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之經濟觀

古楳認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對社會經濟狀況應有相當的認識。他認為，中國的經濟基礎非常脆弱，其社會生產是“單純再生產”(簡單再生產)。他用大量事實説明：中國的人均財富少，工作效率低，勞動人民耗盡全部勞動僅能勉強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這種情況是由於帝國主義作祟和中國的社會制度與經濟基礎所致。在這種基礎上形成的教育只能為鞏固統治者的統治服務。他指出，本來辦農校是為讓人獲取“資格”來從事農業生產，而當時的教育卻使之成為人們獲取“資格”來榨取人民的報酬和升官發財的階梯。這種情況“是社會環境使然的”，“不能窮教育之不善”。

古楳認為，中國當時的生產效率非常低，影響到教育領域也不重視效率問題。他提出，辦教育必須“研求教育歷程的經濟”，應當在經費、勞力、時間與機會方面謀求最小限度的耗費，在生產的效能與物的利用方面取得最大限度的經濟效果。他認為，鄉村教育的問題多，人材少，經費絀，如不注意“經濟”，結果，教育的效率一定很微。以前辦的教育所以失敗，便是浪費極多，效率極小，因此，大家不相信教育有功效。

他指出：“一般辦教育的人，往往只知道經費不可浪費，而不知設備上，材料上，方法上……已經有許多浪費了。所以，今後要想改造鄉村教育，發展鄉村教育，應當注意‘經濟’的原則，……極力減少教育上的一切浪費”。

古楳指出，“中國向來的教育都是以養成‘治術人材’為目的，而不在造就‘技術人材’以致用的；換句話説，就是養成統治階級的預備軍──士大夫，而不在造就從事生產的專門知識分子”。

古楳認為，發展生產“最難求的是人才，是真人才，是學識經驗兼富的人才，是以事業為前途肯奮鬥肯耐勞的人才”。他以江蘇、廣東等地農民出捐納税及受教育狀況説明，當時的教育不但不能促進生產，反而“協同其他反生產力的要素，促成破產”。他認為，“中國目前之教育，無論在數量與質量上，均不足以適應國家之需要”，並且，教育設施與國民實際生活不相應，學非所用，這既阻礙了教育的發展，也影響了“實業”的發展。

古楳在三十年代，在以《中國教育之經濟觀》為代表作的教育經濟學研究中，觸到了教育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搭起了一個有系統的理論框架，是他對教育經濟學的重要貢獻。與蘇聯經濟學家斯特魯米林發表的《國民教育的經濟意義》和美國經濟學家沃爾什發表的《人力的資本觀》 (1935年)相比，他們的開拓性成果大體處於同一時期，雖然在教育經濟效益的計量分析上，古楳遜於兩位外國學者，但在構想學科內容的框架方面，卻勝過一籌，而且最早提出了“教育之經濟學”的學科名稱，這是中國學者對教育經濟學形成和發展的一大貢獻，在從近代教育經濟思想發展為現代教育經濟學的歷程上，樹立了一塊具有國際意義的豐碑。

古楳(1899—1977)，中國教育經濟學家。他在本世紀20年代，曾致力於鄉村教育運動，寫過《鄉村教育新論》(上海民智書局)等論著。他從3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教育的背景，於1932年寫成《現代中國及其教育》(中華書局)，在書中提出一種“經濟觀”，認為“今後中國教育之設施”，“當以經濟的標準為衡”，“力求歷程之經濟，不宜稍有浪費。”其後，他繼續立足於經濟來觀察中國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