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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醫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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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醫學交流,從古,中國與境外醫藥科技事業、人員的交往、融合過程。 [1] 
中文名
中外醫學交流
釋    義
中國與境外醫藥科技事業、人員的交往、融合過程
解釋
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醫藥學在春秋、戰國時期就達到當時世界最高水平。中國作為以儒家思想為文化母體的東洋文明的中心,其醫藥科技與其他文明一樣,直到19世紀中期,一直向周邊小國輸出。
由於漢字是東亞共同使用的文字,文化上完全沒有障礙,所以當時以漢字為載體和工具的學術交流、科技及知識產權輸出以及人員往返,甚至沒有出國的概念。周邊地區被視為天朝的夷狄之邦,要受到中國皇帝的冊封,才被認為有正統的“國”的地位。
直到19世紀後期,中國才感受到落後於文藝復興後的西方列強,不得不慢慢打開沉重的帷幕,醫藥學與其他文明開始作為“新學”輸入中國。
20世紀中、後期開始,中外醫藥科技在平等基礎上的交流越來越頻繁。中朝醫學交流 秦漢以來,中原地區的醫藥學通過高麗傳到邪馬台國(日本)。當時,高麗比邪馬台先進得多。這種狀態維持了近兩千年。在明代,高麗重視醫藥衞生,常聘中國醫生前往診病教授,並派當地醫生到中國求教,收集並刊印中國醫書;鼓勵輸入中國藥材,推行“鄉藥化”。醫藥交流十分活躍,呈現出所謂“華夷融合”景象。洪武年間,中國閩中道士楊宗真去朝鮮從醫,洪武十二年(1379)高麗任他為典醫。
永樂五年(1407)九月,高麗派王子來中國,隨員中有醫生“判典醫監事”楊弘達等人。洪熙元年(1425)七月,明使隨員太醫張本立和遼東醫人何讓赴朝為朝鮮世宗王診病,討論治療對策,並傳授醫方。宣德二年(1427)明使隨員醫人王賢去朝鮮,參與世宗王疾病的診療。萬曆二十六年(1598)四月,明醫官潘繼、期周等應朝鮮宣祖王邀請赴朝從事醫療。據《景嶽全書》載,張介賓壯年時也到過朝鮮。在中國醫生幫助下,朝鮮對鄉藥和唐藥的鑑別及質疑研究蓬勃開展。永樂十九年(1421)十月,朝鮮派黃子厚來中國,廣求朝鮮不產的藥材。永樂二十一年(1423)和宣德五年(1430),朝鮮兩次派蘆重禮等醫生來中國,邀請明太醫院醫生周永中和高文中,質疑並鑑定朝鮮藥草的真偽等。中國《醫學疑問》載,1617年朝鮮陪臣隨醫崔順立等來中國求教醫藥問題。
問答內容由傅懋先撰成《醫學疑問》一書。所有這些書籍的刊印、出版,中國視為“華夷融合”,實行寬厚政策,從不計較版權被無償使用。明代,朝鮮對中國醫書廣為翻刻刊印發行。據朝鮮李朝宣祖年間出版的《考班撮要》載,僅1430~1585年,就有《黃帝素問》、《靈樞》、《八十一難經》、《直指方》、《聖惠方》、《得效方》、《傷寒類書》、《醫學正傳》、《脈經》、《衍義本草》等70多種。朝鮮李朝重視中國醫書的整理研究和中國藥“鄉藥化”的事業。先後撰寫了《鄉藥濟生集成方》、《醫方類聚》、《東醫寶鑑》和《壽養叢書類聚》等,在中朝醫藥交流史上作出重大貢獻。《鄉藥濟生集成方》由朝鮮集賢殿直提學俞孝通、典醫監正蘆重禮和典醫監副正樸元德等主筆,以《鄉藥濟生集成方》為基礎,“以中國醫書為經,以朝鮮傳統醫籍為緯”,收集《太平聖惠方》、《直指方》、《聖濟總錄》、《婦人良方》等中朝醫書中的材料,共分931條病症、10 706首醫方和1 479條針灸方,藥材按宋代《證類本草》順序,收載630種。
《醫方類聚》由朝鮮集賢殿副校裏金禮蒙等所撰,整理和引用醫籍有中國醫書152部,朝鮮醫書《御林纂要》1部,全書共266卷264冊,收藏中朝醫方5萬多首。
《東醫寶鑑》是李朝太醫許浚遵宣祖王之命,整理71種中國醫書和三種朝鮮醫書而成。全書共25卷25冊,從內景、外形、雜病、湯液、針灸5個方面,對中國和朝鮮醫藥學的基礎理論、病症醫方、藥物方劑和針灸等進行全面綜合,於1613年11月以朝鮮內醫院刊本刊行。
《壽養叢書類聚》由朝鮮李昌廷依據中國《三元延壽書》等書加以整理而成,刊於1620年。明代,朝鮮世宗王按照中國法醫制度,把中國的《無冤錄》作為吏科、律科的取材課目。1438年將《無冤錄》加註成《新注無冤錄》頒行各地,作為官方法律書之一,1483年又把中國的《疑獄集》和《棠陰比事》作為法醫驗證參考書,廣為頒行。
在醫事制度方面,天順八年(1464)五月,朝鮮將《素問》、《張子和方》、《小兒藥證直訣》、《瘡疹集》、《傷寒類書》、《外科精要》、《婦人大全》、《產科直指方》、《銅人經》、《凝固脈經》、《大全本草》等中國醫書作為醫學取材課目。明代,朝鮮鼓勵輸入中國藥材。朝鮮世親王説:“藥材等物,須賴中國而備之,貿易不可斷絕。”朝鮮多次遣使到中國求取人蔘、松子、五味子、葫蘆、虎骨、鹿角、鹿脯等藥。正統三年(1438)和弘治二年(1489),中國應朝鮮請求,把麻黃、甘草、等藥種贈給朝鮮,使之引種栽培。中日醫藥交流 明太祖朱元璋稱帝后,即派使節赴日本。以後互有往來,不斷通商交易,雖倭寇之患至明代未斷,但物資交流始終不絕於時。醫學技術方面,1370年有竹田昌慶來華,向道士金翁學醫,金翁愛其才收竹田為女婿。竹田曾醫治太祖皇后難產,使母子平安,賜封安國公。1378年回日本,帶去一批中醫書籍及銅人形圖,丹波元簡認為,此銅人圖是元代仿天聖銅人而複製者。這是第一具銅人傳日,對推動日本針灸學發展影響甚大。田代三喜23歲入明,當時日僧月湖寓錢塘,以醫行世,著《金九集》(1452)、《大德濟陰方》1卷(1455),田代師事之,學李、朱之術。居12載,1498年攜《金九集》等方書歸國,為人治病,拯濟甚多。
著有《捷術大成印可集》1卷、《諸藥勢剪》1卷、《藥種穩名》1卷、《醫案口訣》1卷、《三喜十卷書》8卷、《直指篇》3卷、《夜讀義》1卷、《當流和極集》1卷等多種醫書。皆能匯入個人經驗而發揚李朱醫旨,是李、朱學説在日本的開山,其徒曲直瀨道三及其門人均為日本一代名醫。古林見宜名正温,其祖佑村好醫方,遊學於明,居數年,業大進,歸國時明帝賜以蜀錦。從曲直瀨正純學丹溪之術於京師,兼攻張仲景、河間、東垣三家説。著《外科單方》,獨樹一幟。與同學崛正意(號杏庵)相謀,立嵯峨精舍,門下三千人從學。古林教學重《醫學入門》,講讀以導諸生,使此書盛行於日本,取李《習醫規格》梓行,使醫學教育更臻正規。門人古林見桃、松下見林等,皆有醫名。
古林其他醫著有:《綱目撮要方》、《撥萃正温方》、《辨藥集》、《醫統粹》等。這一時期針灸術在日本得以復興。金持重弘好學精醫,擅針灸,天文(1532~1554)中,承大內義弘之命赴明深造,得太醫院稱賞。吉田宗桂,通稱意安。1539年伴日本使節僧策彥周良來華,明人以宗桂診治神察,呼為意安。1547年再次與策彥使明,治癒明世宗之病,世宗賜以《顏輝扁鵲圖》、《聖濟總錄》及藥笥等。遂攜所賜方書歸國,令名益彰,自成一家,子孫世以意安為號。
1606年,林道春於長崎得《本草綱目》,獻給幕府,為《本草綱目》傳日之發軔。寬永十五年(1638)幕府於江户南北兩所(品川、牛迅)設藥園,本草之學益盛,17世紀,《救荒本草》傳入日本。此期間由中國赴日的醫家有元末明初的陳順祖,因不願仕明而赴日本九州業醫。將軍足利義滿慕其名。召之診疾,固辭不往。子大年嗣其術,始赴京都業醫,受將軍大名禮遇,日本人稱為陳外郎。陳大年孫陳祖田,尤善醫,頗得諸大名及禪僧敬重,亦有陳外郎之稱。中國與歐洲國家的醫藥交流 明代,一批西方傳教士來華,他們成為近代中西醫交流的橋樑。傳教士的醫療活動 15世紀發現美洲新大陸後,歐洲掀起一股海外殖民浪潮,羅馬教廷也開展海外傳教活動,一大批天主教傳教士來到中國。其中不乏掌握科學技術的人才,包括醫生。他們來華後,主要從事傳教,翻譯宗教和西方科學書籍,參與宮廷活動,協助中國士大夫編修曆法等工作。偶亦有行醫者。他們中最早涉及西醫活動的,是意大利的利瑪竇,他與中國知識分子合作,翻譯了許多介紹西方科學技術的著作,唯於《西國紀法》中記述了神經學説,首次將西方神經學和心理學介紹給中國。意大利傳教士高一志(原名王豐肅)的《空際格致》涉及希臘四元素説及一些解剖生理知識。
他在《修身西學》中提到血液生理。萬曆三十四年(1606)來華的意大利傳教士熊三拔,在北京專修曆書,研究水法,著《泰西水法》,其中涉及消化生理學的內容,在醫學理論上遵奉希波克拉底的四元素説。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的《性學粗述》,述及生理學和病理學內容最多,卷3提到四體液的生成、分離、功用和所藏部分,分析了四體液與疾病的關係,指出疾病、衰老、死亡都是由於四體液不平衡造成的結果。意大利傳教士衞匡國的《真主靈性理論》,論及人體骨骼數目及其生理功能。德國傳教士湯若望著《主制羣證》2卷。上卷論人身骨骼數目和功用、肌肉數目、血液的生成,在論及生養之氣和初覺之氣時,將微細管與神經相混淆;介紹了靜脈、肝靜脈、肝門靜脈、心大動脈和心大靜脈;談到腦和腦神經生理。解剖生理多本蓋倫學説,與上述諸書大同小異。葡萄牙傳教士博汛際的《寰有詮》和《名理探》,提到心臟和視覺功能,論及人與四體液的關係,提出大腦具有控制知識、記憶、意志及情緒等作用。瑞士傳教士鄧玉函,是傳教士中最博學者。他是醫生、哲學家和數學家,伽利略和G.布魯諾的好朋友。其精湛醫術得到皇宮貴族的賞識,35歲時加入耶穌會。萬曆四十六年(1618)離里斯本,到印度、交趾(越南)和中國,途中收集了大量礦物、動物和植物標本,研究了氣候學和人種學,均記入旅行筆記。經他翻譯校閲的有《人身説概》和《人身圖説》。
早期西洋醫學機構 
①傳教士譯著中的西方醫事制度。在傳教士譯著中,偶可見零星的關於西方醫事制度的介紹,艾儒略提及醫學是西方大學四學科之一,共讀6年。《西方答問》捲上“濟院”一節中介紹了歐洲慈善機關的設置情況,共分5等:即普通病院;傳染病院;殘廢病院;育嬰堂;收容無依旅客者稱“施捨之院”。
②葡萄牙在澳門設置的醫事機構。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政府在澳門設置官吏,西方醫生、傳教士便在那裏從事醫務活動。隆慶三年(1569),澳門主教加奈羅建醫院二所,不久澳門又建聖拉斐爾醫院。萬曆七年(1579)左右澳門置麻風病院1所。萬曆二十二年(1594)設澳門聖保羅醫院,並附設實習班。教授神學、哲學、拉丁文學,有圖書館、觀象台及藥房等,是最早在中國設立的西醫學校。
中西藥物交流 
①中國藥物輸向歐洲。萬曆三年(1575),西班牙傳教士拉達受菲律賓殖民政府派遣,到福建沿海活動,購回大量書籍,有“關於草藥的許多書籍,為治療疾病而投以草藥的方法”。中醫藥知識假傳教士之手,向西歐傳播。定居在中國內地的傳教士在這方面起很大作用。卜彌格,波蘭人,任過波蘭王的首席御醫。在華期間,留意中國藥物學,用拉丁文寫出《中國植物誌》,實際是《本草綱目》的節本,是向西方介紹中國本草學的最早文獻,清順治十三年(1656)在維也納出版。他還著有《醫論》,全書共6部分,介紹王叔和《脈訣》、中醫舌診和望診,收集了近300味中藥,有木版圖143幅,銅版圖30幅。當時耶穌會與荷蘭印度公司有隙,書被改名為《中醫示例》,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出版。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才恢復卜彌格的名字,用原版本刊印。卜彌格未刊稿中還有《中國醫學家》。
②西洋藥物學的傳入。西洋藥物中金石為多,因無特別療效,傳入數量不多、影響不大。這一時期的中西醫交流可以説是平行的,沒有發生交鋒和碰撞,例如像王肯堂這樣與傳教士有過私人交往的醫家。中國與東南亞的醫藥交流 明代,中國與東南亞的醫藥文化交流更加頻繁。1405~1433年,明朝派鄭和率船隊7下西洋,每次隨行醫官醫士180多人,還有善辨藥材的藥工,對各國貿易的藥材進行鑑定。他們帶去的中藥有人蔘、麝香等,受到沿途各國的歡迎;帶回的有犀角、羚羊角、阿魏、沒藥、丁香、木香、蘆薈、乳香、木鱉子等藥。永樂三、四年東南亞多國相繼派使入貢玳瑁、珍珠、降真香。渤泥國派使贈送大片龍腦、米腦、降真香諸香藥。
其後民間通商貿易輸入中國龍腦、梅花腦、降真香、沉香、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犀角等。彭亨國(今馬來西亞東部)曾多次派使嚮明朝贈送片腦、乳香、檀香、蘇木等。明成祖朱棣令鄭和兩次出使其國以禮回訪。與印度尼西亞的醫藥交流:洪武年間(1370~1378),三佛齊國王先後6次遣使並送肉豆蔻、丁香、米腦,以及其他許多香藥。永樂七年(1409)蘇門答臘老王鎖丹難阿必鎮率使臣來中國,居三年方回本國。此後兩國關係密切,該國不斷遣使入明、帶來的藥物有蘇木、丁香、木香、降真香、沉香、速香、龍涎香等。《大明會典》記載了爪哇輸入中國的藥材有犀角、肉豆蔻、白豆蔻等數十種。明代,廣東、福建一帶人有不少僑居印度尼西亞,帶去了中國醫藥文化。據《明文·暹羅傳》記載,暹羅(今泰國)多次入貢的藥物有犀角、片腦、米腦、糖腦、腦油、腦紫、薔薇等數十種,其中洪武二十三年(1390)僅蘇木、胡椒、降真香即多達17萬斤,暹羅的藥用酒類也引起中國醫家的重視。20世紀開始,中國逐步確立了西方醫藥的主導地位(見現代醫學),中外醫藥學進入頻繁交流時代。 [1]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