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傳信錄

徐葆光認為中國曆代的有關琉球國典籍，尚未完善，隋唐宋元各朝“所載山川風俗物產，皆多舛漏”，明清兩代才出現陳侃《使琉球錄》、蕭崇業《使琉球錄》、汪楫《中山沿革志》等書，“然于山川、轄屬仍有闕略，風俗、制度、物產等亦倶未備。蓋使期促迫、捜討倉猝，語言文字彼此訛謬；是以所聞異詞，傳焉寡信。”徐葆光便乘着此次出使的機會，與琉球人士互相交流，以收集史料及四處遊歷，他在《中山傳信錄·序》記述：“封宴之暇，先致語國王，求示《中山世鑑》及山川圖籍，又時與其大夫之通文字、譯詞者，遍遊山海間，遠近形勢，皆在目中。考其制度禮儀，觀風問俗；下至一物異狀，必詢名以得其實。”徐葆光又盡力去做考證功夫，“見聞互證，與之往復，去疑存信”，務求令本書“雖未敢自謂一無舛漏，以雲‘傳信’，或庶幾焉”；“若仍前誕妄、不為釐正，亦何以見聖朝風化之遠與外邦內向之久，以附職方稱甚盛哉！” ^[3] 

翁長祚在《中山傳信錄·後序》中，記述了徐葆光圖畫琉球國在琉球時，致力把各種事物加以圖繪筆述：“太史日居小樓，手自題署；因並海舟、針路、封宴禮儀、世系、官制、冠服、風俗、物產之詳，一一備其形狀。右圖左錄，凡二十餘目，分為上下兩冊；縹裝錦裹，以為使歸之獻。” ^[4] 

汪士鋐《中山傳信錄·序》。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序》。

卷一：包括《封舟》、《渡海兵役》、《更（針盤、玻璃漏）》、《針路》、《天妃靈應記》、《論祭海神文》等篇幅，以記述中琉間的海上交通情況。

卷二：包括《封舟到港》、《天使館》、《中山王府》等篇幅，記載了中琉間的“封宴禮儀”、外交禮節及琉球國的宮廷情況。

卷三：為《中山世系（封貢事蹟附）》，記載琉球國曆代君王的統治及與華關係。

卷四：包括《星野》、《潮》、《琉球三十六島》、《琉球地圖》及《紀遊》等篇幅，記述琉球國的山海形勢、區域建置及名勝地點。

卷五：包括《官制》、《冠服》、《儀從》、《氏族》、《土田》、《禪宗》、《僧祿》等篇幅，記載琉球國的政制、禮制及宗教等方面的情況。

卷六：包括《風俗》、《屋舍》、《土產》、《字母》、《琉球語》等篇幅，記載琉球國的風土民情、語言文字等情況。

翁長祚《中山傳信錄》後序。

附：《中山贈送詩文》，收錄琉球國君、士大夫、僧侶等人士的漢詩。

本書自問世以後，便獲得好評。《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則稱讚它“繪圖列説，紀述頗詳。” ^[5]  具體而言，本書對琉球國曆史文化及中琉關係，均有研究價值。

與徐葆光同時期的學者汪士鋐認為，本書“中列中山王圖，紀其宴享，以志其崇奉中國之誠；又為之表其世系、度其封疆與其官秩之崇卑、廩祿之厚薄；又為之定其針路‘無過用卯針’，則無流至葉壁山之患；終為之圖寫土產卉木動植之物，必肖其狀。而首則著其揚帆奉使為封舟圖”，亦即對琉球政治制度、地理物產、海上交通等方面，均有所説明。而且本書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其文辭可觀，與之言娓娓有致，今之所述，皆得之其口與其諸臣所言，證之史牒，信而有徵。” ^[6] 

近代有評論認為，該書“雖稍嫌凌雜，畢竟不失為研究琉球及清代中、琉海上關係史必讀書刊之一。” ^[7] 

最初，徐葆光把本書“分為上下兩冊，縹裝錦裹，以為使歸之獻”，並獲得“藏之秘府”。後來“副墨排纂，分為六卷”，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秋“鋟板始成”。 ^[4]  在1840年，日本已將此書刊印出版。現時，在中國大陸，濟南齊魯書社出版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的《續修四庫全書》均有收錄。在台灣方面，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於1972年，將本書標點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