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大綱

商務印書館自1897年始創，以“昌明教育，開啓民智”為宗旨，於建館翌年便出版了《馬氏文通》，這部學術經典既是中國學術現代化的標誌之一，也開啓了商務印書館百年學術出版的序幕。

其後，商務印書館一直與中華現代學術相伴而行，出版了大批具有鮮明原創精神並富於學術建樹的經典著作，諸多開山之著、奠基之作都是在本館首次問世。這些學術經典的出版，使本館得以**現代學術發展，激動社會思想潮流，參與民族新文化的構築，也分享中國學界的歷史榮光。

1949年以後，本館雖以迻譯世界學術名著、編纂中外辭書為側重，但原創學術著作的出版從未止步。2009年起，我館陸續出版“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全面整理中華現代學術成果，深入探尋現代中國的百年學脈。

叢書收錄上白晚清下至1980年代末中國原創學術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涵蓋文學、歷史學、哲學、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地理學、心理學、科學史等眾多學科。意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收錄各學科學派的名家名作，展現傳統文化的新變，追溯現代文化的根基。叢書立足於精選、精編、精校，冀望無論多少年，皆能傲立於書架，更與“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共相輝映，昭示中華學術與世界學術于思想性和DU創性上皆可等量齊觀，為中國乃至東方學術在世界範圍內贏得應有的地位。

2017年2月I1日，商務印書館迎來了120歲的生日。為紀念本館與中華現代學術風雨同行的這段歷程，我們整體推出“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120年紀念版（200種），既有益於文化積累，也便於研讀查考，同時向長期支持叢書出版的諸位學界通人致以感激和敬意。

“新故相推，日生不滯。”兩個甲子後的今天，商務印書館義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節點上，傳承前輩的出版精神，迎接時代的新使命，且行且思，我們責無旁貸。

我們今日要編中國古代哲學史，有兩層難處。一是材料問題：周秦的書，真的同偽的混在一處。就是真的，其中錯簡錯字又是很多。若沒有做過清朝人叫做“漢學”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錯誤。第二是形式問題：中國古代學術從沒有編成系統的紀載。《莊子》的《天下》篇，《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諸子略》，均是平行的紀述。我們要編成系統，古人的著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所以非研究過西洋哲學史的人，不能構成適當的形式。

現在治過“漢學”的人雖還不少，但總是沒有治過西洋哲學史的。留學西洋的學生，治哲學的，本沒有幾人。這幾人中，能兼治“漢學”的，更少了。適之先生生於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雖自幼進新式的學校，還能自修“漢學”，至今不輟；又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兼治文學哲學，於西洋哲學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編中國古代哲學史的難處，一到先生手裏，就比較的容易多了。

先生到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哲學史，才滿一年。此一年的短時期中，成了這一編《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可算是心靈手敏了。我曾細細讀了一遍，看出其中幾處的特長：

一是證明的方法。我們對於一個哲學家，若是不能考實他生存的時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來源；若不能辨別他遺著的真偽，便不能揭出他實在的主義；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辯證的方法，便不能發見他有無矛盾的議論。適之先生這《大綱》中此三部分的研究，差不多佔了全書三分之一，不但可以表示個人的苦心，並且為後來的學者開無數法門。

二是扼要的手段。中國民族的哲學思想遠在老子、孔子之前，是無可疑的。但要從此等一半神話、一半政史的記載中，抽出純粹的哲學思想，編成系統，不是窮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適之先生認定所講的是中國古代哲學家的思想發達史，不是中國民族的哲學思想發達史，所以截斷眾流，從老子、孔子講起。這是何等手段！

三是平等的眼光。古代評判哲學的，不是墨非儒，就是儒非墨。且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漢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諸子；近人替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這都是鬧意氣罷了！適之先生此編，對於老子以後的諸子，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短處，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是很平等的。

四是系統的研究。古人記學術的，都用平行法，我已説過了。適之先生此編，不但孔墨兩家有師承可考的，一一顯出變遷的痕跡。便是從老子到韓非，古人劃分做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家的，一經排比時代，比較論旨，都有遞次演進的脈絡可以表示。此真是古人所見不到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