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喜一懼

上（唐太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倘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唐太宗對親近的大臣們説：“治國就像治病一樣，即使病好了，也應當休養護理，倘若馬上就自我放開縱慾，一旦舊病復發，就沒有辦法解救了。現在國家很幸運地得到和平安寧，四方的少數民族都服從，這真是自古以來所罕有的，但是我一天比一天小心，只害怕這種情況不能維護久遠，所以我很希望多次聽到你們的進諫爭辯啊。”魏徵回答説：“國內國外得到治理安寧，臣不認為這是值得喜慶的，只對陛下居安思危感到喜悦。”

在《資治通鑑》中有這樣一段記載：貞觀十五年九月，唐太宗對大臣説：“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鬥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欠服，邊鄙天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譯文見下）

貞觀年間，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經濟發展，可謂“國泰民安”。但唐太宗卻“居於安而思乎危”，正是這種可貴的居安思危精神，才使得唐太宗殫精竭慮，施政愛民，使唐初出現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貞觀之治。

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鬥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唐太宗對大臣説: “我有兩件歡喜的事一件害怕的事.近年莊稼成熟豐收.長安一斗小米值三四錢,這是一件喜事,邊疆沒有戰事,不用憂慮，這是第二件喜事.政治安和就容易產生驕縱奢侈,驕縱奢侈了危機亡國很快就會發生,這是我害怕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