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每年(或兩年)評選一屆，對在我國經濟改革發展中產生重大影響的經濟理論進行重獎，該獎項以經濟理論貢獻為根本標準，主要獎勵已經經實踐檢驗的關於中國經濟的重大經濟理論，每次獎項只獎勵一個經濟理論，獎金額為五十萬元，是國內金額最大的社會科學類的獎項。

“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評選採取專家推薦、廣泛參與、公開評選的方式進行。這將是第一個由經濟學家廣泛民主推選、社會公眾投票參與，近200位重要的經濟學家最後評審投票表決，公開評選出來的經濟學大獎。

2019年，創新獎獎金額由一百萬元提高到二百萬元。 ^[1] 

2021年5月30日，根據《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章程》，本着公正、公平和公開的原則，結合實際情況，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組委會制定訂並通過“第十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評獎實施細則”。2021年度設“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一項，最多獲獎人數不超過3人（或組）。2021年6月1日-2021年11月，獎項啓動、評選和頒獎；2021年11月1日，在拜訪獲獎人後，正式公佈最終獲獎者。 ^[4] 

第一條 為推動經濟科學的創新與進步，鼓勵原始創新性成果的湧現，促進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理論性研究，特設立“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第二條

“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由董輔礽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武漢大學經濟研究所等五家單位發起設立並組織。2009年起，增加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為共同主辦單位。

“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組織委員會(簡稱“組委會”)由主辦單位代表和其他有關人士組成，秘書處設在董輔礽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由董輔礽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負責具體實施工作。

第三條 “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每年評選一次，設“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一項，最多獲獎人數不超過3人，獎金總額為50萬元人民幣。

第四條

“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獎勵給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遵守憲法、熱愛祖國、在中國經濟理論研究方面作出重大原始創新性成果的主要貢獻人。該項成果需在中國經歷十年以上理論驗證或實踐檢驗，並對中國經濟發展或改革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第五條 “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將遵循公眾參與、經濟學界民主投票產生的原則；遵循公開、公正、透明的原則；遵循尊重歷史、學術嚴謹、實事求是的原則。

第六條

候選理論的徵集。通過公開渠道，廣泛徵集候選理論。候選理論或其代表作應是已經以文字形式公開或內部發表，發表時間原則上不早於改革開放開始的1978年，不晚於評獎年份前10年，即2008年度評獎的候選理論發表時間截止到1998年底，2009年度評獎的候選理論發表時間截止到1999年底，2010年度評獎的候選理論發表時間截止到2000年底，往後依次類推。申請和推薦候選理論需完整填寫《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候選理論申請表》與《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候選理論推薦表》，並提供申請人和推薦人的真實身份和姓名。

第七條 “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組織委員會將申請和推薦的理論以及相關意見在網上和其他媒體公佈，公眾可對網上公佈的候選理論發表評論。

第八條

全國主要經濟研究機構、國家重點高校財經類院系、重要學術刊物和媒體負責人、國際著名中國經濟研究機構以及其他重要經濟專家至少100名專家、學者為受邀評審專家。由評審專家投票決定最終獲獎者。

第九條 評審專家投票結果的第一名為本年度獲獎理論。如果第一名獲獎者不同意接受本獎項或因其他原因不能接受本獎項，則下一名自動遞補為獲獎者。

第十條 “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組委會將聘請公證機構對評選計票全過程和結果進行公證。

第十一條 若某項候選理論成果由一人以上分別做出了重大原始創新性貢獻，申請和被推薦者可以超過一人。

第十二條 若申請和推薦的理論貢獻人為一人以上時，應分別説明各人在該課題中所做出的主要貢獻。

第十三條

獎項只授予在世經濟學家，每人終身只可獲獎一次。每屆評獎如有其他補充標準，須提前公開説明，評獎的具體細則由“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組委會或執行委員會發布。

第十四條 組委會將邀請獲獎者參加頒獎的有關活動，包括出席頒獎儀式、接受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獎金、證書及其他有關活動等。

第十五條 本章程經主辦單位協商通過，自2008年4月9日生效，2009年6月15日修訂，由“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組委會負責解釋和修訂。

董輔礽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

武漢大學經濟研究所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

二OO九年六月十五日

一是組織和制度的保障。為了使這一獎項持續和長久運行，組委會組建了專門的機構和落實專職人員，制定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章程和評選細則等一套完整、規範的制度。

二是經濟學家的廣泛參與。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組委會邀請來自著名經濟學家、國內經濟類高等院校、經濟研究機構、有影響力的學術刊物和經濟傳媒機構200多位專家。

三是評選程序的公開、公平、民主、透明。評選經過候選理論推薦、第一輪投票和第二輪投票等嚴格程序，這是中國第一個採取廣泛民主推薦、專家公開評選的經濟學獎項。 ^[2] 

首屆

獲獎理論：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理論

理論主要貢獻人：杜潤生

第二屆

獲獎理論：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理論

理論主要貢獻人：厲以寧

第三屆

獲獎理論：整體改革理論

理論主要貢獻人：吳敬璉、周小川、郭樹清

第四屆

獲獎理論：價格雙軌制理論

理論主要貢獻人：華生研究組、田源、張維迎

第五屆

獲獎理論：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理論

理論主要貢獻人：馬建堂、周叔蓮、江小涓

第六屆

獲獎理論：財政信貸綜合平衡理論

理論主要貢獻人：黃達

第七屆

獲獎理論：過渡經濟學理論

理論主要貢獻人：林毅夫研究組（林毅夫、蔡昉、李周）、張軍、樊綱

第八屆

獲獎理論：中國經濟轉型和發展中的收入分配理論

理論主要貢獻人：李實、趙人偉、陳宗勝 ^[1]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以集體經濟組織為發包方，以家庭為承包主，以承包合同為紐帶而組成的有機整體。在這種制度下，土地所有權仍屬集體，農户只有使用權，實行土地使用權與所有權適度分離、農户家庭承包經營。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仍然是公有制經濟，並沒有改變集體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它堅持基本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堅持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核心是一個“包”字，因此在實踐中人們常稱之為“包產到户”或“包乾到户”。這兩者之間的區別是，所謂“包產到户”是指分配功能仍由集體行使，農民收穫後將產品全部或部分交給集體，由集體根據承包任務完成情況分配；而“包乾到户”則是指農民只需完成上交任務，其餘產品都歸自己支配，按照羣眾的説法就是：“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擬推薦理論提出者：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杜潤生，郭崇毅，張廣友，吳象，陸子修，陸學藝，吳庭美，王鬱昭，周誠，餘國耀，等等。

主要貢獻：

1．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

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主要成員較早從正面論述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理論，發表的關於包產到户的重要論文和研究報告主要有：王貴宸、魏道南（1980年1月）的《聯繫產量的生產責任制是一種好辦法》，王貴宸、魏道南、陳一諮（1980年8月）的《關於安徽包產到户情況的調查報告》，陳一諮（1980年8月）的《為什麼經濟水平較高的水陽公社也搞了“包產到户”？》，王貴宸、魏道南（1980年9月）的《論包產到户》，楊勳（1980年7月）的《論包產到户——一個重要的理論政策問題》，楊勳（1981）的《怎樣看待包乾到户——安徽滁縣地區農村調查》，王小強、周其仁(周其仁博客,周其仁新聞,周其仁説吧)（1981年3月）的《包產到户所體現的經濟原則和中國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的特殊道路》，陳一諮等（1982年4月）的《農村發展的問題和趨勢——“雙包到户”後的滁縣地區農村經濟調查》等。同時他們還主持完成了《包產到户資料選（一）、（二）》（1981年4月）的編輯工作，收入有關農業生產責任制的理論論文、歷史資料和調查報告100多篇。這些論文和研究報告對於探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理論，宣傳介紹包產到户的成功經驗，推動包產到户在農村的發展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杜潤生

杜潤生在1980年秋在中央長期規劃會議上，提出先在貧困地區試行包產到户。他説，“貧困地區要調那麼多糧食救濟，交通又不便利，靠農民長途背運，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國家耗費很大，農民所得不多。建議在貧困地區搞包產到户，讓農民自己包生產、包肚子，兩頭有利。”這個建言得到時任副總理姚依林的支持，隨後鄧小平也終於發話表示贊同。同時，他主持起草了1982年到1986年的五個重要的“一號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結束了包產到户長達30年的爭論。

3．郭崇毅

郭崇毅1979年6月《關於肥西縣夏季大豐收情況的報告》一文認真分析總結了肥西縣實行包產到户後糧食取得空前豐收的情況，認為增產的主要原因就是由於包產到户，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並從理論和實踐方面論證了實行責任制的必要性。1979年8月發表的《責任到户的性質及其有關問題》一文肯定了責任到户是走社會主義道路。

4．張廣友、吳象、陸子修

張廣友、陸子修所寫的《災年創高產，一年大變樣——來安縣魏郢生產隊實行定產到組，以產計工的調查》一文1979年1月20日在新華社播發，詳細介紹並充分肯定了包產到組的具體做法和經驗。張廣友1979年3月7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農業計酬必須緊密聯繫產量》一文比較詳盡介紹了安徽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做法，肯定了他們的經驗，對全國農村改革進行了巨大的輿論推動。1980年1月在北京召開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上，作為安徽代表的周曰禮、陸子修以《聯繫產量責任制的強大生命力》為題，介紹了安徽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特別是經營落後地區農民要求實行包產到户的情況，引起了包產到户姓“資”還是姓“社”的激烈爭論。吳象1980年11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陽光道與獨木橋》一文論述了包產到户的由來、利弊、性質和前景。吳象、李千峯、張廣友1981年1月22日、23日連續發表的《歷史性的轉折——皖、豫、魯農村見聞之一》和《巨大的吸引力——皖、豫、魯農村見聞之二》文章指出，事實證明，經營方式的改變不等於所有制的改變，包產到户是不脱離社會主義總軌道的一種責任制形成。

5.陸學藝

陸學藝、賈信德、李蘭亭在1979年10月的《包產到户問題應當研究》中，從理論上闡述了包產到户的性質和必要性，認為包產到户是搞社會主義，不是搞資本主義，對1962年包產到户的問題要重新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地作出結論。1980年11月陸學藝發表的《包產到户的由來和今後的發展——關於甘肅省包產到户問題的考察報告》認為：“包產到户是農村生產關係的一次調整，是農業經營方式的重大改革”，……，“包產到户並不是所謂的‘權宜之計’。作為一件關係到我國農業的發展前途和億萬人民生活的大事，它有着十分巨大的實踐意義和理論意義”。陸學藝1981年1月的《關於包產到户的幾個問題》中認為：“包產到户是現代農業的起點、橋樑，是大有發展前途而不是權宜之計，也不必再走回原來三級所有、逐級過渡的老路”。陸學藝1981年9月的《包產到户的動向和應明確的一個問題》一文明確認為包乾到户也是公有制的一種責任制形式，不是分田單幹；包乾到户責任制的形式，要穩定下來，要進一步完善和提高。

6．吳庭美

吳庭美1979年寫了《一劑必不可少的補藥——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包乾到户”的調查》報告，報告的開篇寫道：“羣眾説：‘千條計，萬項策，不如‘到户’一劑藥。”這份報告不久被送到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手中,引起了萬里的重視並親自到小崗調查,從而樹起了小崗村這個"大包乾"的典型,揭開了農村改革的序幕。

7．王鬱昭

1980年初，在安徽省委召開的全省農村工作會議上，王鬱昭作了《順應民心，積極引導》的發言，旗幟鮮明地提出，要給大包乾報個户口，承認它也是社會主義的一種生產責任制形式。1981年2月王鬱昭寫的《包產到户是農村集體經濟管理上的新突破》一文明確認為，在貧窮落後的地方實行包產（包乾）到户，不僅是解決農民温飽問題的行之有效的措施，而且是促進農業現代化的一個重要途徑。

8．周誠

周誠1980年10月在《農村人民公社生產隊實行產量責任制問題的探討》一文中明確指出，實行產量責任制在我國農業集體經濟中具有長久的歷史和明顯的好處；實行產量責任制是在農業生產中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的需要；實行產量責任制符合生產隊健全勞動組織的要求。周誠1981年3月在《關於包產到户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從理論上對包產到户的性質、產生的條件、利弊得失、發展前途等問題進行了一些探討，認為把“大包乾”到户看作是生產隊內部以農户為單位的產量責任制的一種特殊形式，是符合它的基本特徵的。

9．餘國耀

餘國耀1980年10月在《紅旗》雜誌第20期發表《怎樣看包產到户》一文從正面論述了包產到户的條件、性質和實行包產到户的得失。他認為，包產到户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事物，它必將按照生產關係必須適應生產力性質的規律，隨着生產力的發展發生變化。

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主要成員在改革初期深入農村進行廣泛調研，發表了大量有關包產到户的論文和研究報告，並把報告直接送到中央領導人辦公桌上，為中央決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他們為1981年10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供了系統全面的第一手農村調查數據，在這次會後中央印發了關於農村改革的第一個“一號文件”正式肯定了農村土地的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結束了包產到户30年的爭論。之後，他們又參與了80年代另外幾個中央關於農村“一號文件”的起草制定過程，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最終確立提供了理論支持和政策建議。

杜潤生領導的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積極支持和引導在安徽、四川發起的農村改革向全國鋪開。杜潤生在1980年秋在中央長期規劃會議上，提出先在貧困地區試行包產到户，並主持起草了1982年到1986年的五個重要的“一號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結束了包產到户長達30年的爭論。

張廣友，吳象，郭崇毅，陸學藝，吳庭美，周誠，餘國耀等都較早的從正面闡述了包產到户的性質、必然性、利弊得失、成功經驗等，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理論的確立提供了理論支持，他們大都參與過80年代五個“一號文件”的制定，也為包產到户在農村的普遍推廣貢獻了力量。

杜潤生(1913－)，原名杜德，山西省太谷縣陽邑村人。50年代到60年代擔任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參與過新中國歷史上最初的高產到户試驗。改革開放以後歷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兼任中國農學會名譽會長、中國農業經濟學會理事長、中國合作經濟學會會長、中國國土經濟學研究會理事長、中國人民大學兼職教授、中國農業大學名譽教授等職，主要負責中國農村經濟改革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政策研究。他被公認是有深刻影響的1980年代中國農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主要著作有：《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中國農村的選擇》、《中國農村制度變遷》、《杜潤生文集》等。

杜潤生是中共黨內最資深的農村問題專家之一，建國以來長期參與中國農村問題的決策制定工作。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在擔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書長期間，就深入調查研究中國農村問題，對中國農村小農經濟政策有深刻的認識。在領導中南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中，還提出了分階段進行土改的主張。1953年初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兼國務院農林辦公室副主任，參與組織領導全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

1979年以後，他先後擔任國家農委副主任、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在1980年在中央長期規劃會議上，提出先在貧困地區試行包產到户。根據中央精神，他主持起草了1982年到1986年的五個重要的“一號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制度，結束了包產到户長達30年的爭論。

在杜潤生先生的倡導下，從1979到1980年，經過一年多時間的充分醖釀和反覆討論，幾十名來自不同學科和專業的中、青年科研人員、機關幹部、研究生和大學生，決心選擇農村發展問題進行研究，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服務，由此成立了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簡稱“農發組”)。農發組的主要成員在改革初期深入農村進行廣泛調研，提供了系統全面的第一手農村調查數據，形成了著名的安徽、甘肅、四川一些試行家庭聯產承包的調查報告，並發表了大量有關包產到户的論文，這些報告和論文在當時取得了巨大反響，為中央決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之後，農發組主要成員還參加了中央有關部門組織的若干會議，就一些重大現實問題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政策建議，受到中央有關部門的重視。

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理論

厲以寧、吳稼祥等人、曹鳳歧

投票揭曉前保密

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它揭示的是企業的資本結合形式，體現着企業的法律形式。就股份制企業自身的性質而言，它不具有特定的社會經濟性質，也就沒有姓“社”姓“資”的問題。股份制從其起源來看，既不是產生於資本主義，不是產生於社會主義，而早在古羅馬時期就有了股份制的原始形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已經講明，股份制的出現是生產規模的擴大，是社會化大生產的企業組織形式。股份制企業作為一種不具有特定社會經濟性質的企業組織形式，它所反映出來的社會經濟性質，不是它本身與生俱來的，而是由一定的所有制形式賦予的。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不能籠統地説股份制是公有還是私有，關鍵看控股權掌握在誰手中。”十六屆三中全會對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實現形式的決定因素做了進一步的擴展，既不再強調擴股權，只要求有國有資本和集體資本的參股。

我國的國有企業制度安排具有特殊性，它不僅要承擔其他企業所應承擔的經濟職能，還要承擔國家賦予的必須承擔的社會職能，成為政府調控經濟運行的工具。正因如此，國有經濟必須進行戰略性調整有進有退。這種轉型在單一國有股權的制度安排下相當困難。所以，除了極個別企業實行百分百國有外，絕大多數國企都應從單一的國有產權轉向股權多元化，形成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通過混合所有制企業這一制度安排，一方面使企業注重不斷提高經濟效率，另一方面通過國家控股“絕對控股和相對控股”或實行“金股”制度，保證企業完成政府賦予的特殊職能。在國企改制完成後，股份制就成了國有經濟的主要實現形式。

股份制改革包含兩個層面的改革，一個層面是企業產權制度層面，另一個層面是證券市場層面。企業制度改革層面的股份制改革，就是把原來的全民所有制(或集體所有制)的國有企業改造成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國家作為所有者控股、經理層作為經營者管理企業的股份制企業(包括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後者與前者的不同就是可以公開發行股票)。在此基礎上，有選擇、有條件地推動一部分股份制企業成為大眾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向社會大眾發行股票，發揮股票市場的融資功能，接受大眾股東的監督。藉助股份制，國有資本增量問題迎刃而解，而存量部分，原有企業通過固定資產核定價值折成股份完成改造。再通過出資人制度，設立國有資產的管理部門對國資履行監督考核和保值增值的職能。股份制改革以及1992年後有限責任公司法律的相應配套，使得出資人和企業，資產和財產邊界劃分開來，將原本地位極其特殊的國家、國企也納入到市場經濟體系的一部分而慢慢接軌，使其作為出資人，與民營資本、外資一樣按照同樣的市場規則參與遊戲。

80年代中期，特別是1987年國有企業普遍推行經營承包制之後，在最初的企業改革理論的基礎上，主要圍繞着企業改革實行承包制還是股份制的爭論，形成了經營權主導改革和產權改革兩種不同的改革思路和理論演化方向。圍繞承包制所展開的種種理論爭論和分歧始終存在，在承包制發展的後期已經變得非常激烈。這種爭論和分歧的實質在於：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是繼續沿着承包制的方向前進，進行經營權改革，還是推行股份制，變革產權制度；承包制是中國企業制度改革的過渡形式，還是目標模式。

股份制從提出便立即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由於受到意識形態的嚴重阻礙，股份制改革遲遲沒有能夠在國有企業中廣泛實行。在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凡是觸及到了公有制實現形式的改革理論和政策建議，都會引起意識形態領域感情異常激烈的尖鋭爭論，而這些爭論的核心都是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股份制問題上的爭論，不僅肯定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採用股份制，更為重要的是為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打開了一條通道。由於兩權分離的改革思路和承包制本身的種種缺陷，促使人們從更深層次來思考經濟體制改革，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進行產權制度改革才是走出困境、深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關鍵、基石。產權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把過去對所有制問題的研究深入到了微觀層面，細化為具體的企業財產組織形式問題；另一方面又在某種程度上避開了所有制這個與意識形態直接聯繫在一起的概念，從而為所有制改革理論的研究拓展出了新的空間。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初，公有制實現形式和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研究獲得了長足進步。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把股份制作為公有制的一種實現形式，明確提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多樣化”，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才真正邁開了步伐。

1. 厲以寧，1980年，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和國家勞動總局聯合召開的勞動就業座談會上的發言(《厲以寧：被耽擱的股份制》，《經濟觀察報》，2008年5月5日)。

2. 嚴斯茂，《社會主義股份公司初探》，《經濟研究》，1984年，(12)。

3. 曹鳳岐，《試論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1期。

4. 曹文煉，《全民所有制大中企業股份化的探討》，《經濟研究》，1985年，(8)。

5. 吳稼祥、金立佐，《股份化：進一步改革的一種思路》，中國：發展與改革，1985年，(10)。

6. 世界銀行1984年考察團，《中國：長期發展的問題和方案(主報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5年。

7. 吳稼祥、金立佐，《要以新的戰略思想改革國家經濟職能》，《世界經濟導報》，1985年3年11月(6)。

8. 童大林，《股份化是社會主義企業的一個新基點》，《人民日報》，1986年8月18日。

9. 厲以寧，《我國所有制改革的設想》，《人民日報》，1986年9月26日，(5)。

10. 厲以寧，《論股份集資的管理》，《經濟日報》，1986年10月11日。

11. 厲以寧，《所有制改革和股份企業的管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1986年，(12)。

12. 劉詩白，《試論社會主義股份制》，《經濟研究》，1986年，(12)。

13. 厲以寧，《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87年。

14. 厲以寧，《補課、趨同還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性質和任務》，《中國高等教育》(社會科學理論版)， 1988年，(l)。

15. 厲以寧，《股份制是明確企業財產關係的最好形式》，《紅旗》，1988年，(1)。

16. 厲以寧，《價格改革為主還是所有制改革為主》，《金融科學》，1988年，(2)。

17. 劉詩白，《再論社會主義股份制》，《改革》，1988年，(3)。

18. 吳稼祥、鍾朋榮，《尋找承包制走向股份制的橋樑》，《瞭望》，1989年Z1期。

19. 厲以寧，《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與實踐》，《科技導報》，1989年，(1)。

20. 曹鳳岐，《再論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1期。

21. 厲以寧，《產業結構調整的國內資金來源》，《學術研究》，1989年，(2)。

22. 厲以寧，《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年。

23. 曹鳳岐：《中國企業股份制的理論與實踐》(第一版、修訂版)，企業管理出版社，1989年、1993年。

24. 厲以寧，《非均衡的中國經濟》，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0年。

25. 曹風岐，《三論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3期。

26. 曹鳳岐，《國有企業改革難點與對策——四試論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2期。

27. 曹鳳岐，《改進與完善我國公司制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五論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6期。

28. 曹鳳岐：《股份制與現代企業制度》，企業管理出版社，1998年。

29. 曹鳳岐，《上市公司資產重組與併購——六論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期。

30. 曹鳳岐，《中國企業集團的組建與管理——七論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

31. 曹鳳岐：《股份經濟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32. 曹風岐，《論國有股減持與流通——八論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4期。

33. 曹鳳岐，《上市公司董事會治理研究——九論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

34. 曹鳳岐，《上市公司高管人員股權激勵研究——十論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

以林毅夫研究組、張軍、樊綱為主要貢獻人的過渡經濟學理論，高票獲得第七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這次獲獎的過渡經濟學理論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最具代表性的經濟理論之一，重點研究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變遷過程中，不同方式或路徑對改革成本和績效的影響。如何能夠選擇低成本的改革方式或路徑，以及改革引發的利益矛盾和收益分配等問題，這正是當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中面對的重大問題，對當前的中國經濟具有現實意義。 ^[3]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理論——杜潤生；

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理論——厲以寧

整體改革理論——吳敬璉、周小川、郭樹清等

價格雙軌制理論——華生研究組、田源、張維迎；

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理論——馬建堂、周叔蓮、江小涓

財政信貸綜合平衡理論——黃達

過渡經濟學理論——林毅夫研究組、張軍、樊綱

中國經濟轉型和發展中的收入分配理論——李實、趙人偉、陳宗勝

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機制研究——衞興華、洪銀興、魏傑 ^[5] 

2023年9月，第十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揭曉：楊瑞龍研究組“國企分類改革與共同治理研究”獲獎。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