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魁

柳家今天為兒子娶親。雞叫二遍，短工五魁奉柳太太之命背上木褡去苟子坪背新娘。麻嫂小心地扶新娘反坐在五魁背的木褡上，穿越沙丘趕去成親，迎親的小夥子們不斷戲謔着新娘，新娘突然揭去蓋頭，淺嗔薄笑。白風寨的土匪突然出現，五魁拉起新娘就跑。正在得意逃出追捕時，土匪悄然而至。五魁懇求土匪不要傷害新娘，話沒説完就被打倒，新娘為救五魁跟土匪走了。

柳太太得知新娘遭劫，癱軟無力；新郎爬上房梁摘槍取炸藥準備拼命，不料連人帶槍摔下來一命歸天。五魁醒過來後直奔白風寨，強抑恐懼向寨主唐景討回新娘。唐景念五魁重情重義，將新娘還給了他。五魁謝過唐景，揹着新娘返回柳家，柳太太面無表情，將媳婦鎖入偏房。五魁接過賞錢，覺得有點兒不對勁。麻嫂告訴他少爺死了。柳太太驗明媳婦並未失身，這才稍露温情，為兒子舉行了陰陽婚禮，讓新娘和一個木頭雕像成了親。五魁瘋了一般，回家將木背褡摔得粉碎。柳太太不忘五魁有功，收他做了長工。少奶奶在石槽前洗衣，五魁趨前行禮問候，無意間瞥見少奶奶酥胸，神情迷亂，轉身就走。少奶奶剎時意會，滿臉通紅。五魁無衣替換，少奶奶找來亡夫衣褲好意相送，遭柳太太責打。五魁看得真切，怕少奶奶尋短見，深夜探望。少奶奶忘情地擁住五魁……自此，少奶奶容光煥發，五魁卻精神不振。五魁求籤不吉，避少奶奶如蛇蠍，並準備逃離柳家，少奶奶求他帶自己同去。東窗事發，少奶奶被五花大綁，跪在族長面前受審，五魁被趕出柳家。院牆內，少奶奶被強行堵住嘴巴，斬斷腳筋以示懲戒。院牆外，聽到少奶奶絕望嗚咽的五魁再也不敢逗留，匆忙逃跑。

五魁徑投白風寨，不料白風寨被官府夷為平地，眾匪皆被剿殺。一年後，白風寨人馬闖入柳家。為首的竟是五魁。他不殺不搶，只要柳家少奶奶。五魁撞入廂房，打開少奶奶腕上與木頭人連接的鎖鏈，重將她背在背褡上。柳太太憤然自縊。少奶奶接過土匪手中火把拋向院中柴堆，頃刻間火光沖天。眾人策馬揚長而去……

1993年黃建新接拍了一部台灣投資的西部模式的影片《五魁》，似乎成為他作品系列中無法剔除的一個不和諧之音。

“五魁”是一個相沿了幾百年的舊習。明代科舉分五經取士，《詩》、《書》、《禮》、《易》、《春秋》，每經的第一名稱經魁，共五魁。賈平凹用這個早已被廢除了的制度作為名字寫了一個離經判道的故事，而黃建新偏不甘心於被框定為“城市電影”的導演，把它搬上了銀幕。

荒漠、古堡、馬隊、硬漢，《五魁》使觀眾又一次落入了整個第五代導演揮之不去的蠻荒色彩和西部特徵的影像牢籠。在作家張賢亮苦心經營20年，兜售荒涼的銀川鎮北堡古城，《大話西遊》、《東邪西毒》的外景地，黃建新又一次掛起了紅燈籠，掀起紅蓋頭，認真講述了一個偷情搶親和私奔的故事。但不要忘了，拍這片時是1993年，鬼才張藝謀剛剛捧回《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以及《菊豆》的洋獎盃，類似的題材和電影語彙已充斥着中國人和外國人的耳目，黃建新的《五魁》難以避免不被眼尖手疾的人指責為向第五代的投奔和落網。

黃建新是當代性的，社會性的，他的“城市電影”構成了“第五代”影史中與蒼茫遠久的歷史故事相對應的一組現代都市畫面，都市裏處於問題中的“人”成為他尋找文化的根源的載體，但發現一個電影作者的心理結構不僅僅在於他一系列類同的影片中，也在於他最不典型的作品中。《五魁》是黃建新城市電影的意向化書寫，他有意的模糊年代，淡化背景，正如他城市電影中沒有特徵的北京。他把人從社會關係中剝離出來，人幾乎就是一個符號，一個直截了當的明喻，柳太太是“倫理”，新媳婦是“慾望”，而五魁則以“背”的動作完成了尋找和選擇。

五魁由痛恨土匪到成為土匪，新媳婦由逃離土匪到投向土匪的懷抱，唯一巋然不動的是柳家太太的凌空而視的死屍和枯木不倒的貞節牌坊。《五魁》對人性的探討仍然是一個沒有終點的輪迴，土匪意味着人的原始狀態，他代表着人性，但這人性必然要歸向某種社會性，影片結束在五魁背上媳婦離開柳家大院，周圍是一羣的土匪，但他們要走向哪裏，影片並沒有提示。

人必然要生活在羣體當中，有羣體就有社會，人和社會到底應該是什麼樣的關係，黃建新的城市電影始終在提出並試圖回答着這個問題。

黃建新説：“拍這種片子我發現自己沒有靈氣，就是沒有感覺……我一個最大的教訓就是：任何一個創作者，都是有很大侷限的。”但是《五魁》中沒有一個空間是真實的，所有的轉場，組接的時空都是虛假的，但這些虛假創造了心理上的真實。影像上將有生命力的事物完全剔出影片，並將土匪殺人和被殺的場面全部省略，觀眾看不到過程，只有結果，大量的空擋和結果的組接，這就是《五魁》的一個基本的結構方式。或許黃建新並不熟悉這一類型的影片，之後他也未再嘗試過這類的影片，但《五魁》從一個反面證明了黃建新的風格，從創造意向這一點上説，《五魁》和黃建新的其他影片是有許多共同之處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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