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建東

不知道他是不是世界上最後一個理想主義者，但理想和浪漫確實貫穿了他的一切。或許是緣於這份浪漫，就連筆名，他也起做蔚藍色，他説：“不是血腥味緋紅的搏鬥，也不是缺乏明朗的灰色的晦澀，而是理想主義的旗幟在飄揚，是吊燈下的圓舞曲在演奏，是終極極端年代的精神在展示……”

他，就是以“一塊二”官司知名的丘建東。 14年來，他精心策劃了20多起公益訴訟，小額服務打假、壟斷打假、公益打假，每個官司都不是為了錢，只是要個説法，因此他當之無愧，被譽為“中國公益訴訟第一人”。

2009年12月26日，在紀念中國消費者協會成立25週年論壇上，記者見到了丘建東。他個頭不高，體形偏瘦，穿着一絲不苟的中山裝，代表證規整地掛在脖子上，顯得嚴謹而又認真。

人們對他的瞭解，更多的是“全國城市保護消費者權益十佳志願者”、“中國首屆維護消費者權益十佳”、“中國3·15獎章”獲得者……然而10年前，他還是福建省龍巖市新羅區技術監督局的副局長。

1999年，他毅然辭去副局長職務，轉而以職業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身份，從事消費者維權和法律服務工作。很多人不理解，可是他説：“我這一輩子都在思考如何變得不平凡。脱去官服，穿上平民裝，雖然辛苦，但可以更加自由。”

“一塊二”官司是丘建東打的第一起公益訴訟，他的索賠金額只有一塊兩毛錢。

1996年1月4日，元旦剛過，丘建東帶着起訴狀走進龍巖市人民法院。他要狀告龍巖市街頭一家公用電話亭和龍巖市電信局，原因是公話亭未執行夜間、節假日長途電話半價的規定。但是他的訴狀一經遞出便遭到阻撓，郵電局長斡旋，法院的負責人也找他談話。因此，“一訴”郵電局以丘建東撤訴無奈收場。

然而7天之後，倔強的丘建東再次叩響法院大門，這次起訴的原因是公話亭依舊未整改。法院立案了，春節前夕合議庭開庭審理此案，《經濟日報》、福建電視台等多家媒體都前來現場採訪，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又一次選擇了撤訴。談到撤訴的原因，丘建東對記者透露了當年的感受：“社會壓力太大了！案件一撤，大廳裏的人羣頃刻間如潮水般退去。我心裏不禁一陣痛楚，一篇宏大的文章開了頭卻沒有了結尾。”

1996年底，丘建東在漫天飛舞的雪花中又來到北京，開始四處查看首都公話亭的收費情況。功夫不負有心人，1997年1月4日，他來到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將西城區前門甲西大街一號公話亭和東城區東交民巷27號最高人民檢察院招待所公話亭告上法庭，“三訴”郵電局。

丘建東隨着“一塊二”官司一夜成名。他形容自己當時的感受説：“原來這個是世界第一的！”

今天，“一塊二”官司已被寫入我國高中《思想政治》課本。作為教材，它已不再是一起簡單的法律訴訟，而是更深層次價值觀的有益探索。“一塊二”官司究竟值不值得打？

有時候，探究某件事物的價值，物化的結論往往並不足以成為定論。這起官司的價值並不在於最後的索賠金額，而在於它的精神，丘建東精神——作為法律工作者，能夠推動社會法律思想體系的完善、促進公民法律意識的進步，就是他最大的快樂。

“我的每個案子都是精心策劃的”

從1996年到現在，丘建東一共打了20多起公益訴訟。他説：“一些普通的訴訟就像雞啄米。比起低頭啄米的雞，我喜歡做的是仰望星空的思想者，雖然痛苦，但是也很快樂！我的每個案子都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每次我都會確定新的目標，選擇新的角度，創造新的案例。我想做公益訴訟的領跑者，所以力求每次都不會重複。”

除了打公益官司，丘建東一年還要參加不少大大小小的價格聽證會。小到龍巖市公交車月票提價，大到國家鐵路春運提價聽證會、福建電力價格聽證會，他都以消費者代表身份去參加。每一次，他都很認真地準備發言稿並積極發言。

2004年12月24日，福建省龍巖市物價局主持召開“中心城市公交月票提價聽證會”。丘建東作為聽證會代表，大膽地對評審報告發出質疑，指出聽證會存在程序錯誤。一場提價聽證會因為反對聲音的存在而不成功，龍巖公交提價申請未獲得通過。聽證就漲價的“怪圈”也因為丘建東的出現，第一次被打破。

為了維持生活，解決經濟來源，丘建東開辦了法律事務所，代理其他收費案件，但他每年還是至少要打一兩起公益訴訟官司。有人指責他喜歡作秀出風頭，打公益訴訟案件是為了炒作，是為了出名。但丘建東説：“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存在不同意見是很正常的。但是我認為自己做公益訴訟和接受媒體採訪，是思想上的張揚而不是作秀。通過媒體把我打公益官司的事情廣而告之，這樣才會使得我做的事情具有轟動效應，這樣才能引起更高層次人士的關注，對它進行研究和思考，從而推動更大的制度進步。”

福建至信律師事務所陳亮輝律師，是丘建東曾經並肩作戰的“夥伴”。他説，丘建東對待每一樁訴訟都很熱情，而且經常打電話向他討教案件涉及的有關法律問題，他認為，丘建東的性格對他從事法律行當也有一定影響。“他有點迂腐，不夠靈活，更多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裏，不喜歡跟人交際，大部分時間都去寫那些憂國憂民、又根本發表不了的文章去了。”

採訪中，丘建東摘下手錶放在桌上。記者注意到，這是一塊十分特別的手錶，梅花牌，黑色錶盤，鑲有金色邊框。

他顯得很得意：“你看我這個表漂亮吧！知道我為什麼選擇黑色嗎？”

記者猜測：“因為黑色象徵沉着與冷靜？”

他補充道：“還因為黑色代表着高貴與典雅。”

不難發現，對於工作，他是沉着、冷靜的；而對於地位，他渴望高貴、典雅，在丘建東的眼裏，公益訴訟本應被稱讚，得到更多的肯定。

這份肯定不光要被動的等待，有時還需要努力爭取。2006年全中國第一例政府獎勵公益訴訟案，是丘建東最引以為豪的案例，這一次他向政府爭回了肯定！

2006年4月，丘建東在上杭縣經過一場公益訴訟，促使當地特快專遞由20元降為10元。事情似乎就到此結束了，但丘建東想“法律不是規定可以找上杭縣人民政府領獎嗎？因為30萬上杭縣人民將受惠於新的郵資政策，受益人所在地的‘父母官’可以為人民買一次單吧？”

於是，他寫了份申請獎勵書給上杭縣信訪局轉縣政府收，要求獎勵自己475元人民幣。不料信訪局出函駁回了丘建東申請：降價屬實，但並不是你的訴訟結果，巧合而已。 就在丘建東準備依照《信訪條例》向市一級提出信訪複查時，福建電視台到訪並播出紀錄片，事情突然有了轉機。上杭縣人民政府派人送來800元人民幣，表示這就是獎勵金。

“800元進賬了，要錢的目的是什麼？錢並不敢多要，主要是為了獲得政府對公益維權事業的承認。”回想起當時的情景，丘建東激動地説：“這是全國首例政府獎勵公益訴訟！”

走過14年的公益訴訟旅程，丘建東稱“我們不學義和團，我的榜樣是康梁。”他説：“公益訴訟需要妥協而不是對抗，需要改良而不是革命。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做康梁。”

雖然在眾人眼裏，丘建東是一個愛找麻煩、經常挑刺的人，但是他卻説：“我不是愛打官司的人。”

對於做公益訴訟，他認為，政府對民眾要妥協，民眾對政府也要妥協。“不要對抗，大家都要做出讓步，這是一種精神，妥協才能走向成功，對抗只會造成雙方的破裂。”他提倡妥協的精神，提倡向黑人馬丁·路德金學習。採取上訴的方式，只是一種途徑，而他的最終目的是和平解決問題。

採訪結束時，丘建東送給記者一本《丘建東公益訴訟十年案例選編》，在書中，記者看到這樣一句話：如果説，起訴是一種勇氣，敢為開天下之先，躍馬橫刀站出來向亂收費現象挑戰，那麼，果斷撤訴則是一種更大的勇氣，一種具有老子哲學風格的勇氣，大有若無，大實為虛，此時無聲勝有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