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由於憑藉某種優勢（自然資源、人口等），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使人均收入達到了一定水準，但長期停留在該水準的情況。比如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東南亞的菲律賓，近幾十年來長期處於世界銀行稱之為中等收入的經濟體行列（根據最為廣泛採用的世界銀行的定義，人均國民總收入約為10000至12000美元，按2011年購買力平價計算），而無法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

注：中等收入陷阱更傾向於是一種描述經濟發展現象的術語，而不是一個嚴格的經濟學定義，仍有部分經濟學家對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實際存在而表示懷疑。

世界銀行在1989財年建立了一套以人均國民收入為衡量標準的國家分類體系，世界銀行將收入劃分為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四個檔次。其中，高收入國家的起點在1987年是6000美元；中等收入國家的標準是人均國民收入在480至6000美元之間，同時又進一步以1940美元為界限分為中低收入國家和中高收入國家；人均國民收入在480美元以下則被列入低收入國家。通常中、低收入國家被稱為發展中國家，高收入國家被稱為發達國家。

實際上，這一分類標準每年會參考通脹進行調整。根據2023財年最新的調整結果，2021年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是13205美元，中高收入國家是4256美元，中低收入是1085美元。按此標準，在世界銀行統計的217個國家和地區中，高收入國家和地區有87個，中高收入有54個，中低收入有54個，低收入有28個。中國1998年起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2010年邁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到2019年人均收入水平超過10000美元 ^[2]  ，2022年則達到了12741美元 ^[4]  ，距高收入國家標準僅有一步之遙，發展勢頭從來沒有停歇。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國家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0000美元—12000美元左右）後，可能出現兩種結果：

1、持續發展，逐漸成為發達國家。

2、在發展中經濟體發現自己卡在勞動力成本上漲和成本競爭力下降的中間，無法與高技能創新的先進經濟體，或低收入低工資的經濟體在廉價生產製成品上相競爭，導致經濟發展徘徊不前。後一種結果稱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義是指：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人力成本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製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

一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中，既不能重複又難以擺脱以往由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的發展模式，很容易出現經濟增長的停滯和徘徊，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萬美元。進入這個時期，經濟快速發展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有效應對由此形成的系統性風險，經濟增長容易出現大幅波動或陷入停滯。大部分國家則長期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遲遲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發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製造業轉型失敗，低端製造業可以帶來中等收入，但是伴隨而來的污染，低質低價，都是惡性循環。低端製造改高端製造，是完全靠高科技解決，而高科技不是幾十年能追趕的。

為什麼發展水平和條件十分相近的國家，會出現兩種不同的發展命運，關鍵是能否有效克服中等收入階段的獨特挑戰。從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的情況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以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為例，在工業化初期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後，未能及時轉換髮展模式，而是繼續推進耐用消費品和資本品的進口替代，即使在20世紀70年代初石油危機後，還是維持“舉債增長”，使進口替代戰略延續了半個世紀。而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則因國內市場狹小，長期實施出口導向戰略使其過於依賴國際市場需求，極易受到外部衝擊。

一國經濟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低成本優勢逐步喪失，在低端市場難以與低收入國家競爭，但在中高端市場則由於研發能力和人力資本條件制約，又難以與高收入國家抗衡。在這種上下擠壓的環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長動力而導致經濟增長停滯。要克服這一挑戰，就需要在自主創新和人力資本方面持續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競爭優勢。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在亞洲金融危機後再也沒能恢復到危機前的高增長，就與經濟增長缺乏技術創新動力有直接關係。

公平發展不僅有利於改善收入分配，創造更為均衡的發展，還能夠減緩社會矛盾和衝突，從而有利於經濟可持續發展。拉美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由於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導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費嚴重不足，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如20世紀70年代，拉美國家基尼係數高達0.44~0.66之間，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達0.64，一些國家還由於貧富懸殊，社會嚴重分化，引發激烈的社會動盪，甚至政權更迭，對經濟發展造成嚴重影響。

從拉美國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義影響，政府作用被極度削弱，宏觀經濟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穩定性，政府債台高築，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不平衡等頑疾難以消除，經濟危機頻發造成經濟大幅波動，如20世紀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9年巴西貨幣危機、2002年阿根廷經濟危機，都對經濟持續增長造成嚴重衝擊。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間出現了16年負增長，主要就集中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和2002年國內金融危機期間。

在拉美國家，體制變革受到利益集團羈絆，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現代傳統主義”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反對在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權力分配等領域進行變革，或者將這種變革減少到最低限度。經濟財富過度集中，利益集團勢力強大，造成尋租、投機和腐敗現象蔓延，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受到嚴重扭曲。

一是經濟增長中樞下移。發展停滯是一國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顯著特徵，當中等收入國家GDP增速不斷快速下台階，則需要警惕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在加大。

二是勞動生產率停止增長。本質上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時，經濟的進一步增長主要依靠生產技術與效率的提升，資本和勞動力的貢獻將相對有限。若一國在尚未進入高收入階段，而勞動生產率卻停滯不前甚至出現下滑時，則可以認為該國已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是資本積累放緩或下滑。製造業擴張和升級需要投資的支撐，但處於中等收入陷阱內的國家由於經濟增長不確定性強、居民風險偏好低、外商投資波動大，導致儲蓄和資本形成總額偏低，無法完成積累足夠的資本實現產業升級。

四是產業升級停滯或倒退。一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特徵便是過早的“去工業化”，具體表現為工業和製造業增加值佔GDP的比例在未達到發達經濟體標準之前就不斷下降。與此同時，常常伴隨着產業升級失敗，中高科技製造業在製造業中的佔比停滯或下滑。

“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是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問題。（以中國為例，需採取以下舉措）

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決不能忽視政府的作用。以亞洲為例，成功跨越“陷阱”的大多是政府作用明顯、經濟決策高度集權的國家，而那些放棄政府應有作用的，反而跌入“陷阱”不能自拔。菲律賓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經過30年快速發展，現代化水平僅次於日本。但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政治、經濟體制完全照搬美國，資金和政策嚴重依附IMF、世界銀行等外國勢力。菲律賓政府作用疲弱，未曾制訂明確的、長期的經濟發展戰略，導致經濟長期衰退、社會動盪，由“亞洲典範”走向“亞洲病夫”。戰後日本實行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官產學一體、銀企相互滲透，在短短二三十年裏，經濟實力迅速超過英國、法國和德國。韓國政府在60年代初形成以高度集權化為特點的經濟決策模式。新加坡政府在西方看來現在仍然是一個政府相對集權的國家。中國的國情和這些國家的發展經驗都證明，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才能保持自身特色、跨越發展陷阱。

中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主要表現為土地制度、公共品供給和公共治理制度、户籍管理和相關制度的城鄉分割。成功的城市化不是簡單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積擴張，更重要的是要實現產業結構、就業方式、人居環境、社會保障、配套政策等一系列由“鄉”到“城”的轉變。要統籌推進人、地、錢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體制機制改革；在城鄉户籍、農村土地產權、城鄉社會保障和政府財政税收制度上要有所突破，實現城鄉統籌發展，在深度城市化進程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生產推動型向消費推動型轉變，必須依賴收入分配差距的縮小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形成經濟增長、公平分配和社會和諧的良性互動局面。要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加快形成中產階級佔多數的“橄欖形”分配格局。從減貧、基本公共服務、人力資本建設、就業創業等方面入手，提高社會機會均等程度。加快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税制度，合理確定税前抵扣範圍和調整累進税率，減輕中低收入羣體税收負擔，加大對高收入羣體的收入調節力度。

金融危機促使全球經濟秩序進行深度調整。為了搶佔未來戰略制高點，大國已進入空前的創新密集和產業變革時代。要緊緊抓住新一輪世界科技革命帶來的戰略機遇，牢固樹立經濟增長依靠“改革驅動”、“效率驅動”的觀念，以改革對接開放、對接全球化的規則和機制，提高“中國製造”的競爭力和“中國模式”的影響力，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走上內生增長的軌道。 ^[3] 

1、2010年東亞人口至少有十分之九將生活在中等收入國家。要擺脱中等收入的陷阱，一個關鍵的挑戰就是以可持續的方式保持高速增長。在中國，這就意味着採取新的戰略來應對嚴峻的環境問題以及過去二十年高速增長帶來的其他壓力和不平衡，東亞其他地區面臨着不同的挑戰。在危機前增速低於2%的若干經濟體，投資相對較弱，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面臨着巨大的競爭壓力。在這些經濟體，集中精力強化投資環境和提升勞動力技能水平是關鍵，讓企業得以找到新的競爭優勢。

2、將增長與公平相結合，在危機前東亞有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費低於兩美元，如今貧困率已降至人口的29%。但是許多東亞經濟體的收入差距在擴大，有些非常明顯。布拉姆巴特指出：“高度的不平等有可能會阻礙增長，因為無法獲得信貸的窮人也許不能利用投資機會，也有可能成為政局和社會不穩的根源，阻礙投資和增長。”

3、需要管理好脆弱性和防範新的危機。自1997年以來各國已建立起大量的外匯儲備作為防範危機的緩衝器，但這可能會產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經濟過熱和資產價格泡沫。此外，儘管各國在危機後一直致力於加強金融和銀行業，但很多經濟體有必要加快這種努力的步伐。

4、東亞各國需要推進各自的改革規劃，尤其是在改善治理和投資環境方面；發展更加多元化的資本市場，包括面向窮人的信貸渠道；開放服務業貿易；促進教育體系發展以解決技術工人短缺的問題；強調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報告還研究了包括太平洋島國、巴布亞新幾內亞和東帝汶在內的東亞小型經濟體。部分由於商品價格上漲，這些經濟體中有些已出現增長率回升，但政局不穩和社會緊張狀況仍然危害着部分國家的發展前景。

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有日本、以色列、“亞洲四小龍”，但就比較大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僅有日本和韓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換。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日本花了大約12年時間，韓國則用了8年。

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則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長期停滯不前。拉美地區還有許多國家，雖然經過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幾經反覆，但一直沒能跨過15000美元的發達國家的門檻。

比較分析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兩類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特徵，對總結國際經驗有重要意義。選取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韓國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馬來西亞和阿根廷作為樣本進行比較，可分析其在經濟增長、技術創新、人力資源、收入分配、社會發展、對外依賴等方面的差異性。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經濟增長往往出現較大的起伏，即便在短期內取得高增長，也難以持續。這一特徵在拉美國家尤其突出。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為例，在1963年至2008年的45年間，阿根廷有16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負增長，馬來西亞有5年負增長，而韓國僅有2年負增長。在這45年中，阿根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僅為1.4%，馬來西亞為4.0%，而韓國為6.3%。1963年，阿根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842美元，已達到了當時的中高收入國家水平，而韓國當時僅為142美元，是典型的低收入國家。但到45年後的2008年，阿根廷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增長到8236美元，仍為中高收入國家水平，馬來西亞則由低收入國家進入到了中等收入國家，而韓國則達到了19115美元，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從研發費用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看，韓國2003年達到2.64%，高居世界第7位，而馬來西亞、阿根廷分別為0.69%和0.41%，世界排名均在40名以後。從研發人才來看，2006年，韓國每千人中的研發人員達到4.8人，而馬來西亞和阿根廷則分別只有0.42和1.1人，韓國分別是後者的11.4倍和4.4倍。從勞動力素質看，韓國2007年勞動力中具有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為35%，而馬來西亞、阿根廷分別為20.3%和29.5%，韓國也有明顯優勢。

從基尼係數上看，阿根廷和馬來西亞基尼係數較高，兩國在1980年代中期基尼係數就在0.45左右，到1990年代末進一步上升到接近 0.50，2007年阿根廷達到0.51，而馬來西亞始終保持在接近 0.5的水平上。韓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基尼係數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沒有明顯變化。從最高10%收入階層和最低10%收入階層的收入比來看，阿根廷為40.9%，馬來西亞為22.1%，均遠高於韓國7.8%的水平。

從衡量社會發展的指標看，韓國從明顯落後轉為明顯領先。如預期壽命，韓國1960年僅為54.2歲，與馬來西亞基本相當，比阿根廷低11歲。到2008年，韓國提高到79.8歲，已明顯高於阿根廷和馬來西亞的75.3歲和 74.4歲。嬰兒死亡率也有類似情況，韓國1960年嬰兒死亡率高達96‰，遠高於阿根廷和馬來西亞的59.9‰和66.1‰，到2008年，韓國已經下降到4.7‰，低於阿根廷和馬來西亞的14.6‰和5.9‰的水平。在教育領域，2010年韓國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世紀70年代的5.6年上升到11.3年，明顯領先於阿根廷和馬來西亞的8.9和9.7年。

在外資方面，阿根廷和馬來西亞的外商直接投資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明顯高於韓國，表明外資在經濟中佔有更重要地位，特別是馬來西亞1990年的外商直接投資佔比達到了5.3%。在外債方面，阿根廷2002～2004年間的外債餘額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曾超過100%。總體而言，阿根廷和馬來西亞對外部經濟的依賴程度要明顯高於韓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