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女兒

《中華女兒》海報、電影説明書(3張)

1936年秋，東北人民因不堪忍受日本帝國主義的殘暴統治，奮起反抗。他們紛紛投奔抗日聯軍，打擊日寇，一羣從事不同勞動的婦女也因此走到了一起。女戰士胡秀之的丈夫被日本鬼子燒死，為了給親人和鄉親們報仇，她參加了抗日聯軍。胡秀之參加了消滅樓山鎮據點的戰鬥，在完成破路任務時負傷，她躲過了敵人的搜捕，堅持爬回了部隊營地。在夏季的密林裏，她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女指導員冷雲的丈夫周小隊長接受了組織的任務，到敵佔區做秘密工作，不幸被捕犧牲。消息傳來，冷雲雖然十分悲痛，但她仍然接受了炸燬敵人軍火列車的艱鉅任務。女戰士們成功地炸燬了敵人的軍火列車，在完成任務回來的路上，突然發現大批敵人正在向抗聯大隊的營地行進，企圖偷襲，情況十分緊急。冷雲一面派人給大隊送信，讓大隊轉移；一面率領着幾個戰士們邊打邊走，將敵人引到了牡丹江邊。在槍林彈雨的激戰中，許多戰友都犧牲了。最後只剩下了冷雲、胡秀之等八個女戰士。冷雲犧牲後，胡秀之扔出了最後一顆手榴彈，女戰士們拼光了最後一顆子彈。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她們砸碎了心愛的步槍，面對着像野獸一樣嚎叫敵人，義無反顧地跨進了滔滔的牡丹江水，視死如歸，英勇就義 ^[3]  。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4] 

角色介紹參考資料 ^{[1]  [3]  [5-6]} 

該片的誕生源於中共中央宣傳部於1948年11月發出的《關於電影工作給東北局宣傳部的指示》。根據指示精神，東北電影製作廠加緊相關劇本的組織和拍攝工作，調遣人員進行“寫工農兵”的創作，其中的“兵”就是指東北抗日民主聯定罪。抗聯將領、時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馮仲雲建議東影用電影形式表現抗聯事蹟。這一創作任務交給於敏和顏一煙，二人後來分別編寫了《趙一曼》和《中華女兒》 ^[1]  。

顏一煙一開始接到劇本創作任務時頗為意外，因為她剛調到東影，而且之前從未做過編劇。時任東影黨總支書記兼藝術處長的陳波則激勵她擔負起黨交給的任務。在陳的鼓勵下，顏一煙馬上趕赴東北各地蒐集抗聯材料，歷時五個多月，涉足十多個城市，訪問了一百多位參加過抗聯的戰士。她還特意鑽過密林，體驗抗聯的游擊戰鬥生活。在採訪中，“八女投江”的故事最令顏一煙感動併產生創作衝動 ^[1]  。

由於八位女英雄是普通指戰員，顏一煙在採訪時未能獲得關於她們生平的詳盡材料，只知道冷雲以前是佳木斯的小學教員，做過地下工作，與丈夫一起到了抗聯，胡秀之打仗英勇，八人中有兩位朝鮮同志，其中一人姓安。在創作劇本時，她根據所蒐集的關於抗聯的眾多素材為女英雄們設計了身世和表現，但最後“投江”的情節是完全真實的。初稿完成後，她交給馮仲雲審查，特別問及八位烈士的生前事蹟如此編寫是否妥當，得到了馮仲雲的肯定回答。劇本原名《抗聯的女兒》，經長春市委領導建議，改為《中華女兒》並交由凌子風執導 ^[1]  。

接到拍攝任務後，凌子風先認真研究了劇本。他認為，劇本給每個人寫了一段身世，是平均主義的做法，等於沒有重心的八幕戲。於是，他提出修改劇本，選擇胡秀之作為代表人物着重刻畫。顏一煙起初不同意，但經過考量還是決定服從導演的意見。於是，由凌子風直接操刀修改劇本。他為胡秀之設計了剪去象徵“封建疙瘩”的舊式髮髻、第一次行軍禮手心向外等細節和負傷後強忍劇痛追趕隊伍的情節以展示其成長過程 ^[1]  。

進入實際拍攝時，凌子風確定以紀實手法和原生態風格加以表現，特意率領全體演職員開赴東北鏡泊湖地區的原始密林，深入抗聯當年戰鬥過的地方體驗生活，並完全運用當地實景進行拍攝，就連戰鬥場面也是真槍實彈。由於是第一次拍電影，凌子風沒有條條框框，比如全片近六百個鏡頭，僅全景就有二百七十個左右，佔了近一半，這在當時中國電影中極為罕見。他的做法招致了壓力，但他堅持了自己的主張 ^[1]  。

該片足以教育廣大的中國人，使他們認識到自己民族的真實面貌。在影片的攝製技術上也還是令人滿意的。該片對胡秀之的刻畫是比較完全的，但如果能更多地介紹介紹指導員和其他同志的身世，影片的效果還會更好一些。編導在反映敵後艱苦鬥爭生活方面費了許多苦心，那些鏡頭都是能引人入勝的，但可惜沒有被人物以及事件的紅線貫穿起來，顯得渙散、零碎 ^[11]  。（中國電影藝術中心研究員、電影學術委員會委員鍾惦棐評）

該片是一部相當典型的現實主義影片。影片以普通農家女胡秀之成長為女英雄的事蹟為主線，行雲流水般地描寫了抗聯女戰士英勇的鬥爭事蹟。演員表演樸實自然，生活氣息極濃。畫面的構圖和光線處理都極為考究，就當時的設備和技術水平而言已屬十分不易。該片通過表演、表情和動，將人的心靈世界自然而然地烘托出來，特別是敍事中實拍參天大樹、湍急的瀑布和女戰士艱難行進等畫面，都給人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形成了強烈的視覺衝擊力。胡秀之入黨宣誓時淚流滿面的鏡裝潢，她挺身而出與戰友砸爛松支衝向江水等場面，曾使無數觀眾為之振奮、感動、淚流滿面。那種深沉悲壯的崇高美，導演凌子風從繪畫、雕塑中借鑑而來的突出的造型意識，都在自覺地強化着歷史現實中的英雄氣概，而且人物的塑造又那麼平易、樸實、毫不做作，這樣的創作理念和藝術構思是對新中國現實主義電影美學的一大貢獻 ^[8]  。（上海大學影視藝術系教授金丹元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