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聽風吟

1970年夏天，大學生“我”回到海邊的故鄉度假。和友人“鼠”在“Jay'sBar”裏“彷彿中邪一般一杯接一杯地喝酒，那個夏天喝的酒能裝滿25米的泳池”。在這無聊夏日中的一天，“我”遇到了一個沒有小指的女孩，並逐漸和她親密起來，最後還是無疾而終，夏天就這麼懶洋洋地過去了。 ^[3] 

《且聽風吟》作品目錄分成15節。 ^[4] 

20世紀60年代與70年代的日本“反安保”運動和1968年的“全共鬥”學生運動顯然都是無可規避的存在，兩次史無前例的羣眾性政治運動，使得1960年代的日本社會風雲激盪。從舊金山和約至安保鬥爭為止，貫穿社會能量之中巨大的思想源泉是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的結合。運動從東京大學開始，迅速波及日本全國各大學的校園，演變成反對大學與國家強權結為一體的社會問題。 ^[2] 

小時候“我”是個沉默寡言的少年。“我”14歲那年，通過精神科醫生的“語言”治療，“終於成了既不口訥也不饒舌的普通平常的少年”。“我”在21歲的夏天從東京回到家鄉，和朋友“鼠”度過了一個百無聊賴的假期。期間邂逅了“左手沒有小指的少女”，繼而發生了一段若有若無的情感。

“我”有健忘的毛病，他記不起和初戀女孩分手的理由，也幾乎忘記了給他點歌的女孩子的名字。“我”苦悶了八年之久後決定一吐為快，29歲的“我”開始創作小説。“我”從哈特菲爾德那裏學習文章的方法。29歲的“我”卻置身於喧囂的東京。

“鼠”30歲，作家，出生於富庶之家。“鼠”不喜歡自己的家庭，厭惡父親不擇手段賺錢的生存方式，厭惡有錢人。“鼠”在孤獨中愛上一個女子，卻無論如何無法走進她的世界，“鼠”的孤獨令人絕望。“鼠”是青春時代迷失“自我”的典型人物。 ^[5] 

“傑”出生於1928年，他是傑氏酒吧的店長，旅日中國人，日語説得地道又調皮。“傑”的名字是駐日美國軍人起的。“‘傑’這個人沉靜得出奇，絕口不談自己的事。”飽經風霜的“傑”傳達的是愛與和平，相對於從17歲到20歲左右的“我”和“鼠”，他就是“我”和“鼠”的“精神父親”。

《且聽風吟》主題思想：一代日本青年內心的孤苦與彷徨。

對於日本來説，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是一個風起雲湧的時代。戰後日本開始進入高速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超速發展的經濟將日本變成一台巨大的金融機器，導致日本傳統精神價值體系崩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日漸冷漠，孤獨成為每個日本青年、尤其是都市羣體無法逃避的生活狀態。 ^[6] 

日本“全共鬥”學生運動是冷戰格局中發生的一場反對冷戰霸權體系的運動。如火如荼的學潮把日本帶入了一個政治的季節，《且聽風吟》所描寫的1970年夏天，正是“全共鬥”運動走向解體的時候。反美的社會思潮，為日美關係所帶來的經濟高速增長及巨大國家利益逐漸平息。被時代所傷害的一代日本青年，當稚嫩的激情驟然冷卻之後，只剩下了背向體制的失落和生存的茫然。 ^[2] 

《且聽風吟》以二戰後日本社會為背景，揭露了當時扭曲社會環境背景下艱苦度日的日本青年一代羣體，他們有着空虛寂寞的內心，但卻不能改變現狀。

“在這個夏天，‘我’與‘鼠’瘋狂地喝光了能夠灌滿二十五米長游泳池的啤酒，我們扔掉的花生皮可以鋪滿整個酒吧的地板，否則我們是不會撐過這個無聊的夏天的。” ^[7] 

“鼠”等日本青年深受美國文化的影響：搖滾、爵士、無政府主義、酒吧、點唱機和性交成為生活的全部，他們生活頹廢、無聊，可用一個詞概括為“垮掉的一代”。

戰後的日本青年有屬於自己的無奈，無奈之中放空自己、迴歸故鄉不失為一種靈魂的拯救， 以求釋放長久以來靈魂與行為分離的焦慮感。“落葉歸根”並不只是一種身體的行為，從其本質意義上來説，更多地體現為精神的迴歸。當早已遠去的往昔歲月再次被喚醒時，對於仍在現實生活中苦苦掙扎、疲憊不堪的日本青年就有了“治癒”作用。故鄉帶來了久違的温情和詩意的情懷，充實了破碎的青春之夢，在頹廢的精神世界點亮了點點希望之燈。 ^[6] 

《且聽風吟》文本的敍述主體“我”講述了自己21歲和29歲兩個時間段裏的生活狀態。兩者在歷時性上一先一後，呈現一定的距離感；同時在小説的敍述結構中又渾然一體，後者以一種回望的視角將前者包含其中。正是由於小説的開始和結尾回望姿態的設定，使得前一個敍述時間段的陳述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一種回憶性的描述，時光的流逝成為作者在現時體驗中反覆回味的對象。

《且聽風吟》在結構上幾條線並進是其顯著的特點之一，這一方面反映了村上春樹架構小説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小説追尋回憶的旅途更加多元化。

小説主要講述21歲的主人公“我”的故事，但在敍述的過程中“我”也不斷地回憶。在小説的結尾處又回覆到開始，出現了一個更大的回望的視角。該小説的回憶結構彼此包含、交錯，回望的視角也在不斷地變換，使小説的縱深度在一次次回憶之門被打開的同時得到了加深，敍事也變得更為複雜。小説中回憶的座標是多元的。

故事將21歲的“我”視為中心的回憶座標，以此為參照，向前可延伸到更遠的時間，向後則可跨越到真正的敍事者29歲的“我”的存在。29歲的“我”意味着小説的總體回憶有了一個最終的參照尺度，而事實上正是這個一直潛在的主體關照着21歲的“我”，從而使小説主幹部分的故事成為了一種對過往歲月的呼喚。

“我”和“鼠”關於小説的一段談話：“幹嗎老看書？鼠問。我把最後剩下的竹莢魚連同啤酒一起一口送進肚裏，收拾一下碟盤，拿起旁邊剛讀個開頭的情感教育。“因為福樓拜早已經死掉了。”“活着的作家的書就不看？”“活着的作家一錢不值。對於死去的人，我覺得一般都可原諒。”雖然這僅僅是在選擇小説方面的執拗，但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我”對於過去的、非現時的事和物的態度。正因為有現在的、已經成長的“我”，那些過往歲月中，即使是幼稚的，甚至充斥着謊言的“我”都能夠被原諒了。“我”顯然不是一個浸淫在過去的人，舊日的傷痕雖然歷歷在目，但回望的意義説到底在於接受殘缺的事實，埋葬它，然後掙扎着繼續生活下去。此時回望是確證喪失的過程，又是丟棄、遺忘的過程。

小説的最後，主人公“我”到達了哈特費爾德的墓前，在五月温存的陽光下，“我”覺得生和死都同樣閒適和平和。“我”仰面躺下，聆聽雲雀吟唱，聽了幾個小時。生和死對應着現在和過去，這兩個維度在風的低吟中終於交融在一起，內在的和諧感受為小説的全部回憶做了最好的註腳。 ^[8] 

電話鈴聲在小説結構上的妙用：“電話鈴響了”這句話均勻地分佈在第12、18、22、33章的初始句子裏，自成一段，並且電話鈴響起後的“我”無一例外都處在21歲的18天中，而電話前對應的則大多是這18天裏牽動的回憶的線。電話鈴聲是起提示作用的，同時也具備打破現時寧靜，無條件侵入現時的功能，因此電話鈴聲在《且聽風吟》中不僅賦予了小説以情節結構，而且有效地充當了時光機器的功能，在作家自在地展開回憶的同時，自覺地、有節制地將讀者拉回到小説敍述的主線，即18天的時間當中來。

鈴聲的設置使得小説靈動起來。小説中廣播節目的出現除了在最後擔當起傳達作者心聲的作用外，還進一步加強了小説在聽覺上的迴響。尤其是引入沙灘男孩樂隊的名曲加利福尼亞的女孩，歌曲將多元的回憶座標巧妙地貫穿在一起，讓小説更具可聽性。從內容上講加利福尼亞的女孩是一首讚美少女婀娜多姿的歌曲，與小説中涉及幾位女友的敍述相契合，使回憶的斷片不顯得凌亂，而是整合起來突出時光流逝的主題。從情節構成上看，歌曲不僅成為“我”追尋年少時的“她”的開始，也促成了“我”和左手“沒有小指的女孩”的再一次邂逅，同時一直貫穿到29歲的“我”。在第39章，村上春樹寫道：“那張唱片依然呆在‘我’唱片架的盡頭。每當夏天來臨，‘我’都抽出傾聽幾次，爾後一面想加利福尼亞，一面喝啤酒。”

加利福尼亞的女孩是一個典型的記憶之物，引發了主人公綿綿不絕的思緒，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打開回憶的一把鑰匙，帶領“我”步入冥想的回溯體驗，同時也讓小説始終縈繞着歌曲的韻律，充滿了聽覺上的美感。

作者對文學獨特的審美追求使《且聽風吟》成為具有聽覺效果的小説，雖然這樣的手法在今天不足為奇，但在小説發表的年代裏無疑是一種新鮮的嘗試，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8] 

文本中的主要人物都有健忘的毛病：“‘我’記不起和初戀女孩分手的理由，也幾乎忘記了給‘我’點歌的女孩子的名字；‘鼠’想不起來自己綽號的原由；她甚至連剛分手的男友的臉都忘得一乾二淨，讓人不禁對時間帶走一切的無情力量感到恐懼。”

敍述者“我”卻不停地努力着，希望捕捉到那些被時間剝蝕得亦已斑駁的回憶。他用香煙和啤酒把即將在時間的積水潭中昏昏欲睡的意識踢打起來，繼續記錄着青春的歲月，險些被時間的長河淹沒掉的回憶構成了小説的主體。

《且聽風吟》是一部關於時光流逝的小説，但如若僅從時間的無情來體味作品的話，那未免浮於表層。對於主人公“我”來説，回憶首先是為了完成哀悼的工作的企圖，他説：“15年裏‘我’捨棄了一切，身上幾乎一無所有。至於這樣做是否正確，‘我’無從斷定，心情變得痛快這點倒是確確實實。因此，回望的過程又是遺忘的過程。”

時間意識是現代小説家比較自覺的一種意識。《且聽風吟》中的時間不僅是單純的故事時間，更是一個有意味的敍述主題，其鮮明的、對於時光流逝的獨特闡釋在發表初期就備受矚目。《且聽風吟》作為村上春樹的處女作，顯示出他在小説創作伊始已是一個自覺的主體，某種程度上也預示了一個優秀作家的誕生。 ^[8] 

村上春樹用回憶式的手法創作了《且聽風吟》，在小説中，村上春樹講述的不僅是主人公的故事，同時也是對自己青春歲月的回味。文本中，回憶了往昔的夏日、傑氏酒吧中的那個斷指女孩、“我”與“鼠”在爵士酒吧的買醉光陰。

身心疲憊的都市人放鬆了神經，遠離了城市的喧囂，在一片安靜祥和中感受着心靈的釋放——這是一種靈魂的救贖，存在於村上春樹作品的始終。主人公並未因為孤獨而絕望，而是去追尋那孤獨中的一絲希望，希望的亮光帶領主人公，帶領讀者走出情感的困境，讓心靈復活。

村上春樹的作品中隱藏了許多心靈救贖的方法等待讀者去挖掘、品味。

20世紀80年代的年輕人開始對大城市的生活有了鮮明的感觸，整天生活在忙碌之中的人們，為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不斷奔波忙碌，疲於奔命，時時刻刻生活在巨大的競爭壓力中，“自由”與“享受”似乎是天方夜譚。生活在鋼筋混凝土築成的格子中，每個人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內心的孤獨。但是即使是孤獨，卻還要與別人聯繫，不能因為孤獨而孤立，只要使勁地向下深深挖洞，總會找到與別人的交集。村上春樹的作品時時刻刻提醒着生活在大都市的青年，雖然內心苦悶和憂鬱，但是不能走向墮落，不能放棄自己，而是應該在忙碌的同時去尋找心靈的滋潤，精神的豐收。 ^[9] 

在《且聽風吟》小説中，很難看到有修飾的語句。文本語言質樸、簡潔明快，寫作態度直言不諱。作者在第四章中描寫“我”與“鼠”的初次相見，喝得爛醉發生交通事故後，從車裏掙扎着爬出來時有這樣一段對話：“喂，咱們可真算好運！”五分鐘後“鼠”開口道，“瞧嘛，渾身完好無損，能信？”“我”點點頭：“不過，車算報廢了。”“別在意。車買得回來，運氣可是千金難買。”“我”有些意外，看着“鼠”的臉：“闊佬不成？”“算是吧！”“那太好了！”“鼠”沒有應聲，不大滿足似的搖了搖頭。總之我們交了好運。是啊。“鼠”用網球鞋跟碾死煙頭，然後用手指把煙蒂朝猴山那邊彈去。“我”説，咱倆合夥如何？保準無往不勝！先幹什麼？喝啤酒去！”

作者沒有對車禍後驚心動魄的場景進行描述，也沒有心理活動的深入挖掘，語言沒有一絲拖泥帶水之感，卻讓讀者感受到了現場車已經報廢的慘景。在事故發生千鈞一髮之時，讀者瞭解到的卻是他們驚人的僥倖，居然一點都沒有受傷。

村上春樹重視小説語言的運用。他曾講道，將貼裹在語言周身的各種贅物沖洗乾淨，洗去汗斑沖掉污垢，使其一絲不掛，然後再排列好、拋出去。在語言運用上竟然是“將語言洗淨後加以組合”，經過洗練的文字語言，文本的語言則簡潔明快。作者駕馭語言的境界，早已超越了日本傳統小説的語言特點，那種特有的寒暄語、敬語在村上春樹的小説裏早已蕩然無存。

在《且聽風吟》小説中，無時無處不流露出作者那爐火純青的煉字本領。小説中所描繪的生活模式、生活態度對現實社會陷入困境中的人們是一個極大的啓示，充分地體現了作品的價值。 ^[10] 

村上春樹的小説不止於煉字煉句，很少看到他過分修飾的妙語連珠，卻出乎意料地吸引讀者，其根本原因還在於作者語言表達的形象生動、意藴豐富。

文本中寫道：“總之我們喝得爛醉，時速儀的指針指在八十公里上。我們鋭不可當地衝破公園的圍牆，壓倒盆栽杜鵑，氣勢洶洶地直朝石柱一頭撞去。而我們居然絲毫無損，實在只能説是萬幸。我震醒了過來。我踢開撞毀的車門，跳到外面一看，只見菲亞特的引擎一直飛到十米開外的猴山欄杆跟前，車頭前端凹得同石柱一般形狀，突然從睡夢中驚醒的猴們怒不可遏。”在這兩小段文字中，作者的語言生動傳神、意味深長。字裏行間猶如一幅幅形象、生動的畫面，給讀者一個無限的想象空間。即使你對當時的社會一無所知，看到這樣的描述，也會透過這內心空虛、麻木不仁、玩世不恭、沉淪墮落的年輕人的影子，進而瞭解到社會的整體狀況。

文字的背後是作者對社會的無情鞭撻、是作者深刻思想的真實流露、也是作者運用語言的高超之處。再如：“什麼有錢人，統統是王八蛋。”“鼠”雙手扶桌面，滿心不快似的對“我”吼道。粗俗的語言表述在平時看來難免會讓人心生厭惡，但是故事情節是在酒吧那樣的環境中展開的，又是從“鼠”的口中説出來，讀者會覺得十分貼切。“鼠”吼過之後表現出的那副滿足的神情，繼續津津有味地呷着啤酒的樣子，着實讓讀者釋然。

面對酒吧的場面，如果少了口語方言，作品反而會枯燥乏味。“鼠”內心深處對社會的失落與不滿，不用過多地描述與修飾，僅僅通過一句脱口而出的髒話，就表現得淋漓盡致了。村上春樹的語言魅力就這樣真實、鮮活地表現出來。再如：“你猜我為什麼厭惡有錢人？”這天夜裏“鼠”仍不收口。“我”搖搖腦袋，表示“我”不知道。“説白啦，因為有錢人什麼也不想。要是沒有手電筒和尺子，連自己的屁股都搔不成。”説白啦，是“鼠”的口頭禪。“真那樣？當然。那些傢伙關鍵的事情什麼也不想，不過裝出想的樣子罷了。你説是為什麼？”這段對話語言風格舒緩、平和。簡約的對話，在作品中隨處可見，讓讀者很清晰地領悟作者要傳達的思想主題。

“鼠”是有錢人，但他對有錢人卻如此深惡痛絕，一代年輕人扭曲、畸形的心態，恰恰是社會的產物，從而使讀者閲讀時會聯繫到戰後的日本社會狀況。再如：“聽人説，‘鼠’的父親從前好像窮得一塌糊塗，那是戰前。戰爭快開始時他好歹搞到一家化學藥物工廠，賣起了驅蟲膏。效果如何雖頗有疑問，但碰巧趕上戰線向南推進，那軟膏便賣得如同飛起來一般。戰爭一結束，他便把軟膏一股腦兒收進倉庫，這回賣起了不三不四的營養劑。待朝鮮戰場停火之時，又突如其來地換成了家用洗滌劑。據説成分卻始終如一。我看有這可能。二十五年前，在新幾內亞島的森林裏，渾身塗滿驅蟲膏的日本兵屍體堆積如山；如今每家每户的衞生間又堆有貼着同樣商標的廁所管道洗滌劑。如此這般，‘鼠’的父親成了闊佬。”作者不露聲色地對戰後日本社會醜惡現象進行揭露，挖掘了日本大眾對社會不滿的真實原因。 ^[10]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徹頭徹尾的絕望”，這是村上春樹在作品《且聽風吟》開篇第一句，進入尾聲時作者再次引用尼采的話：“白晝之光，豈知夜色之深”。類似的引用修辭手法在文中多次出現，作者藉此方法巧妙、委婉地表達自己對待事物的觀點、對生活的態度，以及自己深刻的思想情感。文中引用修辭手法的運用，為提升、深化文章的主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再如，在作品的第三、四、八和一百二十五頁分別寫道：“（叔父）死的時候被切割得體無完膚，身體的入口和出口插着塑料管，痛苦不堪。最後見面那次，他全身青黑透紅，萎縮成一團，活像一隻狡黠的猴。這十五年裏‘我’的確扔掉了很多很多東西，就像發動機出了故障的飛機為減輕重量而甩掉貨物、甩掉座椅，最後連可憐的男乘務員也甩掉一樣。十五年裏‘我’捨棄了一切，身上幾乎一無所有。實在百無聊賴的時候，‘我’便不厭其煩地盯着那幅畫，一盯就是幾個鐘頭。那儼然用來進行羅沙哈測驗的圖案，活像兩隻同我對坐的綠毛猴在相互傳遞兩個漏完了氣的網球。同宇宙的複雜性相比，我們這個世界不過如麻雀的腦髓而已。”如此一連串的比喻，讓讀者目瞪口呆。

比喻就是打比方，用淺顯、具體、生動的事物來代替抽象、難理解的事物。其目的是使人物或者畫面更加形象生動。但村上春樹所用的比喻卻一反常態，疼愛他的叔父，因患直腸癌而痛苦不堪，卻被比喻成“狡黠的猴”，字裏行間看不到一點親情，更沒有一絲的憐憫與同情。

其後的比喻句更是離奇，作者把發動機出了故障的飛機為了減輕重量，將倉內東西扔掉包括乘務員在內，來比喻“我”在十五年裏扔掉的許多東西，而變得一無所有，只剩空空如也的軀殼。牆上的畫變成了傳遞漏完氣的網球的綠毛猴，再用麻雀的腦髓來比喻“我們這個世界”。這些修辭的運用不僅體現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更是作者深刻的思想內涵、敏鋭的洞察力的再現，是作者超乎常人的領悟力背後，對宇宙、對世界發出的感嘆。沉重的生活體驗、令人絕望的現實社會，作品的字裏行間都在向世人傾訴着生與死、大與小、愛與恨，讓讀者沐浴在這樣的氛圍中，去尋找真實的答案。

再如作品第七、八頁：“店小人多，險些坐到門外去，人人都同樣大吼大叫，光景簡直同即將沉沒的客輪無異。整個夏天，‘我’和‘鼠’走火入魔般地喝光了足以灌滿二十五米長的游泳池的巨量啤酒。丟下的花生皮足以按五釐米的厚度鋪滿爵士酒吧的所有地板。否則簡直熬不過這個無聊的夏天。”誇張的修辭手法在文中多次運用，其作用在於烘托氣氛，增強聯想，給人啓示，即將沉沒的客輪、撕心裂肺的大吼大叫，與酒店以及酒店的客人，真可謂信手拈來、隨心所欲，“足以灌滿二十五米長的游泳池的巨量啤酒”被“我”和“鼠”一個夏天喝光，“而丟下的花生皮足以按五釐米的厚度鋪滿爵士酒吧的所有地板”，這看似荒誕離奇，卻將人物無聊、頹廢的生存狀態表現出來，體現了作者深刻的思想內涵，看似平和、娓娓道來的字裏行間，卻讓讀者從中體驗到一種強大的心靈震撼，引起人們感情上的共鳴和對人生哲理的思考。 ^[10] 

《且聽風吟》獲得日本第22屆羣像新人文學獎、第81屆芥川獎候選作品。 ^[11-12] 

《且聽風吟》是村上所有小説的一個縮影，無論是主人公特立獨行的性格，文本的語言風格，讓人耳目一新的修辭，還是村上春樹式的幽默都已經初見端倪。 ^[13] 

——鳳凰網

村上春樹，日本作家，生於京都，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文學系，三十歲登上文壇，曾獲谷崎潤一郎等文學獎項，作品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在世界各地深具影響，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客座教授。29歲開始寫作。作品有：《且聽風吟》、《挪威的森林》、《1Q84》等。村上春樹被稱作第一個純正的“二戰後時期作家”，並譽為日本1980年代的文學旗手。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