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入四行

“然則入道多途，要唯二種，謂理、行也。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塵障故。令舍妄歸真，凝注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不隨他教。與道冥符，寂然無為，名理入也。行入四行，萬行同攝。初報怨行者，修道苦至，當念往劫，捨本逐末，多起愛憎。今雖無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無怨忤。經雲：逢苦不憂，識達故也。此心生時，與道無違，體怨進道故也。二隨緣行者，眾生無我，苦樂隨緣。縱得榮譽等事，宿因所構，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隨緣，心無增減，違順風靜，冥順於法也。三名無所求行，世人長迷，處處貪着，名之為求。道士悟真，理與俗反，安心無為，形隨運轉，三界皆苦，誰而得安？經曰：有求皆苦，無求乃樂也。四名稱法行，即性淨之理也。”

【《高僧傳合集》，231b～c。】 知所謂“二入”指“理入”和“行入”，理入屬於教的理論思考，行入是屬於禪的實踐，即禪法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教義。“四行”指“報怨行”、“隨緣行”、“無所求行”和“稱法行”，其要旨在於以清淨本性了悟佛法以至覺悟之境。

“二入四行”又以“壁觀”法門為中心。《續高僧傳》記達摩感於道育、慧可之精誠，“誨以真法。如是安心，謂壁觀也；如是發行，謂四法也。如是順物教護”。道宣在《續高僧傳》卷二十一《習禪篇》末評價達摩禪法：“大乘壁觀，功業最高，在世學流，歸仰如市。”可見無論在達摩自己心目中還是在世人眼中，壁觀確為達摩禪法之精髓。關於壁觀的涵義，唐代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捲上之二載：“達摩以壁觀教人安心雲，外止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豈不正是坐禪之法？”【《大正藏》卷四八，403c。】 所謂“壁觀”應指“心如牆壁”，即心靜如牆，而非傳説中的面壁而觀。

如果對中國禪宗歷史進行分期，大體經歷了醖釀期、初創期、南北宗並立期和南宗獨盛期。從被禪宗奉為初祖的菩提達摩，到惠可、僧璨，可作為醖釀期；唐朝的道信、弘忍正式成立宗派；六祖惠能從五祖弘忍受法南歸弘傳“頓教”禪法，神秀與其弟子普寂在北方弘傳“漸教”禪法，形成南北二宗對峙的局面；經神會北上與北宗爭禪門正統，唐末（9世紀後）藉助朝廷的裁定，南宗取得正統地位，逐漸形成南宗獨盛的局面。

無論是南宗還是北宗，都標榜自己的禪法來自菩提達摩；南宗還把達摩禪法稱為“最上乘禪”、“如來清淨禪”、“祖師禪”等。他們這樣説是有道理的。事實是，他們的禪法確實源自達摩禪法，是在達摩禪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迄今為止，學術界最熟悉的“二入四行論”是《續高僧傳．菩提達摩傳》上所引述的那段文字，稱之為教誨道育、惠可二人的“真法”。宋代道原所編的《景德傳燈錄》卷三十收錄了題為《菩提達磨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前面有“弟子曇林序”（林，《大正藏》本作琳）。

本世紀從敦煌文書中發現大量禪定文獻，其中有早期禪定史書《楞伽師資記》、《傳法寶紀》等。《楞伽師資記》，唐淨覺着於公元712－－716年之間，記述以《楞伽經》為禪法宗旨的祖師傳記，從此經譯者求那跋陀羅－－菩提達摩－－惠可……直到北宗神秀及其弟子。卷首全文載有《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弟子曇林序》。後邊説：“此四行是達摩禪師親説，餘則弟子曇林記師言行，集成一卷，名曰達摩論也。”⑧對照此《二入四行論》可知，《續高僧傳》所載之文是略有刪節的。至於“二入四行論”以外，曇林所記錄的《達摩論》是否與敦煌本《二入四行論》完全一致，現在難以斷定。

最早發現敦煌本《二入四行論》的是日本學者鈴木大拙（1870－1966）。他在1934年到北京圖書館查閲敦煌文獻，發現了《二入四行論》（北宿99），翌年把它的影印本收在《敦煌出土少室逸書》出版。此後又出版了《校刊少室逸書及解説》二卷（安宅佛教文庫1936年版），對前書所收的文獻作了校編鉛印，並加以解説。後來鈴木大拙又據倫敦大英博物館所藏S2715號敦煌文書對前者進行對校，刊載於其《禪思想史研究第一》之中。敦煌文書S3375、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P3018、P4634之中也有此文的斷片。

此外，朝鮮本世紀刊《禪門撮要》所收《四行論》缺卷首曇林之序及後面諸禪師問答的部分，分44門，各加章題。日本江户時代（1603－1867）所刊《少室六門》中的《安心法門》實際是此論的摘要本。

日本學者對此論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鈴木大拙將此文分為三個部分，共101段：前11段為“達摩大師二入四行論及略序等”；12－－67段為“雜錄第一”；68－－101段為“雜錄第二”。第一部分的前八段，詳略不同地見於前面提到過的《續高僧傳．達摩傳》、《景德傳燈錄》卷三十和《楞伽師資記》。第十一段即《續高僧傳．僧可傳》中的向居士的信。鈴木認為第56段以前基本上可看作是達摩所述，後來又認為第一、二兩大部分皆為所説，而第三部分為惠可所述。宇井伯壽（1882－1953）在《禪宗史研究》（巖波書店1939年版）中認為只有第1－－8段為達磨弟子曇林所記，第9節以後皆非達摩着，大部分為惠可述。關口真大《達摩大師的研究》（彰國社1957年版）認為只有第一部分為達摩所述，第二部分中有的是法聰（586－656）的《大乘安心法》。柳田聖山《達摩的語錄．二入四行論》（築摩書房1969年版）認為，這是達摩周圍的弟子根據記憶編寫成的最早的語錄，記載了達摩及其弟子的思想和實踐。柳田將此文重新分段，共分為74段，皆加上標題、註釋，並全部譯成日文。柳田《語錄的歷史》（載《東方學報》1985年第57冊）認為第一、二部分皆為曇林所傳，與惠可無關；第三部分（雜錄二）是達摩、惠可禪系的師徒間的問答，與第二部分是後世禪宗語錄的“祖先”。⑨

可以認為，《二入四行論》是達摩與其弟子和他們的追隨者關於禪法修行言論的集錄，論述了達摩禪法的基本主張。至於編寫者，從情理推斷，曇林除了寫序之外，很可能還編錄了“二入四行”的禪法和達摩及其弟子的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