合—脱離—再次假合”這一辯證發展，説明真正的自我和社會的自我之間的衝突不可能得到解決。社會的自我像假面具一樣把真正的自我掩蓋住，把個人的一切自由意志禁錮起來，使人只能像傀儡一般機械地行動，舉手投足全在社會無形的控制之下。永恆的生命運動與僵化的形式之間的矛盾因而同樣得不到解決。 ^[6] 

《亨利四世》的藝術手法是多樣的。皮蘭德婁把傳統的悲劇、諷刺喜劇、假面劇的特點與現代的表現主義和哀傷的幽默感熔於一爐，錘鍊出這樣一篇情節曲拆動人，人物形象豐滿，寓意尖鋭深刻的豐富多彩的傑作。讓現代人自始至終穿着八百年前的帝王服裝，這是高度浪漫化的設計，主人公自覺地裝瘋，具有莎士比亞式悲劇人物的特徵，而從自覺的裝瘋變成被迫裝瘋，這是愈反抗就失敗得愈慘痛的傳統悲劇的格局，一個渺小儒弱的現代人被迫不時強打精神，在人們面前硬充好漢，擺出亨利四世的英雄姿態，具有令人心酸的諷刺意義，這不是輕鬆的幽默感，而是哀傷的黑色幽默。而同時劇中的幾個僕從卻是地道的喜劇人物，他們滑稽地扮演亨利四世的顧問，伺候着一個假瘋子時不覺其假，而主人主動説明真象時又不信其真，製造出一連串的笑料，形同意大利十七世紀的假面劇中的小丑。他們輕鬆的表演使劇中濃厚沉重的悲觀氣氛略為得到沖淡。劇中離奇的情節結構，誇張的人物造型，大量的對比和象徵的運用，都顯示出表現主義的特殊手法。

這齣戲在結構上也有着顯著的特點。作者將亨利四世的歷史故事與假亨利四世的現實遭遇巧妙地結合在一起，把主人公孤獨蒼白的現代人形象與亨利四世高大的英雄形象集於一身，在舞台上不斷地交替變幻出現，利用一個班底的演員同時演出兩齣戲的內容，把一出歷史劇和一出現代假面劇交待得一清二楚，像電影中的疊印一樣清晰地構成並列的圖象，絲毫沒有發生人物和劇情的混亂，這一些都顯示出作者藝術技巧的高超。 ^[1] 

在塑造人物形象時，皮蘭德婁採用了假面與自我交替的雙軌結構。清醒的亨利四世，是被駕馭者，瘋後的亨利四世，卻是勝利者。他們是亨利四世自我的分裂，是社會性的自我與真實性的自我的衝突。 ^[7] 

《亨利四世》的戲中戲是亨利四世的多重人格和意識層構的外化和象徵。亨利四世的裝瘋和不裝瘋是他的人格的個性和社會性的形象化表現手法。當亨利四世裝瘋時，他是一個戴假面具的旁觀者，他在社會性的假面具後冷靜清醒地觀察着他人的假面和個性，並玩弄他們。當他不裝瘋時，他才開始追求”美好的自我”。這個戲中戲巧妙地表現了當代人的多重人格和深層意識上的矛盾和對立關係，揭示了人的社會性對個性的保護作用和壓抑作用，揭示了他們之間的異化關係，揭示了人性意識結構的荒誕性。它不是對知和行的統一關係的追求，而是對意識自身的本質和存在方式的悖理性關係的揭露。 ^[2] 

皮蘭德婁的《亨利四世》上演後，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劇本突破了傳統戲劇的框框，打破了過去與現在、幻覺與現實之間的界限，充分展現了人物真實的內心世界與外部世界之間的衝突。所以，它既是怪誕劇，又是心理劇。 ^[8]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吳嶽添：劇中情節離奇，人物造型誇張，運用大量的對比和象徵手法，集傳統的悲劇、諷刺劇、假面劇的特點與現代的表現主義手法、黑色幽默於一體。這是一篇豐富多采的佳作。 ^[4] 

路易吉·皮蘭德婁（Luigi Pirandello，1867—1936）是意大利戲劇大師和小説家，一生創作了40多部劇本，主要劇作有《誠實的快樂》、《是這樣，如果你們以為如此》、《並非一件嚴肅的事情》、《像從前卻勝於從前》、《六個尋找劇家的角色》、《亨利四世》、《給裸體者穿上衣服》、《各行其事》、《我們今晚即興演出》、《尋找自我》。1934年他因“果敢而靈巧地復興了戲劇藝術和舞台藝術”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意大利作家莫拉維亞讚美説，皮蘭德婁對戲劇的貢獻可以同喬伊斯對小説或畢加索對繪畫的貢獻相媲美。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