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律發達史

《中國法律發達史》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的第一章，導言，是全書的總綱。第二部分為全書基本內容，共26章。第三部分為附錄部分。

第一部分為導言，也是全書的總綱部分，首先總結中華法系的內涵部分，即中國傳統法律制度的主要特點及其在世界文化的地位。其次，作者開列了歐美及日本學者撰寫的有關中國法律的著作。 ^[1] 

第二部分為全書的重要部分，從第二章到第二十七章。作者把中國法律演變發展的歷程大致劃分為三大時期：從上古（五帝、夏、商）開始為胚胎時期，從西漢開始為成長時期，從清代開始則是歐美法系侵入時期。 ^[2] 

第三部分為附錄部分，其一，是為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時期《刑法與兩次修正案篇目表》，以方便學習者與使用者瞭解中間的重要變化，以及刑事立法的發展趨向與基本規律。其二，該書最後部分附錄《中國曆代法律篇目表》，從戰國時期《法經》，到《大清律例》各類刑律總則與分則的篇目，以幫助學習者使用者瞭解中國古代刑律總則、分則及各類篇目發展的基本線索以及演化的基本規律。 ^[1]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既受1919年新文化運動的薰陶影響，又受到在與世界交流中各種西方思潮的影響，加之中國傳統國學的影響，造就了一大批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學術大家。楊鴻烈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因為他精通數門外語，加之在近代法學比較發達的日本留學，使他具有廣闊的研究視野和比較先進的研究方法。又因他從師於梁啓超、王國維等學術大師，具有良好的學術素質與學術修養，所以，他經過多年的潛心學習與刻苦研究，能夠在總結中國數千年法制發展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完成《中國法律發達史》這部學術專著。 ^[1] 

關於該書的研究目的，作者在首章導言中指出，目的主要有三：一是沿革的研究，即以研究中國法律演進的歷史為目的；二是系統的研究，以研究中國法律的原理為目的；三是法理的研究，以研究中國曆代法學家的思想為目的。研究的方法主要是“歷史的方法”和“比較的方法”。 ^[2] 

《中國法律發達史》一書包含了比較豐富的法學思想。集中起來比較重要的有以下方面：首先，書中體現了作者追求民主法制實現公平公正的思想。它對宋朝的殘酷刑罰制度做了批判，即“宋代特創一種極慘酷無人道的死刑，即‘凌遲’刑”用以維護封建君主專制。他對袁世凱踐踏民主法制深惡痛絕，認為“中國法制徹底更新的一線生機，都被他破壞盡淨”，“在他任期內所公佈的法令……都是箝制民治的發展，並授軍事機關和為軍人作倀的行政官以危害人身自由的利柄”，而“因人民疊受摧殘蹂躪，失掉尊敬法律的心，而舊法又仍舊繼續有效，所以新法律一部分的法理及優點也為舊法律所湮沒。”同時作者對1926年中華民國第二刑法修正案所體現的“罪刑法定”等法治原則予以充分肯定：“第二次刑法修正案實在是民國最科學最完備最進步的一部刑法典”。

另外，全書體現作者的歷史法學分析與比較法學分析相結合的正確方法論，以及公正客觀評價法律史現象忠實於歷史的思想。法律史現象是複雜的社會現象，作者不畏艱辛，深入鑽研，終能以縱、橫分析法相結合的方式全面評價了各個時期的法律問題，把歷史的真相原原本本地呈視於讀者面前，使學習者感到真實可信。如作者對明朝君主專制與宦官當政做了分析批判，認為“這即是因司法權不統一，故為司法腐敗的根本原因”。但同時對明太祖在立法上的創新精神也做了肯定，即“中國法律到了明代可説有長足的進步，明太祖朱元璋和其他一般立法家都極富創造精神，所以那一部洪武三十年更定的《大明律》比較唐代的《永徽律》更為複雜，又新設許多篇目，雖説條數減少，而內容體裁俱極精密，很有科學的律學的楷模”。 ^[1] 

《中國法律發達史》自1930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以後，即引起社會的關注。此後各個不同時期均有不同版本印行，顯示了較強的學術生命力，成為研究中國法律史、中國法學史必讀的書籍之一。該書帶有普遍性的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是研究中國法律史學的標誌性成果。 ^[1] 

《中國法律發達史》在世界法學發展史上，特別是在東亞各國法學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具有比較廣泛的影響。該著作為中國法制史研究中心紮根於中國做出重要的貢獻。《中國法律發達史》是以中華法系的沿革變化為研究對象，作者對中華法系的全面總結與深入研究，進一步樹立了中華法學在世界法學之林的形象與地位，並且通過日本而走向世界。所以，《中國法律發達史》不僅在亞洲法學發展，而且在世界法學發展史上也佔有比較重要的地位。 ^[1] 

《中國法律發達史》作為楊鴻烈先生的研究中國法律史的首部專著，於1930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首次出版。1967年台灣商務印書館再次出版，1988年台灣商務印書館第三次出版。1990年上海書店作為《民國叢書》的內容之一依據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影印出版，共計上、下兩冊，由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印數1000冊，總頁數為1248頁。 ^[1]  2009年作為《二十世紀中華法學文叢》的內容之一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 ^[3] 

楊鴻烈（1903—1977），中國法學家，又名炳堃，別名憲武，雲南普寧人。早年就學於國立北京師範大學外文系，畢業後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研究歷史。在國學研究所學習時，得到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等的教誨。後來，楊鴻烈留學日本，獲得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曾先後任上海中國公學歷史系主任、雲南大學師範學院院長兼教授、國立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兼歷史系主任、無錫國學專修館教授等職。1946年去香港，先後任香港星島日報英文譯員、香港大學高級講師等職。1956年返回大陸，任廣東省文史館一級研究館員。楊鴻烈對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史有較深刻的研究，其主要著作有《中國法制史》《中國法律發達史》《中國法律思想史》和《中國法律在東南亞諸國之影響》等。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