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湖南省委舊址

抗日戰爭中期(公元1940年秋至公元1942年冬)，中共湖南省委將省委領導機關由邵陽轉移到雙峯縣境內。當時，省委領導人高文華、袁學之、文士禎等三人分別在永豐、洪山殿（屬永豐鎮東華責任區）、街埠頭（屬梓門橋鎮鈴山責任區）附近隱居開展革命工作，領導全省的抗日鬥爭。並於1942年3月在文士禎同志隱居處——街埠頭睦鄰堂（現屬永和村）召開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工作會議。

1937年冬，高文華由中央派往湖南接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1938年，長沙遭大火，省委機關由長沙遷至邵陽。1938年秋，高文華作為湖南代表赴延安參加了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回到邵陽後，於1939年2月召開全省黨的代表會，傳達六中全會精神。中央南方局派博古參加了會議，大會正式選舉成立了中共湖南省委。高文華、徐特立、任卓民、聶洪鈞、郭光洲、蔡書彬、王濤、帥孟奇、袁德勝等9人為省委委員，高文華任省委書記。

中共湖南省委舊址(5張)

省委建立後，根據抗戰的需要，全省先後建立了兩衡、湘寧、常益、寶慶四個中心縣委。湘寧中心縣委書記是省委領導成員袁德勝(又名袁學之)兼任。

正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之際，國民黨頑固派竭力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反動方針。1939年6月12日，國民黨第27集團軍按照蔣介石的秘密命令，派兵包圍平江嘉義新四軍通訊處，大肆屠殺共產黨人，製造了“平江慘案”。我黨為了積蓄力量，繼續領導人民堅持鬥爭，爭取抗日勝利。1939年10月，省委根據中央“精幹隱蔽，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指示精神，作出了“力求隱蔽力量，嚴密黨的組織”的決定。全省各級黨的組織及其成員都轉入農村，尋找地方隱蔽，尋求職業，隱蔽在各行各業中繼續堅持鬥爭。省委機關也從長沙向衡陽、湘潭、湘鄉等地轉移，但都沒有站穩腳，最後來到雙峯。來到雙峯後，在永豐、街埠頭找到了隱蔽地方，省委機關就搬到了這裏。為貫徹中央“精幹隱蔽”的指示，大多數省委成員都先後撤離，去了延安和外地。留下來的高文華、袁學之和後來中央派來的文仕楨組成了省委三人領導小組。

高文華、袁學之於1940年10月將中共湖南省委機關遷至雙峯，是看中雙峯獨特的地理人文優勢：第一，永豐鎮距湘鄉縣城有49公里，離國民黨縣黨部較遠。永豐鎮地方勢力很強，這裏又有一個叫“璇保長”(程璇圭)的大地主，是條“地頭蛇”。國民黨縣黨部與這裏的地方勢力有矛盾，這對開展黨的地下工作是很有利的。第二，永豐這個地方交通方便，潭寶公路經過永豐，上至邵陽，下至湘潭，當時寶衡公路正在修建，即將通車，從湘潭、邵陽兩市可直至衡陽。第三，當時由於黨公開領導抗日，各級黨的機關和大部分黨員領導幹部身份已暴露。永豐由於地處湘鄉、邵陽兩大縣的交界處，國民黨麻木，誰也沒有注意這個地盤，再加上省委早已在永豐設立了聯絡點，負責聯絡工作的是孔福生同志，他的身份和聯絡點始終沒有暴露。第四，永豐是當時湘鄉縣商業比較發達的集鎮，在這裏便於地下黨的成員找到職業隱蔽身份；永豐又靠近山區，日本鬼子到來，可以上山打游擊，建立抗日革命根據地。

省委在雙峯那段時間條件非常艱苦，因為極端秘密，能找到的物資支援非常有限。當時省委制訂了秘密工作條例，以嚴密的地下工作組織，嚴肅的地下工作紀律，規定地下工作者要社會化、職業化，要以個人身份去創造機關，個人的身份要公開合法，到保上去登記，不準黨員個人找組織，只准單線聯繫。黨員都有化名和代號，高文華化名賈先生，文仕楨化名熊鬍子，袁學之化名袁發張。省委還在永豐天主教堂潛伏了一個同志，真名叫張忠濂，以挑水為職業。

地下黨的組織紀律非常嚴格。當時省委的代號是“吳思三”，是省委制定的“五不、四要、三努力”準則的諧音。省委領導找下面的組織和黨員就説是吳思三先生打發來的。如果黨員違反了紀律，就説你知道吳思三先生嗎? “五、四、三”指的不應該説的不説，不應問的不問，不要在會外討論組織，不要發生橫的關係，不要經常聚集在一起；要開會，要繳黨費，要聽黨指揮，要團結羣眾；努力學習理論，努力學習經驗，努力在羣眾中學習。

省委機關轉移到雙峯後，省委負責人高文華、袁德勝(袁學之)、文仕楨分別在永豐鎮郊區、洪山殿、街埠頭各自找到了隱蔽點。 高文華於1942年冬來永豐，住在永豐顏家侖上週老六家，以做辣椒生意為掩護，當時他一家五口人住在一起，他夫妻倆，還有個革命烈士的媽媽，姓沈，帶了一個女兒和一個孫女。沈媽媽假稱為高文華的母親，高文華因夫人叫賈玉連，故化名賈先生。

袁學之是1940年10月來永豐的，職業是米販子，從湘潭用船運米到永豐，再賣到米店裏。他們夫妻倆從湘潭搭船到永豐，同船有個在湘潭學木屐匠的，名叫謝培俊，住在永豐附近洪山殿，因此人是忠厚老實手藝人，袁學之便跟他到洪山殿居住。不久又由謝培俊幫他在李子堂租兩間房子，房主叫謝餘慶。這時隱蔽在永豐老汽車站的地下黨聯絡員孔福生以袁老的“表兄”關係，也搬到了李子堂居住。孔年紀較大，操湘潭口音，羣眾稱“湘潭老倌”。1940年農曆11月29日，袁學之的愛人陳宇眉在李子堂生了一個小孩，因這年是庚辰年，住地在永豐，故小孩取名“永庚”(後改名永堅)。幾個月後，袁學之又搬到附近的上蓮塘灣。

文仕楨比高文華、袁學之先來雙峯。他以做桐油生意為名，住在街埠頭睦鄰堂(今屬梓門橋鎮永和村)。當時與他同居的有朱春芝、王淑南等人。朱春芝是益陽人，是延安派來的發報員，與文仕楨扮作假夫妻；王淑南是毛澤民的愛人，扮作文仕楨的嫂子。當時白色恐怖，即使三個領導人也不能隨便聯絡。特別是找高文華書記，之前高文華給他們一人一個密函，只有在特別緊急的情況下才能打開密函，按密函指示到指定地點找他。三人不能常聚，一般的信息是通過天青街郵局有一個無法投遞的難民信箱進行暗號聯繫。開會是在洪山殿廟裏和袁學之住處蓮塘灣。會前要進行暗號聯繫，五里牌馬路邊有一個廁所，廁所上劃了一個“○”，就表示沒問題，如有問題就打上一個“?”。省委成員在袁學之住地共開過三次會議，最後一次是1941年7月袁學之經重慶赴延安的前夕開的，主要是研究討論向周恩來彙報的內容。

1941年12月9日，周恩來告訴周裏，湖南省委書記高文華準備調走，委員文仕楨也要撤退。原省委成員走後，就成立新的省工作委員會，由周裏接任書記。1942年3月，周裏參加了省委在街埠頭召開的工作會議。高文華、周裏都傳達了周恩來的有關指示，還學習了毛澤東的《改造我們的學習》等文章內容。

1942年冬，高文華和愛人賈玉連撤退到延安去了，隨即成立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三人領導小組，周裏任書記，張春林任組織委員，劉鼎任宣傳委員。省工委的主要工作是整頓、發展黨組織，做抗日救亡宣傳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當時地下黨處於極端困難時期，為了建立聯絡站，劉資生把心愛的書籍與夫人陪嫁的嫁妝賣了，以做生意為名全家搬到梓門橋街上，劉資生當老闆，建立聯絡點。張春林、劉鼎只來往不常駐，生活非常清苦，全靠大村地下黨員送糧、送油鹽，勉強維持最低生活。省工委成員仍以職業作掩護，分別隱居薛家渡、大村東灣裏、四安埠等地。張春林賣剪刀剃刀，耍蛇賣藝，劉鼎織布、挑煤炭，不只是為了掩蓋身份，同時也為了掙錢養活自己。

1944年5月，周裏回南方局彙報工作。10月，南方局負責人董必武請示黨中央後，派周裏和張春林回湖南與南下部隊取得聯繫,開展敵後人民武裝鬥爭。經過半個月的艱苦跋涉，才終於安全到達雙峯薛家渡地下黨的聯絡點，和當地黨的負責人取得了聯繫。隨後，周裏在薛家渡縣工委書記劉資生家召開了省工委會議，劉資生也參加了。隨後省工委巡迴於潭、湘、寧、衡、邵等地區，指導湖南的地下鬥爭。

1944年7月3日，永豐淪陷。1945年1月，中共湖南省工委負責人周裏等才離開雙峯轉往韶山，省工委機關也撤離雙峯。1940年10月至1944年7月，地下黨---中共湖南省委駐雙峯境內期間，面對當時日軍大舉侵湘與國民黨反共愈演愈烈的情況，根據黨中央的指示，採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領導全省堅持團結抗戰，鞏固黨的組織；精簡機構，貫徹執行隱蔽精幹的方針；深入農村發動羣眾，積極準備抗日；組織抗日遊擊武裝開展對日鬥爭；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等……，在全省人民的大力支持下，都取得重大勝利。

可惜，睦鄰堂現在只有幾堵殘垣斷壁了，主體部分被拆除建起了樓房。據胡書記介紹，當年文仕楨做桐油生意的油桶還保存在一個農户家裏。也因為那個農户外出了沒看到。

睦鄰堂，曾經為地下黨中共湖南省委駐雙峯之地，在領導全省人民開展抗日救亡等各項革命活動中有着輝煌的一頁，建議有關部門收集當年省委成員使用過的文物，並做好恢復睦鄰堂原狀列入保護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