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指示

1966年初，毛澤東對中國政治形勢的分析已經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此時，他認為，在中國已經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領導權不在無產階級手裏，而落入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手裏。“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央有，省裏有，地區一級有，縣一級有，公社一級有，甚至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一級也有。而且，從面上看，工廠、機關、學校、部隊裏面，都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隨着毛澤東這一認識的形成，他對幹部參加勞動的問題，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過去中央光是號召幹部參加勞動，但各地執行的情況很不一樣，可以説，大部分沒有認真執行。許多地方流於形式，走過場。 ^[6] 

在這樣的背景下，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審閲林彪於5月6日報送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原報告時間為5月2日 ^[6]  ）。這份報告説，從近幾年的情況來看，軍隊搞生產確實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一）恢復了我軍的老傳統；（二）可以為國家開墾一批農田；（三）可以為國家提供一批糧食；（四）全生產的部隊仍可進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五）邊疆部隊搞生產，可以同發展邊疆經濟、建設國防結合起來，具有特殊意義。我們總的想法是：假如軍隊在戰備時期多搞點生產，在三五年內為國家提供四五十億斤糧食，這就等於準備好了大約七八百萬人一年的軍糧。這是戰備的物資條件之一。 ^[6] 

毛澤東看了這個報告後，肯定了報告中提出的五條做法和總的想法。但毛澤東考慮問題的思路，卻不限於軍隊生產的範圍。他考慮得更深更遠。他由軍隊搞生產，聯想到辦一種“大學校”的問題。這種“大學校”，各行各業都要辦。在“大學校”裏，可以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生產，由此形成一個體系。這個體系，正好與他1958年所設想的辦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合。基於這一考慮，毛澤東於1966年5月7日給林彪寫了一封信。這封信也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6] 

你在五月六日寄來的總後勤部的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幹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後報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作出適當指示。請你酌定。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羣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羣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14]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14]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14]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14]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14] 

以上所説，已經不是什麼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於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14] 

毛澤東 ^[14]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5]  [14]} 

在作出《五·七指示》後，1966年5月14日，毛澤東再次致信林彪：“此件如你同意，即可印發中央軍委以及此次會議，讓他們帶回去，加以討論，如無意見，即可執行。印時，要請中央加個批語。請你酌辦。” ^[14]  信中所説的“此次會議”，指的是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15日，中共中央印發毛澤東的《五·七指示》和總後勤部的報告， ^[5]  並加批語指出：“中央認為，毛澤東同志給林彪同志的信，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獻。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這一思想，不僅對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而且對於反對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可能的進攻，加強國防、貫徹人民戰爭思想方面，具有偉大的戰略意義。” ^{[8]  [14]} 

1966年8月1日，即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日，《五·七指示》的基本精神在《人民日報》社論《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中向全國公佈。全國各大小報刊都轉載了這篇社論。社論評價説：“毛澤東同志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種經驗，研究了十月革命以來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各種經驗，特別是吸取了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教訓，創造性地對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證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這些問題，作出了科學的答案。”“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亦工亦農，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學校的思想，就是我們的綱領。” ^[3] 

“文化大革命”十年間，“把各行各業辦成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的口號風行全國。走“五·七”道路成了一種時髦。到處辦起五七工廠、五七農場、五七飼養廠、五七大學、五七中學、五七幹校、 ^[11]  五七醫院等等。沒有貼“五·七”標籤的單位，也在走“五·七”道路。 ^[7]  由此產生的社會概念還有五七工、 ^[9]  五七戰士， ^{[10]  [12]}  以及五七街道、五七大橋、五七水庫、五七鹽場、五七林場、五七站、五七水電站等等。

《五·七指示》成為“文化大革命”中辦學的方針，造成了教育制度和教學秩序的混亂。 ^[2]  但是，《五·七指示》的影響並不限於教育領域，而是被視作反修防修並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方案、被視作建設性的綱領，甚至成為“文化大革命”時期治軍、治民、治國的綱領。 ^[7]  也有觀點認為，“五七”指示集中展現出毛澤東對新理想社會的構圖，是毛澤東早年“新村”理想（參見新村主義）繼人民公社化運動後的又一次社會實踐的理想設計，是“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精神支柱。 ^[8] 

從內容上説，結合時代背景，《五·七指示》可以被認為是毛澤東對“砸爛舊世界”之後該建設怎樣的新世界這一問題的迴應。 ^[7]  他設想的新社會具有如下特徵：

第一，一個逐步消滅分工的社會。按《五七指示》來做，每個單位都有工、有農、有學、有兵，從而可以自成體系，自給自足。社會各行業之間的專業區別將消失。很顯然，這是用自然經濟的思想來改造社會，同社會發展專業分工越來越細，生產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的趨勢背道而馳。 ^[7] 

第二，一個逐步消滅商品的社會。《五七指示》提出的“大學校”是對把人民公社辦成一個“小社會”這一思想的繼續和發展。毛澤東設想由軍隊帶頭，在各條戰線搞起來。但人民公社內部工、農、商、學、兵五業俱全，而“大學校”裏只有工、農、學、兵，砍掉了商業。這不是毛澤東的疏忽，而是他經過60年代初期的幾年探索和研究之後，下決心要逐步消滅商品生產和貨幣交換制度。辦自給自足或半自給自足的“大學校”，是他設想出的消滅商品的途徑。 ^[7] 

第三，一個平均主義的社會。毛澤東提出消滅社會分工和商品制度，目的是要消滅工農、城鄉、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這三大差別，實現人們在勞動、教育、物質生活方面的平等。但他不是在生產力極大發展的條件下來消滅三大差別，而是用平均主義的辦法消滅三大差別。 ^[7] 

這個以自然經濟和平均主義為特徵的社會主義模式，是在諸種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概括而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有一個帶規律性的現象：越是經濟落後的國家，在革命勝利後，越急於消滅商品貨幣、三大差別，向共產主義過渡。結果教訓都非常深刻。《五·七指示》勾畫的藍圖，不是“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科學答案”，反而可能提供“毛澤東為什麼犯‘左’傾錯誤”這一問題的答案。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