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仙庵

內原主要建築有大山門、三官殿、鐘鼓樓、呂祖殿、二仙殿、玉皇殿、鬥姥殿、三皇殿、百神殿、藏經樓、客堂、道舍，主體建築呂祖殿，殿內昔供奉純陽祖師呂洞賓塑像，是庵內舉行各種重大道教活動之所。

清康熙年間(1662—1722)長州進士彭定求編輯刻制的《道藏輯要》經版不久被毀，光緒三十二年(1906)，二仙庵住持閻永和、新津彭瀚然發起重刻，井研賀龍驤參與校訂，並增刻了《道藏輯要續編》；現通行的《道藏輯要》即為二仙庵本。

該刻板原保存於庵內印製房，1961年搬往青羊宮保存至今。是成都著名的道教宮觀之一。

趙良璧、陳清覺始建二仙庵

二仙庵自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由四川按察使趙良璧創建。二仙庵原是青羊宮東邊的一個花園，佔地約70畝，過去專作接待達官貴人及知名人士之用。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臬憲趙良璧來青羊宮訪勝求真。

他遊於青羊宮東邊的花園中，尋張三丰真人詩碑遺蹟，“恍惚若有所遇，蹤跡之，不覺步入叢篁中，見草團瓢，有道士跏跌習靜，內供小圖，畫仙人二像，問之道士，以呂（洞賓）韓（湘子）二仙對，公睇視，大驚異。

道士楚人，自青城來，名陳清覺，公與語，深契元旨”①，敬其為全真養性之士，遂延入署中，事以師禮，膝談數日，領受微言，旋發捐俸，為陳清覺修建養靜之所，趙良璧“爰度其地，經營基址，採購木植，付彼梓人，構亭一座，堅靜室三間，東西朔南，各建靜室，另立安單六間，接大眾也。

客座三間，待隨喜也，又另立安室三間，為養老之堂也，以及門廚舍，共二十四間，前後栽以竹木”。

②他為解決道眾衣食之源，“又計道糧之所需，即於近庵處二契，共享價八十兩，每年可栽谷種十七石，以供本庵之道，供即一切大眾，往來安單，來不拒去不追，一體供養，以溥大同之志”。

③當時四川藩司高君樂也助銀三十兩，護府李牧同各縣令共建外山門一座。

道觀建成，同祀呂洞賓、韓湘子，“其名青羊二仙庵，所以輔翼修行，即青羊宮之別館也。其間曲折周致，安頓新奇，俱出人意表”④。

趙良璧親書門匾：“二仙庵”，還書一橫匾“心性”。趙良璧親請陳清覺主持庵事。於是，陳清覺便成為二仙庵開山真人。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趙良璧遷官浙江藩司，恐日後裏甲頭人，雜借名色擾亂二仙庵，特別行文成都府成都縣令，“曉諭本庵並裏甲頭人知悉，凡本司契買土地，止完正糧，不許一毫私派，如有地棍諸人，藉端妄派者，本庵主持即便指名呈稟，該縣着即立行拿究，永行禁絕，毋壞善果”。

⑤趙良璧臨行前，命畫工畫陳清覺及自己的像存於二仙庵中。

越次年，趙良璧又升任兩廣，進京引見，將陳清覺之賢能事奏聞。

後承康熙皇帝詔見陳清覺，他攜帶青城山毛茶數斤進京覲見，康熙品茗，誇其味美，令他將青城山毛茶常年進貢，青城山貢茶由此得名。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壬午十二月，欽賜御書“二仙庵”、“丹台碧洞”匾額，並宋代張紫陽真人《悟真篇》：“赤龍黑虎各西東，四象交加戊已中，復姤自茲能運用，金丹誰道不成功”詩一章⑥，還賜珊瑚、金盃等物，又敕封陳清覺為“碧洞真人”。

於是，陳清覺遂在二仙庵開啓了龍門派分支碧洞宗，二仙庵被尊為碧洞宗之祖庭。

陳清覺主持庵事時，他為了培修道觀，節衣縮食，稍有薄蓄，便拿出白銀數十兩，置買棗子巷田業兩大股，復以餘資創建來鶴亭，塑呂洞賓、韓湘子騎白鶴塑像於其中，隨後又建呂祖殿，祀呂洞賓；建鬥姥殿，祀鬥姥；建御書坊於來鶴亭之西，供奉康熙皇帝御書《赤龍黑虎詩》石碑於其中；建二仙殿，祀呂洞賓、韓湘子，由此而奠定了整個二仙庵的建築格局。

吳本固、甘合泰重修二仙庵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二仙庵住持吳本固和其徒弟甘合泰募捐重修各殿，有來鶴亭、鬥姥殿、二仙殿、靜室、單房等。

又見“張三丰詩碑久僕廢圃，力為輦豎庵前”；四川潼川府安嶽知縣洪成鼎見張三丰詩碑心喜而題詩於碑陰⑦。吳本固、甘合泰二人還鑿池養魚等以增加經濟收入。

方積使二仙庵呂祖殿成為祀呂洞賓專祠

清嘉慶十九年（1814年），四川省布政使方積請準飾建四川省崇祀呂洞賓專祠於二仙庵之呂祖殿。嘉慶十年（1805年），敕加封呂洞賓為“燮元贊運警化孚佑帝君”，列入國家祀典，每年春秋二次祭祀。嘉慶皇帝要求各省都要建專祠祀呂洞賓。

四川省布政使方積認為沒有必要新建專祠，決定在已有宮觀裏落實。

查訪成都府裏宮觀，原有的純陽觀已經毀壞，於是決定把二仙庵呂祖殿建成四川省崇祀呂洞賓專祠。

方積見二仙庵“年祀既久、風雨所侵，並斡??，杗廇陊剝，花殘鷺沼，煙輟龍香，石徑苔埋，黴梁蠹蝕”。

⑧報請當時四川總督常明撥款重建呂祖殿，專祀呂祖。自此以後，二仙庵之呂祖殿便成為四川省崇祀呂洞賓專祠。

李永仁、張永亮等修葺二仙庵

清道光五年（1825年），二仙庵住持李永仁見殿宇破敝漸塌，“稟請成（都）、華（陽）二縣，詳請前藩董公發銀六百三十兩培修補葺”。

⑨經過修葺，二仙庵又恢復往日的面貌。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二仙庵監院張永亮，知客苗理圭，“於春祭（指在二仙庵呂祖殿舉行的每年春、秋二季，祭祀呂洞賓的國家祀典），籲懇川督鄂撥給採辦皇木餘木大料三十二根，並由藩府發銀五百四十二兩”⑩集巨資修建呂祖大殿、鬥姥殿及兩廊，二仙庵面貌遂為之一新。

裕誠改二仙庵為“十方叢林”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川總督裕誠帶領僚屬遊覽了二仙庵後，要求二仙庵改為“十方叢林”，併為之書寫“十方叢林”四個字。“嗣該知賓羅道士抬送盆花至署。

本爵部堂喚至後廳，詢其往來，言與志符，故給與‘十方叢林’四字，與銜鈴印，令其付梓刻額，張掛殿堂，以接十方大眾，共登蓬萊，以續海岸前志。

該住持等不得視為己物，獨行把持，遺徒傳孫，方可謂物為眾有，一塵不染，真修煉之實行也。”

於是，張永亮、苗理圭遂將二仙庵改為“十方叢林”——道眾所有制度，化私廟為公廟，懸掛裕誠手書“十方叢林”匾額於殿堂，安單接眾。西南各省裔來庵中掛單任職者，日益增多，選賢舉能，有德者居之。斯時，張永亮監院年老倦事，遂託閻永和擔當廟事。

二仙庵開期傳戒與重刊《道藏輯要》

清同治六年（1867年）至光緒十三年（1887年）二仙庵正百廢待興，遂重建各殿堂宇，“同治六年，善士羅公文耀募修殿前抱廳，觀瞻益肅。惟後杗桷歷年既久，風雨剝蝕將祀，岌岌可危；不得已用巨木榰柱，以免旦夕傾壓。……適有退思居士張公錫榮，與主持道閻永和有深契，素好道而其祀呂祖尤虔，首先倡捐銀五百兩。不足，則上請於縣尹鄒、沈二公，轉請前布政司龔、前監茶道殷，先後發帑銀各五百兩；前成都府知府汪公鑑復發間款銀二百兩；江北廳善士趙公獻之捐正殿石柱銀六百兩；又募諸闔省官紳商民暨諸山道眾捐集銀共成四千四百三十五兩四錢，並正殿地磚錢八十一釧四百三十二文。光緒十九年八月吉日興工，二十三年落成，共享銀一萬兩有奇。不敷銀六千餘兩，皆主持多方假貸，虛懸其數，以俟另募”。? 還創修“藏經樓”和“方丈法堂”等，其中呂祖殿所用石料，系淮州的峽石柱。二仙庵建築規模更加大，佈局也更別緻清幽。

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二仙庵開期傳戒。重慶水月庵宋慧安方丈於光緒十三年來二仙庵傳授戒律。三年後，宋慧安方丈受京師（北京）白雲觀傳給衣缽，接法眷回四川，開期傳戒。後閻永和方丈繼宋慧安之法席，倡導三壇戒律，傳戒演缽。於是，宋慧安傳閻永和，閻永和傳王宗生，王宗生傳熊理斌，熊理斌傳王伏陽，王伏陽傳申信筠。自光緒十三年至民國三十六年（1887－1947年）共傳六代方丈。至民國三十六年（1947）二仙庵計共傳戒60餘期，受戒弟子約六千多人，遍及四川、西南乃至全國各地。

光緒十八年（1892年），閻永和方丈在傳戒之期又發起重新刊刻《道藏輯要》經版。閻永和方丈與井研賀龍驤、新津彭翰然等，根據成都著名藏書家嚴雁峯家藏的蔣元庭本《道藏輯要》重新編纂。他們鑑於“時事日非”、“恐珠遺滄海”，分別又增補重要道書17種於內，亦按各書的內容，分別續入28宿有關字集。與此同時，閻永和方丈等人又收錄清人賀龍驤編的有關道經書目5種及宋元以來有關道經書目18種，以備查找。由此可見，閻永和方丈等人在蔣元庭本《道藏輯要》的基礎上，增補了17種道書和23種道經目，總計40種，為了便於區別蔣元庭本《道藏輯要》而名之為《重刊道藏輯要》。從光緒十八年開始至光緒二十七年（1892－1901年），歷時9年時間，《重刊道藏輯要》才宣告完成編纂。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閻永和方丈發起募捐並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開始雕刻《重刊道藏輯要》經版。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閻永和方丈羽化歸真。其雕刻的組織工作由王伏陽和宋智和繼承下來，前後歷經15年之久，至民國四年（1915年）才告竣工。《重刊道藏輯要》經版採用梨木為材料，每塊兩面刻字，一面兩頁，共雕刻一萬四千塊，以二十八宿為次序，印刷為二百四十五冊。集周秦以下道家子書，六朝以來道家經典，輯道家哲學、道教歷史、科儀丹法、天文地埋、醫學易學等，集幾千年中國傳統文化之精。《重刊道藏輯要》經版連續刊印20年，至抗日戰爭期間，印經工作中斷。經版原存於二仙庵丹台碧洞書房，1961年移至青羊宮，直至今日（現存青羊宮印經院）。

民國時期的二仙庵

民國四年（1915年）王伏陽等人完成《重刊道藏輯要》雕刻工作，並付之印刷。民國五年至十年（1916－1921年）重修二仙殿，王伏陽、熊理斌、申信筠共同調度修建工程，資金均系募化。又在西面另建房鋪六間。斯時，二仙庵經常保持道眾百餘人。宗教活動較興盛，除保持每日做早晚課外，經常外出做道場等，但其主要活動是在每年二月十五日老子生日起直至三月底。

二仙庵有田、地四百餘畝，其中自耕百餘畝——自己種蔬菜，其餘田產佃出收租——供全觀主食，每年約收糧食四百餘石。另有街房六間出租。二仙庵主要經濟來源是花會收入、在外作法事收入和傳戒收入。另外也開辦過一些手工業（如養蠶、織布等）和中藥鋪，丹台碧洞書房還專門刻印《重刊道藏輯要》以及其他道教經典著作出售。

新中國成立後二仙庵的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二仙庵內有常住道士60多人，正殿五重，側殿、側房、戒堂、講堂數十餘間。被省文化局列入重點保護的寺廟，並派專職幹部王雲山在此負責保護庵中文物古蹟。土改時，大部分道士回籍生產或轉入他廟，還俗者5人，遊方道士自行離去，留廟道士只有11人。廟內分有土地者9人，未分有土地2人（均系地主身份），共有土地十餘畝，街房六間出租。熊理斌、申信筠方丈在二年中相繼病重羽化歸真。只有王伏陽方丈同庵內道士管理廟務。1953年7月王伏陽染疾羽化，庵中道眾均蒙政府分給土地一面修行，一面耕作，其中三位老道友喪失勞動力，負責照看古蹟文物。

1953年省文化局辦電影藝術幹部學校，遷入廟內。

1955年5月青羊宮與二仙庵進行生產合併。1958年第八屆花會結束時，將青羊宮、二仙庵改建青羊宮花園（後改稱文化公園），兩道觀的道眾成為園林工人，歷時23年。

1980年，青羊宮與文化公園劃分開，青羊宮與二仙庵也分開。1984年，宗教政策得到落實，青羊宮與文化公園正式築牆劃界，青羊宮與二仙庵遂被隔開。2002年，經多方協商，落實宗教政策，將文化公園歸屬成都市宗教局管理，將文化公園內二仙庵主體建築區域劃歸青羊宮，使青羊宮、二仙庵兩道觀成為一個整體。而今，青羊宮、二仙庵在監院陳明昌的主持下，通過募捐和自籌資金，將二仙庵這一著名十方叢林重新恢復，讓它重放昔日的光彩。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