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發生論

如何來觀照這些特殊的文學現象？並如何使自己的研究能夠建立起與這一時期文學嶄新的有機聯繫？一切偏重於文學本體研究的批評方法與體系，諸如精神分析方法、原型（神話）批評方法、形式主義、語義符號學、結構主義、詮釋學，等等，都可能會偏執於一端而不能全面地作出評價。因為它需要回答的是一個“它是為何產生並如何生成”的問題，而不是對某一部作品或某一個文學流派進行的具體研究。這自然就需要一個涵蓋面極廣、並能真正體現與這一時期文學存在對應關係的分析視點與研究手段。在這裏，率先在西方興起的文藝社會學極具啓迪意義。法國當代評論家埃斯卡皮認為：“一方面是文學的專業化，另一方面是文學的廣為傳播，兩者在1800年前後達到了臨界點。正是在這時，文學開始意識到了自己的社會尺度。”埃斯卡皮是在評價著名文藝社會學家斯達爾夫人時説這番話的。在1800年，斯達爾夫人出版了《從文學與社會制度的關係論文學》 ^[1]  一書，首次嘗試把文學與社會這兩個概念結合起來做系統的研究，被譽為文學批評史上第一部專門論述文學與社會之間關係的鉅著。在十八世紀的歐洲，知識的專門化促使科學和技術活動逐漸脱離了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文學的範圍縮小。然而同時，由於印刷術的改進，圖書出版業的發展，文盲的逐漸減少，從前作為一小批文人貴族所壟斷的特權的文學變成了人數眾多的知識分子的文化選擇。文學成為提高廣大民眾智力水準的手段。正是在這樣大的社會背景下，將作家當做職業的人來研究，將文學作品當做傳播方式來研究，將讀者當做文化商品的消費者來研究——這種在人們傳統的眼中頗有瀆聖之嫌的研究方法，不僅有了可能，而且成為一種必需的工作。繼斯達爾夫人之後，特別是自法國哲學家孔德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創立實證社會學以來，文藝社會學的研究領域逐漸拓展深入。在不斷完善着文藝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同時，也相當準確地映現出了西方社會中形形色色的文學面目與文學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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欒梅健，作家，男，1962年生於江蘇常州。歷任蘇州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台灣東吳大學專任客座教授、江蘇省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等職，多次赴中國台灣地區、中國香港地區、韓國、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進行學術交流。現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當代文學創作與研究中心副主任。在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和“前五四”文學研究方面頗多建樹。出版有《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發生論》、《前工業文明與中國文學》、《通俗文學之王——包天笑》、《純與俗：文學的對立與溝通》、《哀情鉅子——徐枕亞》等著作十餘種。其代表性論文《稿費制度的確立與職業作家的出現》、《中國新文學的理性原則與人文精神》等廣為學界所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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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緣起

上編——經濟篇

一、傳播媒介的變革與文學興盛的契機

二、稿費制度的確立與職業作家的出現

三、社會形態的嬗變與文學主題的流向

四、文體革命的要求與藝術形式的創新

中編——文化篇

一、“五四”時期現代文化心理的覺醒

二、對現代文明的反撥與民粹主義思潮

三、大後方文學：五四精神的全面萎縮

四、延安文學：農民文化的時代選擇

下編——人才篇

一、科舉制度的廢除與讀者羣體的轉變

二、現代與古代不同的作家隊伍狀況

三、“五四”和新時期兩代作家的知識構成

餘緒

本書主要參考書目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