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

《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思想與戰略的歷史)》當今世界，從信息工業的躍進到媒介產業的發展，都足以證明傳播對現代社會的滲透是一種工業化的生產方式：不斷地產生信息，不斷地進行信息循環，再不斷地生成新的信息。從有線電波到通信衞星，從通訊社到數據庫，傳播網絡和傳播流量的國際化和增量速度不停地改變着世界。 信息傳播的“國際化”或“全球化”是如何形成的？信息傳播在世界現當代歷史的演進中起到了什麼作用？這就是西方著名學者阿芒·馬特拉在《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中試圖解釋的問題。

作為法國著名左翼學者，阿芒·馬特拉從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走出歐洲，觀察國際風雲變幻後面的傳播脈絡。30多年來著作累累，論題涉及到文化、政治、大眾媒介和傳播歷史及理論。馬特拉在《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一書中提出了三個觀點。

首先是戰爭對傳播具有推動作用。戰爭對信息傳播的功能性需求，先是縮短時空距離的需要（比如，手機的前身是摩托羅拉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明的步話機；五角大樓作戰指揮系統的計算機網絡誕生了後來的因特網），同時戰爭期間對鼓舞士氣的要求也促進了宣傳鼓動的發展，甚至衍生出心理戰這個專門學科。

其次是發展主義的神話使金融資本走向經濟全球化，從而模糊了民族－國家的邊界，最終是跨國的信息傳播新網絡按照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的生產和分配重新分割世界。

第三，信息文化尤其是視聽文化的全球流動引發了文化身份和文化認同的危機。在商品的標籤下，跨國傳媒集團用工業化方式推廣的文化，成了普遍的文化消費資料，而“消費者權利”成了文化傳播的動力。

馬特拉着力觀察和批判了傳播強國的跨國媒體集團為了主宰其他民族的、地方的或羣體的文化，而在強制性傳播中掀起的一場全球化運動。他認為，文化同化的恐懼和文化認同的希望自從傳播工業化以後就成為了國際關係的要素，但文化同時要受社會、經濟等因素的影響，因此，文化問題實際上也是一個經濟問題、政治問題。跨國媒體集團所標榜的所謂“現代化的取捨”，雖然看似重視了信息接受者的權利，但卻忽視了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真正的信息傳播應該是接受者和傳播者之間的互動的對話過程。而在信息交流的不平等背後，馬特拉預言了人類將面臨着重重危機。 ^[1] 

馬特拉的詞與物（代譯序）

前言傳播的三個支撐點

第一部 戰爭

第一章 技術網絡的崛起

第二章 民眾的時代

第三章 大社會的無形管理

第四章 意識形態的震盪

第五章 計謀學派

第二部 進步

第六章 從進步到傳播：概念的變形

第七章 “期望增長的革命”

第八章 流量的國際調節：反覆相互滲透的剖析

第三部 文化

第十章 經濟地理的強制：全球文化的尋覓

第十一章 調解與混雜：文化的報復

第十二章 結論：謎

附錄1 大事年表

附錄2 國示化和傳播

索引

阿芒·馬特拉（ArmandMATTELART），1936年出生，巴黎第八大學信息傳播學教授，長期以來從事媒介、文化和傳播的研究，其研究論題涉及到文化、政治、大眾媒介和傳播歷史及理論。從1962到1973年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天主教大學任傳播社會學教授和聯合國社會發展專家。在智利人民陣線執政時期（1971-1973年）作為阿連德總統的國際事務顧問和智利政府一起工作，後被皮諾切特軍政府驅逐出境。在1974-1975年和法國著名記錄電影導演克里斯蒂昂·馬克一起編導了一部反映智利社會政治、經濟變化的影片《螺旋》。1975年至1982年期間在巴黎第七大學任教，1983年至1997年在法國雷恩大學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