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醫療

關於“互聯網+”，“互聯網+”熱風勁吹，傳統醫療行業也站到了風口上。藉助互聯網連接、智能的特性，移動互聯網醫院、互聯網醫療軟件層出不窮，並因其隨時隨地可使用，能夠解決掛號、諮詢等就醫難題，受到人們的歡迎。最近《人民日報》刊出系列報道，結合越來越多患者通過互聯網掛號、交費、諮詢、查看報告等現象，就“互聯網+醫療”的特點、現狀和走向進行深入分析。

《人民日報》的系列報道，展示了當下“互聯網+醫療”興起發展的生動場景。作為移動互聯時代的新生事物，“互聯網+醫療”引起了醫療界、管理部門和輿論的高度關切。前不久，國家衞計委新聞發言人宋樹立表示，互聯網上涉及醫學診斷治療是不允許開展的，醫生通過網絡只能做健康方面的諮詢，不能開展醫療診治工作。這被外界解讀為國家衞計委對“互聯網醫療”的明確禁止，並引來一些網友和媒體的吐槽，被認為是在阻擋新生事物，扼殺互聯網時代為解決“看病難”“看病貴”進行的探索。

“互聯網+”是互聯網與傳統行業融合發展的新形態，可以充分發揮互聯網在生產要素配置中的優化和集成作用，將互聯網的創新成果深度融合於經濟社會各領域，提升實體經濟和公共服務的創新力和覆蓋力。人們相信“互聯網+”可以搭配很多東西，這些東西只要與互聯網有機相“加”，就能夠產生新的變化，開拓出嶄新的巨大空間，比如教育和互聯網相“加”發展起了遠程教育，金融和互聯網相“加”結出了互聯網金融之果，等等。然而，這一模式不能簡單運用於醫療診治，至少在國情條件下，“互聯網+醫療”不能理解為醫療診治和互聯網的簡單相“加”，不能直接等同於“互聯網醫療”。

嚴格説來，衞計委對“互聯網醫療”沒有全盤否定，而是根據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的辦法。2014年8月29日，衞計委出台《關於推進醫療機構遠程醫療服務的意見》，對醫療機構和醫療機構之間（包括醫生和醫生之間）進行的遠程醫療服務作出了具體的規範。可見，衞計委只是禁止醫療機構（醫生）通過互聯網對患者進行的醫療診治，其他如醫療機構（醫生）通過互聯網對醫療機構（醫生）進行醫療指導、學習交流，以及醫療機構（醫生）通過互聯網回答患者的詢問，就健康問題給出諮詢性意見（而不是就疾病問題進行診療並給患者開出藥方），都不在禁止之列。

要求“互聯網+醫療”恪守“不能開展網上醫療診治”的邊界，嚴禁醫療機構（醫生）通過互聯網向患者提供醫療服務，有着很現實、理性的原因。醫療診治針對人的疾病，直接觸及人的身體，具有高度的特殊性和貼近性，醫生需要和患者面對面近距離接觸，通過“望聞問切”並藉助醫學檢查檢測結果，才能對患者的病情做出科學的判斷。互聯網為人們遠程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但醫生和患者進行遠程交流，終究不能完全代替面對面近距離的交流，醫生通過遠程交流獲得的關於患者的信息，無論如何也不如當面接觸患者所瞭解的那樣直接、切近和深入。醫療診治活動的技術安全性與醫患交流的“距離”密切相關，“距離”越小，技術安全性越高。醫學技術和網絡技術發展到今天，“距離”和安全性之間的關係仍未有根本改變，出於最大限度降低醫療技術風險、保證醫療安全性的考慮，禁止醫生向患者提供“聯網醫療診治”，具有相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近年來，我國醫療衞生領域暴露出一些深層次問題和矛盾，醫療機構和患者之間、醫生和患者之間的互信互諒受到較大影響，由此引發了一些嚴重的醫患衝突和惡性傷醫事件。在傳統醫療診治機制下，醫生和患者無障礙、近距離直接交流，尚且未能有效解決這些問題和矛盾，可以想見，如果貿然放開“互聯網醫療診治”，客觀上將使江湖遊醫、庸醫惡醫及各種醫療欺詐行為有更大平台，醫患之間的不信任感和敵意情緒勢必變本加厲，醫療診治的風險將空前放大，安全性將大幅降低。從這個角度看，禁止醫生向患者提供“互聯網醫療診治”，正是為了最大限度降低醫療“信任風險”，保證醫療行為的“信任安全”。

當然，隨着移動互聯技術和業態的持續發展，“互聯網+醫療”的格局和邊界也會有相應的調整變化。我國禁止醫生通過互聯網對患者進行醫療診治，這種態度將與時俱進、順勢而為，隨着醫改的深入推進，法律制度和法治環境不斷完善，“互聯網+”新形態在醫療服務領域漸成氣候，“互聯網醫療診治”的一些環節有可能有條件地逐步合法化，成為傳統醫療診治活動的重要補充。

發達國家在這方面進行了有益探索，他們的“互聯網+醫療”也經歷了一個從禁止到解禁、從探索到成熟的過程。如美國遠程醫療協會（ATA）制定了《遠程醫療實踐規範與指南》，要求醫療服務機構及其專業人員開展與患者的遠程互動交流，都必須嚴格遵循這個指南，以保證醫療診治行為的程序合法性與實體安全性。此外，關於互聯網遠程醫療與醫保的對接、網上支付、醫療機構和醫生的資質認定、遠程醫療糾紛或事故的處理方法、患者權利維護與救濟等，都需要通過制定行業規則、技術規範和完善立法來加以保障。這些做法和經驗都值得我們學習借鑑。 ^[2] 

2018年9月，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出台《互聯網診療管理辦法（試行）》《互聯網醫院管理辦法（試行）》和《遠程醫療服務管理規範（試行）》。三大重磅文件，為中國快速發展的“互聯網+醫療”指明瞭方向。 ^[3] 

2019年5月8日，國家衞健委發佈《關於促進“互聯網+醫療健康”發展情況的報告》，報告顯示，全國已有158家互聯網醫院，“互聯網+醫療健康”的政策體系基本建立，行業發展態勢良好 ^[1]  。

確定發展和規範健康醫療大數據應用的措施，通過互聯網+醫療更好滿足羣眾需求，這是執其一端——依託高科技和新業態，使國民醫療服務大大提質增速，如同乘上醫療“高鐵”，風馳電掣。 ^[4] 

部署實施健康扶貧工程，提升農村貧困人口醫療保障和健康水平，這是執其另一端——如同已進入高鐵時代的中國，還須在很多地方尤其是特困地區保留並改善“綠皮車”，以確保發展過程中不會有人掉隊。

什麼是健康中國?首先是民生中國，施政中充盈着民生情懷。健康醫療的站台上，能趕上風馳電掣的高鐵，也能等來耐心温暖的綠皮車，努力不使一個人落下，這樣才能使全體國民心安。民安才國安，本固則邦寧。

事實上，這兩者並不是割裂的。發展和應用好健康醫療大數據，針對的是所有人，無論城鄉，也無論貧富。中國發展到現階段，老百姓整體對健康的需求越來越高，這就須加大有效供給。大數據等新技術能產生巨大的“健康紅利”，並且這種紅利天然就帶有互聯網的本質屬性，即公平、分享。政府要做的，就是以電子政務的形式建立一個統一、權威、開放的人口健康信息平台，以促進和培育新業態，普惠地滿足老百姓需求。

從總理強調的內容，能看出一種深切的民生關懷。李克強在當天會上要求重點推進網上預約分診、檢查檢驗結果共享互認、醫保異地結算等羣眾迫切所望。也就是説，互聯網+醫療、大數據+醫療，首先得讓老百姓感受到真正的實惠。

健康扶貧則是在普惠基礎上，具體針對弱勢羣體。數據顯示，我國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貧困户約790萬户，佔建檔立卡總數的42%;農村貧困人口中，患大病的近200萬人，佔3.6%，患長期慢性病的有700餘萬人，佔12.9%;在各種致貧原因中，因病致貧在各地區都排在最前面。

無論身邊事例或新聞報道，我們應該都不陌生那些患病後從小康墜入困頓的情形，更不用説那些因病拖得整個家庭世代貧困的辛酸故事。貧困地區醫療服務，是整個公共服務體系中的突出“短板”。因而，健康扶貧至少具有和交通扶貧、教育扶貧等同樣的分量。甚至，因為其更直接和緊迫，也就具有更温暖的力量。

公共服務扮演雪中送炭角色，莫過於減輕農村貧困人口醫療負擔。比如，具體言之，像此次常務會定下的那樣，讓他們在縣域內定點醫療機構住院先診療後付費，實現各類醫保、救助“一站式”即時結算，這就解決了很多貧困家庭根本交不起押金的現實困難。

《政府工作報告》中説，“健康是幸福之基”。總理也正是這麼做的：一手大力推動醫療“高鐵”創新發展，一手穩穩托住健康“綠皮車”暖政兜底。

2009年我國啓動了新一輪醫藥體制改革，政府陸續出台了許多重大政策，但“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依然存在，互聯網醫療力求以新的業態解決傳統醫療衞生服務中的各方痛點。在此背景下，北京網醫聯盟應運而生。網站與北京醫師協會、北京藥師協會開展戰略合作，將北京各大醫院的專家和名醫請上互聯網，實名入駐並經北京醫師協會認證後，成為網醫聯盟的註冊網醫。 ^[6] 

2018年11月，遼寧發佈《遼寧省促進“互聯網+醫療健康”發展實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遼寧將全面建成互聯互通的省、市、縣三級健康信息平台，醫療健康信息在政府、醫療衞生機構、居民之間協同共享，全省三甲醫院將可以全面開展“互聯網+”醫療服務。方案提出發展“互聯網+”醫療服務，按規定允許二級以上醫療機構在實體醫院基礎上，使用互聯網醫院作為第二名稱，運用互聯網技術提供安全適宜的醫療服務；按規定允許經註冊或備案的執業醫師在線開展部分常見病、慢性病複診服務，以及隨訪管理和遠程指導；按規定允許醫師掌握患者病歷資料後，在線開具部分常見病、慢性病處方。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