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田

《孟子·滕文公上》載：滕君“使畢戰問井地”，孟子議論説：“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轂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不過，在孟子生活的時代，井田廢棄已久，孟子的追述也只能達到“此其大略也”的程度。他指出：“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孟子的追述和《春秋穀梁傳·宣公十五年》記載大體相應，傳雲：“古者三百步為裏，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管子·小匡》也説：“井田疇均，則民不惑。”《大戴禮記·夏小正》雲：“正月，啓蟄。……農及雪澤（釋），初服於公田。”上引古籍均成書於春秋以後，而西周時代關於井田的記載卻十分簡單，如《詩·小雅·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周頌·噫嘻》：“播厥百穀，駿發爾私。”比起《孟子》、《春秋穀梁傳》中的具體描述來，《詩經》中只載“田”分“公”與“私”。而後世的追述則反倒詳細，這顯然帶有理想的成份。不過，先秦古籍的記載，地下發掘的考古資料以及和歐洲領主制下的田制對照，都可證明西周至春秋時代確曾實行過“井田制”。其特點也正是“公田”與“私田”的分開。勞動者為統治者提供無償的勞役，而勞動者“為己”和“為公”的勞動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是分開的，剝削量取決於“公田”的產量，無法隨意增加，這對領主的擴大剝削的貪慾而言，是個明顯的限制。孟子將“正經界”、行“井田”作為仁政開始的措施，也正是着眼於“井田”對剝削量的限制。“井田”制是一種力役剝削形式，也就是“助”，“惟助為有公田”，“助者，藉也”（《孟子·滕文公上》）。“助”、“藉”這種田賦制度和“井田”的土地制度是聯繫在一起的。擁護“助”、“藉”這種田賦形式是儒家的一貫主張。據《國語·魯語下》載：“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若子季孫欲其也，則有周公之藉也。”這説明，“藉”法是從西周初年傳下來的舊法，到季康子時代已有廢止的意圖。《左傳·宣公十五年》也載：“初税畝，非禮也，谷出不過藉。”這説明“初税畝”是違反“藉”法的，而孔子是擁護藉法的。井田制是束縛生產力的，“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呂覽·審分》），它的廢棄是不可避免的。歷代企圖步孟子後塵，設想恢復井田制的不乏其人（最著名的如王莽），但沒有也不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