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史

中華文明亦稱華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文明。中華文明史源遠流長，若從黃帝時代算起，已有5000年。 ^[1] 

本書是曾獲中國書獎一等獎和首屆國家圖書提名獎的《中華文化》的最新修訂。由文化史名家馮天瑜先生主筆,何曉明和周積明兩文化史新鋭合力,以宏大的構思、新穎的理論、豐富的內容和嚴謹而優美的文筆,全景展現了中華文化生成機制和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

重理論而又多有豐富史料的佐證；有描述而又不乏精闢議論的概括。

本書既可作為文化史研究者的重要參考，又可為普通讀者領略中華文化精髓提供一個百科全書式的指引。

馮天瑜，1942年3月生，湖北紅安人，歷史文化學家。曾在武漢師範學院歷史系、湖北大學思想文化史研究所任教，1994年任武漢大學教授。1986年被授予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曾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以及985“中國傳統文化及其現代轉型”創新基地負責人，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中國史學會副會長，武漢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湖北省及武漢市地方誌副總纂。2023年1月12日逝世。長期從事思想文化史研究，探討中國文化史框架構築和明清文化史，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百篇，著有《明清文化史散論》、《中國文化史斷想》、《中華文化史》（合著）、《中華元典精神》諸書。提出並論證“文化生態”説、“文化元典”説。近十餘年來，着重研究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發掘中國文化近代轉換的自身資源和內在動力，注重探討中西文化互動在中國文化近代轉型中的關鍵作用，並注目於從概念的古今轉換、中外對接考察文化近代轉型，代表作為《解構專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合著）、《晚清經世實學》（合著）、《張之洞評傳》、《新語探源》、《“封建”考論》等。論著曾獲中國圖書獎一等獎、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湖北省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多種成果譯為英文、日文、西班牙文、韓文出版或發表。多年來為建立和發展武漢大學中國文化史學科做出了突出貢獻。 ^[3] 

題記

導論

一、文化史的研究對象

二、文化：一個向廣延和深刻拓展的概念

三、文化結構

五、文化史在歷史學科學中地位確立和發展

一、地球——人類創造文化的載體

二、人對環境的能動作與與環境對人的制約

三、文化生態學：文化學與生態不結合的產物

四、自然場與社會場·文化生態三層次

五、中華民族在古代近代和近代面對的兩組文化生態類型

六、中華文化生態概述

第一節 地理環境：文化創造的自然基礎

一、在地理與文化關係問題上的兩種極端之論

二、“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失誤

三、歷史的及文化的研究必須重視對地理環境的考察

四、物質生產構成地理環境影響人類文化發 展的中介

五、地理環境為文化發展提供多種可能性，而人文因素是轉變為現實性的選擇動力

第三節 中華文化多樣化發展和文化中心轉移的地理前提

一、中華文化擁有一個較之其他古文化更為遼闊的發展基礎

二、氣候類型完備，地形、地貌、流域繁複

三、複雜的地理形勢是中華文化多樣化發展的空間條件

四、遼闊的疆域為中華文化中心轉移提供縱深腹地

第三節 中華文化圈的周邊環境

一、東亞陸海關係

二、東方海洋現比較

三、中國古代海洋事業的成就與侷限

四、明清“海禁”及其在近代的突破

五、東亞內陸方向的地理障壁

第四節 東亞地理環境對文化傳播的影響

一、文化傳播的功能

二、東亞大陸的地理獨立性與中華文化發生期的獨自完成及其雙重意義

三、中國人突破隔絕狀態的努力

第三章 中華文化植根的經濟土壤

第四章 中華文化依託的社會結構

餘論

第一章 上古：中華文化的多元發生

第二章 殷商西周：從神本走向人本

第三章 春秋戰國：“軸心時代”

第四章 秦漢：統一的帝國與一統的文化

第五章 魏晉南北朝：亂世中的文化多元走向

第六章 隋唐：隆盛時代

第七章 兩宋：內省、精緻趨向與市井文化的勃興

第八章 遼夏金元：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衝突與融匯

第九章 明：沉暮與開新

第十章 清：爛熟與式微

第十一章 近代：蜕變與新生（上）

第十二章 近代：蜕變與新生（下）

結語

本書曾獲榮譽：第五屆中國圖書獎一等獎（1991年），第一屆中國國家圖書獎提名獎 ^[2]  （1994年），第一屆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1995年），第一屆全國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