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特·祖米卓斯基

從2006年起他還是波蘭左翼雜誌Krytyka Polityczna的編輯。他的個展《如果它就發生了一次，就像從未發生過一樣》（If It Happened Only Once It’s As If It Never Happened）於2005年在Kunsthalle Basel舉辦，同年他代表波蘭參加了第51屆威尼斯雙年展。除此之外，他的作品遍及在世界各大知名展覽及盛會。

出於對個人在社會羣體中生活規則的關注，祖米卓斯基創作了一系列能夠反映社會矛盾的作品。他的宣言——Applied Social Arts——從兩個方面對他的行為加以了肯定：藝術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生產知識的方式；藝術有助於政治和社會生活。與社會科學相比，藝術很少基於一種知識的形式加以利用。祖米卓斯基強調了藝術能夠在脱離審美領域的前提下，將自己表現得與創歷史性的東西和知識的生產分離開來。

亞特·祖米卓斯基在他的畢業設計“40 szuflad”/“40 Drawers”（1995）中，創作了一部以圖書館的分類櫥櫃為對象的回憶錄。在每一個抽屜中，他都放置了一些扭曲在一起的、赤身裸體的人的照片。要打開抽屜是需要做出一些努力的，同時，他將觀眾置於了一種偷窺狂的角色上。同樣的情況在作品“Powsciagliwosc i praca” / “Temperance and Work”（1995）中也得到了處理。在這件作品中，祖米卓斯基本人和Katarzyna Kozyra成為了照片中扭曲在一起的那兩個人，形成了“一種奇特的扭曲形狀”。祖米卓斯基説：“這是一種性愛姿勢，兩個人互相以新的方式愛撫對方，以尋找全新的愉悦體驗。當然，這種煽情的象徵手法顯然用錯了地方…”祖米卓斯基1996年的影像作品

“Ja i AIDS”/“Me and AIDS”

刻畫了對艾滋病這種絕症的恐懼感，以及在與其他人進行親密交流時的擔心。在影片中，有兩個裸體男人和一個裸體女人，他們以全速相互追趕、相互碰撞。“要知道，與其他人的碰面是一個非常痛苦的經歷”，他説。

脱離了男女交互的題材後，在作品“Ogród botaniczny / ZOO”（“Botanical Garden / ZOO”，1997）中，祖米卓斯基將關於動物園裏的動物和有心理缺陷的兒童的影像資料放在一起。這些影像資料描繪了他們與這個社會的孤立，同時對這種描繪方式表示了質疑並將它們放置在窺淫癖的環境下，祖米卓斯基就身體上的束縛、力量提出了質疑。這些問題隨後在電影和照片系列中都有所發展。在作品“Oko za oko”/ “Eye for an Eye”中，祖米卓斯基刻畫了一些沒有四肢的殘疾人的形象。在照片中，他們的四肢被身體健全的人的四肢代替了。因此就出現了一些長着很多雙腿和很多腦袋的奇怪的生物。另一種影響是當健康的人與殘疾人交談時所出現的令人尷尬的場面。電影中有一個鏡頭描繪了一個女人幫助一個男人洗澡，而那個男人沒有腳和手指。“Na spacer" / "Out for a Walk” 是一部關於在康復中心的下身麻痹患者的電影，這些患者在強壯、健康的人的幫助下不斷進行康復訓練。這種殘酷的經歷需要雙方的巨大努力。

1999年，祖米卓斯基再次把焦點投射在男性與女性的關係中，並渲染了政治和社會意味。電影“Berek”/“The Game of Tag”（1999）描繪了一羣不同年齡的裸體男女在一起玩捉迷藏的場景。知道電影的最後，人們才會發現這羣人實際上是在兩個不同的地點進行拍攝的。其中一個是在中立地帶，另一個則是在前納粹集中營的毒氣室中。祖米卓斯基將這種體驗比作是一種治療方式。

進入2000年代之後，祖米卓斯基依舊在繼續着他的藝術旅程。電影“Karolina”也許是祖米卓斯基的電影作品中最激烈的一部。電影中的主角患有骨質疏鬆症，每天都處於無法忍受的痛苦之中。她服用了越來越多的嗎啡，這緩慢地宣判了她的死亡。

在電影“KR WP”（“Kompania Reprezentacyjna Wojska Polskiego / Polish Military Color Guard”，2000）中，與力量相關的問題以一種不同的方式迴歸。

電影中，一隊穿着制服的士兵走在行軍途中，隨着電影的發展，他們最後走到了一個封閉的房間中，赤身裸體。“這種效果充滿了喜劇色彩。整個體系不再對他們加以控制。他們重新獲得了他們國家化的身體，他們的身體也不再屬於他們了。”

“Sztuka kochania” / “The Art of Love”（2000）則是為了展覽“Sexxx”而創作的，描繪了患有帕金森綜合症和其它一些疾病的老年人企圖移情的現象。

另一部描繪了渴望從身體的疾病中解脱、但卻遭到失敗的電影是“Lekcja spiewu” / “Singing Lesson”（2001）。祖米卓斯基用一羣聾人組成了一個合唱隊，並希望他們能夠在華沙的Augsburg-Evangelican教堂中表演。儘管合唱隊的指揮做了很多努力，但他們唱出來的確仍然是一些毫不協調的聲音。

在電影“Itzik”中，祖米卓斯基利用了一些歷史事實和宗教信仰來解釋大屠殺為什麼要給予猶太人殺害阿拉伯人的道德權利。“Lisa”則講述了一個生活在以色列的德國小女孩，她認為她是一個被納粹殺害的猶太小男孩的化身。“Nasz spiewnik”/“Our Song-book”則是屬於個人回憶的。祖米卓斯基詢問了那些很多年以前就離開波蘭的老年人，試圖喚醒他們對當時的歌謠的記憶。當他們都是試圖出記憶的迷宮時，由過去帶來的恥辱出現了。這三部電影都描繪了過去的沉重經歷給如今生活在以色列的人們帶來了多大的影響。

在2005年第51屆威尼斯雙年展上，波蘭國家館的主要特色當屬由祖米卓斯基製作的新電影“Repetition”，這也是他事業發展的一個制高點。這部影片再現了由美國斯坦福大學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教授在1971年領導的著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該心理學實驗研究了當人們處於監獄環境下的行為。這一實驗由一組志願者分別扮演“犯人”和“看守”的角色，它的目的在於分析兩方面的結果。第一，決定人類在處於一個新環境下的行為的模式；當擁有相同背景的人被迫在一個特定的情境下扮演不同角色（“犯人”和“看守”）時他們不同的感覺。菲利普·津巴多教授的這個實驗原本打算持續2個星期，但卻在幾天之後由於意外情況被中斷了：兩組志願者都開始出現了通常被看做是病態的行為模式：虐待、暴力、羞恥感。

祖米卓斯基試圖準確地再建造一幢與當時的監獄相似的建築。通過一系列的甄選程序——包括心理測驗和考試，這是為了排除那些心理不穩定的候選人——祖米卓斯基最終確定了7名犯人和9名看守。整個房間裝上了威尼斯式的窗户（單面鏡），整個實驗過程由5部人工操作的攝影機以及多部支持夜視模式的工業電視攝影機錄製了下來。除了犯人以及看守外，這個實驗的其他參與者包括心理學專家（能夠在事態變得危險起來時終止整個實驗）、一位曾經進過監獄的犯人以及一位研究監獄體系改良的社會學家。祖米卓斯基的這個實驗持續了6天。

將這個實驗進行重演，而沒有顧及到現代科學會認為它過於危險——而另一方面來説又很有效。無論你正好趕上看到影片的開頭，或者半當中插進來，都會被它過於真實的畫面嚇到，這些畫面中充斥着虐待、窘迫、侮辱、憤怒，特別是人們恐懼的目光——這些都讓這個實驗看上去非常本真，完全不像一個遊戲。

這並不是他第一次試圖嘗試創作“Repetition”這件作品了，他參考了與暴力和種族隔離有關的審美學，這在他迄今為止的作品中算得上是最複雜、最富有挑戰的作品。這位藝術家通常扮演一種“實驗室科學家”的角色，例如：一個由聽不見的孩子們組成的合唱班試圖合唱Bachs cantatas（Singing Lesson）；被截肢者和體格健全的人形成一種身體上的混雜（An Eye for An Eye）；一羣赤身裸體的人在一個前納粹死亡集中營的毒氣室中玩捉迷藏（The Game of Tag）。儘管這個實驗中途被打斷了，某些規則也阻礙了它在科學領域中的再現，祖米卓斯基對人的控制慾的觀點仍然在學術界和文化界中廣為引用。通過這次再現，祖米卓斯基認為藝術使試驗脱離其科學環境、並強制其對普通人的問題進行探索的能力來源於現實。

Democracies（2007-）表現了祖米卓斯基在關注場景搭建的過程中的一種轉換，當然，它仍然保持了其質問社會規範的立場。這件作品包含了過去三年間，他所記錄的公眾集體抗議、慶祝和哀悼等活動的文件資料，從支持波蘭頒佈禁止墮胎法規的遊行，到對2008年歐洲盃半決賽德國VS土耳其的現場直播。最近的一次是在格拉斯哥，16個屏幕分別掛在房間中的四面牆上，坐在中間的觀眾則被每個屏幕上各自播放的電影淹沒在了一片嘈雜聲中，這個試驗研究了在多個遊行和儀式同時進行時，每個人對這種情況的反映以及會產生的思想活動。通過這件作品，祖米卓斯基提出了疑問：大眾採用的表現方式是否暗示了民主？在一個更加根本的層面上，這件作品表現了至今我們仍為之爭取的民主的正確性。

2007年他在documenta12展示的電影闡釋了社會實驗的主題，給他贏來了大量的聽眾。Zmijewski煽動波蘭反政府的羣體，發起了一場關於崇拜符號的衝突。他就人羣的行為製造了實驗室模式，用以測試社會狀況以及沿襲狀態。他自己表示，作為一名藝術家，他通過夢中的方法、想象、職責、冒險與重複，拓寬了科學知識的領域。

在2009年的Democracies作品中，他把自己從他的作品中分離出來，動用新的志願者，拍攝了一系列的紀錄短片。他使用了許多不同國籍和運動的符號，所有的剪輯都闡釋了在歐洲的不同地點，類似於以色列和西岸，人們對於示威、遊行，或重新定義的歷史戰役都很有熱情。在這些有序和無序的人羣中，祖米卓斯基始終把重點放在對“人”的觀察上。

2009年末至2010年初，祖米卓斯基在MoMA做了一個名為《Project 91》的項目。還是本着對歷史和社會原因所造成的長期創傷的興趣，這個項目展示了他一段時間以來的作品集和，包括一個在電影院和劇場內的新的影像項目。他2009年的影像作品《Sculpture Plein-air》在此首映，記錄的是一個工作室的情況。藝術家集合起參與者來，讓他們創作“藝術”。 祖米卓斯基挑選了7位在波蘭的藝術家，讓他們和鋼鐵工人一起在Swiecie這個小地方創作藝術。這是個與當代藝術世界隔絕的地點。在一個公司機構出資的前提下，這兩組人選在一起創造出了裝置和雕塑作品。

這個項目是模仿1960年代在波蘭Elblag藝術家與工人的跨界合作來做的，項目的靈感是沒有階級的烏托邦式，讓藝術創作靈感和工業技術相結合。在這個再度分裂的時期，祖米卓斯基強調了歷史、政治將人們劃分開來的事實，並試圖尋找這個狀況是否可以被改變。

2010年12月23日，祖米卓斯基當選2012柏林當代藝術雙年展策展人。他發起了一份倡議，希望藝術家們在2011年1月15日之前提交他們的作品，作品中需要加之他們的政治傾向。儘管藝術準則要求藝術家們的作品不應該涉及他們的政治立場，然而，祖米卓斯基卻認為政治構成了我們共同的需要，因此，所有的作品本質上都是政治的。通過利用自己身為策展人的身份，祖米卓斯基故意與藝術方法論背道而馳。人們對他的決定將會帶來一個怎樣不同的展覽抱以極高的期許。

2011年2月，祖米卓斯基的圖書發行會、展覽兼藝術家座談會“Trembling Bodies”在daadgalerie舉辦，會上為觀眾呈現了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對波蘭的電影藝術、祖米卓斯基的電影作品及其表演、攝影的記錄。就算在今天來看，這在德國也算是罕見的。祖米卓斯基的這場對話時間範圍定在1993年至今，談話對象是那些與波蘭“Critical Art”運動有聯繫的藝術家們，它記錄了1989年之後波蘭的一些歷史性改變。祖米卓斯基的談話夥伴分享了一代人的特別經驗以及一些藝術創作的特別方式：犧牲自我的意願、選擇的自由以及不甘心妥協的信念。這本書的主人公參加了一次對抗，而這場對抗則是圍繞改變政治現實、定義一種政治語言這樣的生活的各種不同部分展開的。一種社會性的運動被創造了出來，它之所以與藝術相似，則是因為它是由藝術家建立的。事實上，它更是一場暗示了另一種社會變化模式的理性和政治的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