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會議

1948年秋，即全國解放戰爭進入第三年的時候，中國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形勢發生了更加有利於人民，而不利於國民黨統治集團的重大變化。

國民黨軍隊在戰爭的第二年中，損失正規軍和非正規軍共計152萬人。經過大量補充，其總兵力雖然仍保持在365萬人左右，其中正規軍285個旅（師）198萬人，但大多數是在被殲後重建或受過嚴重打擊的，士氣低落，戰鬥力不強。分佈在第一線的國民黨正規軍共249個旅（師）170萬人，被人民解放軍分別鉗制在東北、華北、西北、中原、華東五個戰場上。大部分只能擔任戰略要點和主要交通線的守備，或在其附近地區作戰役性機動，能夠進行戰略機動的兵力已經不多。留置在長江中、下游和大巴山山脈一線以南。蘭州和賀蘭山脈一線以西的後方廣大地區的兵力，只有正規軍36個旅（師）23萬人，大部分是新組建的。戰鬥力很弱，而且被日益活躍的人民游擊隊所鉗制，難於機動。

隨着軍事形勢的日趨不利，國民黨政府的政治危機愈加嚴重。國民黨統治區的中間階層迅速覺醒，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進一步激化。“副總統”李宗仁企圖伺機取代蔣介石的“總統”職位；一些地方實力派加緊或開始同共產黨聯繫，準備投向人民一邊。蔣介石集團已是四面楚歌。

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更是急劇地走向全面崩潰。到1948年6月，國民黨政府的財政赤字高達4315656億元法幣，當月的財政收入只佔支出的5%．以致印鈔廠來不及印出當日所需的鈔票。到1948年3月21日，法幣發行額由1937年6月的14.1億元增至6636946億元。

為了挽救危局，國民黨政府宣佈從1948年8月20日起實行幣制改革，廢止從1935年開始發行的法幣。而代之以金圓券，以1元對300萬元的比價收兑法幣，強迫人民把持有的金、銀、外幣換成金圓券；同時限制物價，將其凍結在8月19日的水準上。但是，這些措施已無濟於事。在國民黨政府厲行暴力限價的經濟中心上海。從1948年8月底到1949年4月底，物價指數竟上升135742倍。金圓券的發行額原限定為20億元，到1949年5月競達679458億元。僅僅幾個月，金圓券就同剛被廢止的法幣一樣形同廢紙。國民黨政府用政治手段強制推行幣制改革的失敗，加速了其最終的垮台。

國民黨統治集團為挽回頹勢，於1948年8月3日至7日在南京召國民黨統治集團為挽回顧勢，於1948年8月3日至7日在南京召開軍事檢討會。蔣介石在開幕式上承認：“就整個局勢而言，則我們無可違言的，是處處受制、着着失敗。”他斥責大多數國民黨軍隊高級將領“精神圈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動搖，責任的觀念完全消失”，要求他們“振作軍心，提高士氣”，加強“精神的武裝”，以便使“軍事轉危為安，轉敗為勝”。會議決定將作戰重點置於黃河以南、長江以北地區。在這一地區內，“各綏區國軍配合地方武力堵兼施，國軍主力則編組強大之進兵團”,“猛烈追剿”；在東北、華北地區，“徹底集中兵力，確保遼東、熱河，以鞏固華北”，達到牽制東北、華北人民解放軍,屏障黃河以南作戰之目的。為實現上述戰略方針，會議決定加強以主要城市為戰略要點的守備兵力和防禦工事。同時，以精鋭主力為骨幹，組成若干個10萬人以上的機動作戰兵團，加強應援力量，企圖以此使人民解放軍對其戰略要點“啃不爛”，對其增援兵團“吃不掉”。會議還確定，要迅速擴充軍力，“全軍總兵額必須保持五百萬人”，要在長江以南和西南地區，利用地廣人眾的條件，迅速組訓150萬人的二線部隊，計劃先組成50個步兵師、10個騎兵師。國民黨統治集團準備以這些措施，進行最大限度的抵抗和掙扎。 ^[2] 

與國民黨相比，中國共產黨的形勢則不斷好轉。以下選自《中共中央關於九月會議的通知》

一九四五年四月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中央委員會和全黨領導骨幹，表現了比較抗日時期更為良好的團結。這種團結，使得我黨能夠應付日本投降以後整三年內國際國內所發生的許多重大事變，並在這些事變中使中國革命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摧毀了美帝國主義在中國廣大人民中的政治影響，抵抗了國民黨的再一次叛變，打退了它的軍事進攻，使人民解放軍由防禦轉到了進攻。

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的兩年作戰中，人民解放軍殲敵二百六十四萬人，其中俘敵一百六十三萬人。兩年主要繳獲，計有步槍近九十萬枝，重輕機槍六萬四千餘挺，小炮八千餘門，步兵炮五千餘門，山野重炮一千一百餘門。兩年中人民解放軍由一百二十餘萬人增加到了二百八十萬人。其中正規軍由一百一十八個旅增加到了一百七十六個旅，正規軍人數由六十一萬增加到了一百四十九萬。解放區現有面積二百三十五萬平方公里，佔全國面積九百五十九萬七千平方公里的百分之二十四點五；現已有人口一億六千八百萬，佔全國人口四億七千五百萬的百分之三十五點三；現有縣城以上大中小城市五百八十六座，佔全國城市二千零九座的百分之二十九。

由於我黨堅決領導農民實現了土地制度的改革，現已在大約一萬萬人口的區域徹底解決了土地問題，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的土地大致平均地分配給了農村人民，首先是貧僱農。

我黨黨員由一九四五年五月的一百二十一萬，增加到了現在的三百萬（我黨黨員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叛變以前為五萬人，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叛變以後降為大約一萬人左右，一九三四年因土地革命順利發展升至三十萬人，一九三七年因南方革命失敗降為大約四萬人左右，一九四五年因抗日戰爭順利發展增至一百二十一萬人，現在因反蔣戰爭和土地革命順利發展又增至三百萬人）。黨在最近一年內，一方面基本上克服了並正在繼續克服着黨內在某種程度上存在着的成分不純（地主富農分子）、思想不純（地主富農思想）和作風不純（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的不良現象，另一方面又克服了和正在繼續克服着跟着大規模發動農民羣眾解決土地問題的鬥爭而產生的，部分地但是相當多地侵犯了中農，破壞了某些私人工商業，以及某些地方越出了鎮壓反革命的某些政策界限等項“左”的錯誤。經過過去三年、特別是最近一年的偉大的激烈的革命鬥爭，和對於自己錯誤的認真的糾正，全黨的政治成熟程度是大進一步了。

黨在國民黨區域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績，這表現在各大城市中爭取了廣大的工人、學生、教員、教授、文化人、市民和民族資本家站在我黨方面，爭取了一切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站在我黨方面，抗拒了國民黨的壓迫，使國民黨完全陷於孤立。在南方几個大區域內（閩粵贛邊區，湘粵贛邊區，粵桂邊區，桂滇邊區，雲南南部，皖浙贛邊區和浙江東部南部）建立了游擊戰爭根據地，使這些地區的遊擊部隊發展到了三萬餘人。

兩年內，特別是最近一年內，在人民解放軍中，實行了有秩序的、有領導的、由全體戰鬥員和指揮員一起參加的民主運動，開展了自我批評，克服了和正在繼續克服着軍隊中的官僚主義，恢復了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期間曾經實行有效、而在後來被取消了的軍隊中的各級黨委制和連隊中的戰士委員會制，這樣就使軍隊指戰員的政治積極性和自覺性大為提高，戰鬥力和紀律性大為增強，溶化了大約八十萬左右從國民黨軍隊來的俘虜兵，使他們變為解放戰士，掉轉槍口打國民黨。兩年內，從解放區動員了大約一百六十萬左右分得了土地的農民參加人民解放軍。

我們現在已經有了相當多的鐵路、礦山和工業，我黨正在大規模地學習管理工業和做生意。兩年內，我們的軍事工業，有了相當大的增長。但是還不足以應付戰爭的需要。我們缺乏若干重要的原料和機器，我們基本上還不能鍊鋼。

我們已在華北四千四百萬人口的區域建立了統一的黨和黨外民主人士合作的人民政府，並決定由這個政府將華北、華東（有人口四千三百萬）和西北（有人口七百萬）三區的經濟、財政、貿易、金融、交通和軍事工業的領導和管理工作統一起來，以利支援前線，並且準備在不久的將來，將東北和中原兩區的上述工作也統一起來。 ^[3]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到會的政治局委員7人，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14人，其他重要與會人員10人，其中包括華北、華東、中原、西北的黨和軍隊的主要負責人（由於交通條件的限制，東北的負責人未到）。這是自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離延安後的第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也是自抗日戰爭結束以來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會議。

會議提出全黨的戰略任務是：建設500萬人民解放軍，在從1946年7月算起的大約五年左右時間內，殲敵正規軍500個旅（師）左右，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會議指出，現在戰爭進入第三年，這是爭取五年勝利中關鍵的一年。今後局勢的發展有兩種可能：如果戰爭第三、第四年給敵人的打擊很嚴重，加上敵人政治、經濟危機的發展，則蔣介石的統治可能跨得早些，勝利會來得更快；另一種可能即美國出兵，戰爭也可能延長。我們既不要因勝利太快而無準備，也不要因勝利稍慢而沒有耐心。會議根據爭取五年勝利的精神,對戰爭第三年的工作作了部署。在軍事上，人民解放軍仍然全部在長江以北和華北、東北作戰，並準備打若干次帶決定性的大會戰，力爭殲滅更多的國民黨軍隊;全國作戰的重心在中原，北線的重心在北寧路；要敢於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於同敵人的強大兵團作戰，敢於攻擊敵人重兵據守和堅固設防的大城市，以奪取全國勝利。

在政治上，隨着戰爭形勢的發展，成立中央政府已經提上議事日程。由於中共中央提出的召集新政治協商會議的號召，已經得到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響應和支持，會議決定邀請他們的代表人物來解放區共商建國大計，準備於1949年內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新中國的臨時中央政府，以取代國民黨反動政府。

在經濟上，恢復和發展解放區生產，是支援戰爭、戰勝國民黨反動派的重要環節。為了克服在革命迅速發展的形勢下解放區經濟上和財政上的困難，一方面應設法從前線繳獲中，從國民黨區域內，去取得戰爭所需要的大量人力、物力補充；另一方面應動員全黨學習管理工業生產、農業生產和商業貿易，努力增加生產，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必須加強城市和工業的管理工作，使黨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鄉村轉移到城市。

會議還討論了有關黨的建設的問題。會議充分肯定了幾年來整黨工作取得的成就，同時也指出黨內仍然存在的許多不能適應革命形勢發展需要的問題，其中主要是“某些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地方主義和遊擊主義”的傾向。會議據此通過了關於請示報告制度和召開黨的各級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的決議，以及關於健全黨委制的決定，以加強黨的紀律性，建立正常的黨內民主生活。

為了實現奪取全國政權的緊迫任務，會議還要求迅速地有計劃地訓練大批能夠管理軍事、政治、經濟、黨務、文化教育等項工作的幹部。為此，會議提出，在戰爭第三年內，雖然大部分幹部應當依靠老解放區供給，但同時必須注意從國民黨統治區的城市工人和知識分子中去吸取。必須準備好3萬至4萬名幹部，以便能夠在戰爭第四年內隨軍前進，有秩序地接管新解放的廣大地區。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還依據戰爭形勢發展的需要，提出了人民解放軍應“有計劃地走向正規化”的問題。會後，11月1日，經過中共中央批准，中央軍委向全軍正式發出《關於統一全軍組織及部隊番號的規定》，決定各野戰軍所屬縱隊均改為軍，軍以上設兵團。全軍分為四個野戰軍，共20個兵團70個軍。全國分五個大軍區，與中央局同級並受其領導。1949年1月15日,中央軍委決定將各

野戰軍番號統一改為按序數排列，西北野戰軍改稱第一野戰軍，中原野戰軍改稱第二野戰軍，華東野戰軍改稱第三野戰軍，東北野戰軍改稱第四野戰軍。

九月會議為人民解放軍與國民黨軍隊進行戰略決戰，為最後打倒蔣介石、有計劃有步驟地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做了重要準備。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