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賢哲孔子

《中國賢哲孔子》為精裝對開本，共412頁，書的扉頁上列出了四位編著者姓名：殷鐸澤、恩理格、魯日滿、柏應理。

魯日滿(Francois de ROUGEMONT) ，字謙受， 1624年生於比利時的Maestricht， 1641年入耶穌會， 1659年來華， 1676年11月4日卒於太原。魯日滿神父就是卜彌格(Michel Boym)神父於1656年從歐洲返回中國時所率領的一批來華傳教士之一。1658年末或1659年到達澳門。他在那裏發了終身大願後，被派入中國內地傳教，先在浙江，後去江南，除教難期間一度發配廣州外，直到去世，未遠離江南地區。

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比利時人，著名漢學家。柏應理是一位對東西方文化交流做出傑出貢獻的歷史人物。他不僅親自往來於中國和歐洲，溝通東西方文化。重要的是他通過自己的著作，將西方宗教和哲學輸入中國，又將中國文化介紹給歐洲諸國。作為傳教士，柏應理通過其中文著作向中國人介紹宗教知識，其中以<天主聖教百問答>和<四末真論>影響最大。

殷鐸澤和郭納爵曾於1662年(康熙元年)在江西建昌出版有《中國之智慧》，包括孔子傳記及拉丁文的<大學>前五章和《論語》的前五章，共計102頁。1667年(康熙六年)殷鐸澤又在廣州刻印<中庸>，但未完成。過了兩年又續刻於果阿，書名為《中國政治道德學》，內有殷鐸澤寫的一篇短序，《中庸》的拉丁文譯文和孔子傳記。此書的編者雖為殷鐸澤，但參予者還有柏應理、郭納爵等11名耶穌會士。殷鐸澤後來於1672年(康熙十一年)回到歐洲，在巴黎又以法文出版了《中國政治道德學》。此書僅是《中庸》的譯文，至於《大學》和<論語>的譯文尚未介紹到歐洲。柏應理編輯出版的《中國賢哲孔子》，完成了這一任務。

《中國賢哲孔子》為精裝對開本，共412頁，書的扉頁上列出了四位編著者姓名：殷恩理格、魯日滿、柏應理。《中國哲學家孔子》共有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柏應理給法王路易十四的《獻辭》，表達了他對法王支持在華傳教事業的敬意。第二部分是106頁的“導言”。開宗明義便説明耶穌會士所以編著此書，並不是為了滿足歐洲人對中國的興趣，而是希望此書能為到中國去傳教的教士們提供一種可用的工具。“導言”對中國的道教、佛教做了介紹與批判，討論了佛、道和儒學的區別，指明哪些是中國的經典著作，這些著作有哪些重要的註疏書籍。《導言》認為<四書>、<五經>是中國最古老的經典著作，其中“經”的地位要高於“書”的地位。《五經》之首是《書經》，《易經》是《五經》中最古老的“經”，但在重要意義方面，<易經>居第三，<詩經>居第二，《春秋》居第四，《禮》居第五。《導言》第44頁是64卦的卦圖，按照乾、坤、屯、蒙、訟、師……次序排列，顯然這是<周易>卦圖。在每個經卦之上標出拉丁文字，標明每個經卦的象徵意義，即8卦中每卦所代表的自然現象。柏應理所介紹的易圖，內容系統，方面甚廣，它不僅包含伏羲八卦次序圖和伏羲八卦方位圖兩張圖，還有周文王六十四卦圖。引人關注的是柏應理在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和周文王六十四卦圖中均標有阿拉伯數字1、2、3、4、5、6、7、8直至64。此外“導言”還介紹了宋代朱熹的理學和易學以及朱注的《五經大全》、《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等書目以及“太極”、“理”等新儒學的範疇。柏應理效法他的前輩利瑪竇，一方面利用儒家學説來反對佛、道，另一方面又將儒家區別為先儒和後儒，即先秦儒學和宋明理學，他肯定前者，批判後者。

《中國賢哲孔子》的第三部分是8頁的孔子傳記，材料取自中國文獻，開卷便是孔子的全身像，這是歐洲出版物中最早的孔子畫像。孔子身穿儒服，頭戴儒冠，手持象笏的板子，站在一座廟宇式的書館之前。書館上端寫有“國學”二字，附拉丁注音和解釋，書館柱子上寫有“天下先師”字樣。孔子身後的兩旁是裝滿經書的大書架，書架上的書籍均標出書名，自上而下，一邊是《書經》、《春秋》、《大學》、《中庸》、《論語》；另一邊是《禮》、《易經》、《繫辭》、《詩經》、《孟子》，都附以拉丁文注音。

《中國賢哲孔子》的第四部分是《大學》、《中庸》、《論語》的譯文和註解，共288頁，總題目為《中國之智慧》(Scien-tiae Sinicae)。譯文的最大特點，並不止於借“譯”宣教，而是力圖證明中國先儒的經典著作中，早就有和天主教義一致的地方了。

《大學》第一段的第一句原文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中國賢哲孔子》譯為:“偉人們做學問的目的，在於精煉或改進我從上天汲取而來的理性(rationalemnaturam)，這就如同一面最明亮的鏡子，惟有掃除了蒙於其上的邪欲瑕疵，才必然會恢復它那無比的清澈。(偉人們做學問的目的)還在於使人民得到更新或再生(renovandoSeureparando)，當然，要依靠他們本身的榜樣和規勸。(偉人們做學問的目的)還在於立場堅定，保持最大的德行，我認為譯者以此希望所有偉大的行為都和真理相為一致”。顯然，這不是簡單的翻譯，而是滲雜了譯者的説教。上天的“理性”是什麼?就是天主教。此詞的拉丁文是naturarationalis，是17世紀天主教神學經常使用的一個詞，也是赴華耶穌會士經常藉以發揮的一個詞，如《性理參證》、《超性學要》、《性理真詮》。耶穌會士對一些詞彙的譯法，亦極力染上宗教色彩。如《中庸》有“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這裏的“聖人”本指“品學高超”的大智之士，但卻被他們譯成僅具有天主教意義的“聖人”Sanctus，意義被侷限在很小的範疇中。

《中國賢哲孔子》的最後，是柏應理編寫的《中華帝國年表》（Tabula Chrbnologica TVIonarochia Sinica 2952B.C――1683A.D.）《中華帝國年表(公元前2952年――公元1683年)》及他所繪畫的中國15省省圖，115座大城市的位置、耶穌會士在華建立的近200處教堂的標誌。

1687年柏應理在巴黎以拉丁文出版了《中國賢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書，中文標題為《西文四書直解》(實際只有三書，尚缺《孟子》)。它是十七世紀歐洲介紹孔子及其著述的最完備的書籍。此書並非一人一時之作，而是幾名歐洲耶穌會士多年工作的結晶，其中出力最大的尚有殷鐸澤、郭納爵、魯日滿和恩理格。

《中國賢哲孔子》是第一部比較完整的向西方介紹中國傳統文化的書籍，柏氏的這本書予歐洲人以較大影響，對中國文化的西傳具有啓蒙意義和先驅作用。以後，來華傳教士開始注重研究中國的文化典籍，“四書”、“五經”也多次被譯為西文出版，如比籍傳教士衞力濟(Francois Noel)將“四書”及“孝經”譯成拉丁文，一七一一年在巴加拉(Prague)出版，奧籍白乃心(Joannes Grueber)、法籍博聖譯(J，Franciscus Foucquet)等都曾深入研究中國文化典籍，並分別在歐洲出版有關譯著。

《中國賢哲孔子》的出版具有重大意義，它第一次把中國、孔子、政治道德三個不同的名詞聯在一起，孔子在歐洲因此被稱為道德與政治哲學上最偉大的學者與預言家。自由派人士歡呼這位被拉丁化了的孔子是人類最偉大的英雄人物之一，是中國的蘇格拉底。此書最初的目的是給那些到東方傳教的人作參考用的。但發行後在社會各界引起廣泛關注和強烈反響。1688年1月在巴黎出版的<學者雜誌>上有人發表書評，認為孔子是道德原則的老師，而這些原則也有點像基督徒的道德原則。書評在談到孔子的“仁”時説：“就目前的論題而言，我看不出中國人的博愛和基督徒的博愛有何區別……不論如何，他們與基督徒的理性並無二樣。”1688年6月發表的另一篇《中國賢哲孔子》一書的讀後感寫道：“中國人在德行、智慧、謹慎、信義、誠篤、忠實、虔敬、慈愛、親善、正直、禮貌、莊重、謙遜以及順從天道諸方面，為其他民族所不及，你看了總會感到興奮，他們所依靠的只是自然之光，你們對他們還能有更多的要求嗎?”1688年至1689年，法國出版了此書的兩個法文節譯本，一本叫《孔子的道德》，另一本叫《孔子與中國的道德》。1691年，英國出了一個英文節譯本，也叫《孔子的道德》。有了法英文本，普通的民眾就可以閲讀了。

當時及後來的一些名人如英國政治家、散文家坦普爾(William Tample，1628—1699)，英國著名的東方學家威廉·瓊斯(Willian Jones1746—1794)，德國偉大的哲學家、數學家、科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德國著名的古典學家、歷史學家、語言學家巴耶(T.S. Bayer)等都曾懷着濃厚的興趣讀過此書，並對自身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幫助。

坦普爾(William Temple,1628-1690年)在《中國賢哲孔子》一書讀後感中寫道：“孔子的著作，似乎是一部倫理學，講的是私人道德、公眾道德、經濟上的道德、政治上的道德，都是自治、治家、治國之道，尤其是治國之道。他的思想與推論，不外是説:沒有好的政府，百姓不能安居樂業，而沒有好的百姓，政府也不會使人滿意。所以為了人類的幸福，從王公貴族以至於最微賤的農民，凡屬國民，都應端正自己的思想，聽取人家的勸告，或遵從國家的法令，努力為善，並發展其智慧與德性。”關於孔子的為人，坦普爾推崇備至，他説，孔子是一位極其傑出的天才，學間淵博，德行可佩，品性高超，既愛自己的國家，也愛整個人類。他也提到了孔子的文風，説孔子“詞句典雅，巧譬善喻”。此外，坦普爾在《討論古今的學術》一文中，把孔子的思想與希臘哲學相提並論，他説“希臘人注意個人或家庭的幸福;至於中國人則注重國家的康泰。”

威廉·瓊斯爵士在1770年間，還只23歲時，就讀過柏應理的書，讀了《大學》之後，寫了一篇教育論文，流傳下來的只有它的《大綱》。《大綱》的開頭就引了《大學》開頭的一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萊布尼茲在評論此書時説：“這部著作並非由孔子親手著成，而是由他的弟子將其言論加以收集、編輯而成。這位哲學家超越了我們所知道的幾乎全部希臘哲學家的時代，他總有着熠熠閃光的思想和格言。”萊布尼茲對柏應理《導言》中的易卦也進行了相當細微的觀察，在給白晉的一封信中，他還提到了《中國賢哲孔子》中的卦圖和白晉寄給他的卦圖之間的不同之處。

法國啓蒙思想家也大都讀過《中國哲學家孔子》，如伏爾泰在<風俗論>中介紹孔子學説時，就利用了柏應理的這本書。孟德斯鳩懷着巨大的興趣，認真閲讀了這部用艱澀的拉丁文撰寫的書，並作了詳細的筆記。在筆記中，他寫下了一些與作者不同的觀點，並將書中的許多段落譯成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