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祥的蛋

動物學教授佩爾西科夫在顯微鏡下意外發現了一種神奇的“生命之光”，能加速動物的生育和繁殖。在助手的協助下，教授製作了一個可以使光線得到強化的暗房，結果拿來做實驗的青蛙都變成了龐然大物。居心叵測的記者把此事給曝了光。恰好這時雞瘟病流行，蘇維埃共和國的雞全都死光了。黨內的官僚羅克成功説服克里姆林宮相信這次實驗的巨大意義，並獲准在一個合作農莊做雞實驗。由於郵寄出了差錯，他收到的不是雞蛋，而是蛇蛋和鱷魚蛋。結果孵出的不是雞，而是蛇。幾天後，接連有三個省遭到不可思議的巨大怪物羣的襲擊，那些怪物迅速佔領了大片領土，很快逼近首都。國家危在旦夕，必須迅速採取果斷措施。然而所有的辦法都無濟於事：就在這時，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幫了大忙：八月裏突降一場霜凍，將怪物全部凍死，這才終止了一場可怕的災難。 ^[2] 

《不祥的蛋》是20世紀俄羅斯作家米哈洛伊·阿·布爾加科夫繼《魔鬼紀》之後，在1925年發表的第二部中篇小説。

《不祥的蛋》作於1924年，這是前蘇聯歷史上具有重開新大轉折意義的一年。列寧去世，斯大林成為新的領導人，開始了其長達近30年的獨裁統治。斯大林放棄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全力進行工業化，急於消滅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同時他也開始為鞏固個人地位而殘酷消除其他政黨和黨內的反對派和政治對手，大搞個人崇拜和個人集權，以確保斯大林路線得以全面貫徹施行。反對者們因此稱斯大林主義為“紅色法西斯主義”。 ^[4] 

這個中篇小説在很大程度上明顯受到喬治·威爾斯的長篇小説《眾神的食物》的影響。 ^[2] 

佩爾西科夫教授是莫斯科動物研究所所長，一天晚上在做實驗時，發現了一束奇異的紅光，紅光照射下的變形蟲能夠迅速繁殖，而且比以前更為強壯。教授從國外購來最新器材，終於製造出一台儀器，獲得了這束紅光。紅光照射下的物種大量繁殖，形成災難，瘋狂的人們衝進研究所，打死了教授。 ^[5] 

布爾加科夫對當時的革命形式是持有異議的。從本質上來説，布爾加科夫是個保守主義者。好大喜功的羅克場長，不顧客觀自然規律，強行用尚未成熟的“生命之光”技術快速孵化小雞，妄圖在短期內恢復養雞業，最終釀成苦果，不僅夫妻二人雙雙喪生蛇口，還給國家帶來了一場浩劫。藉此，布爾加科夫也影射了當時蘇聯革命進程中普遍存在的盲口性和狂熱性，對幻想在赤裸裸的空地上實現共產主義的空想提出了質疑。

同時，小説還對官僚主義者進行了深刻地嘲諷，對不學無術的領導進行了揶揄。當時的蘇聯，正值國內戰爭後百廢待興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大量文化程度低下的“農民化”工人，通過工農速成中學、共產主義大學等短期而倉促的培訓，進入管理和領導階層。理論素養和實踐經驗的不足，使他們極易脱離羣眾，形成官僚主義作風，教條地運用革命理論，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造成嚴重破壞。小説第一章描寫了這樣一個場景：1925年春天，佩爾西科夫“在考場讓七十六名大學生翻了船，而且都翻在無鱗兩棲動物身上”，他質問其中的一個學生：“您應該感到害躁。您想必是馬克思主義者吧。”諷刺之意，畢露無遺。 ^[4] 

面對克隆技術以及生殖技術所產生的許多令人膽戰心驚的後果，人類逐步覺醒：現代科學技術應當也必須在正確和規範的軌道上運行，必須尊重和恪守自然（特別是生態）規律，否則，人類必將遭逢自我毀滅。

作者用故事和形象歌頌了自然的偉力，表達了對自然和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對於人類為了自己的利益毫不顧惜其他生物的自私和殘忍亦進行了客觀的暴露。作品如此描繪主人公佩爾西科夫與助手的研究細節：“在助手實驗室的玻璃桌上，一隻因驚嚇和疼痛而失去了知覺的半死的青蛙，被掰開四肢釘在軟木支架上，它的雲母般透明的內臟從血淋淋的腹腔中拉了出來，被放在顯微鏡下。”“……青蛙艱難地牽動了一下腦袋，它的漸漸失去光澤的眼睛顯然在説：‘哼！你們這兩個壞蛋……’”作者在此表達的情感傾向是很鮮明的。活體解剖動物的是與非早已是學界爭論的焦點，它帶給動物的痛苦是客觀的，人類至少不應對此無動於衷。作品的結尾，曾因涉嫌影射官僚體制的無能而為作者帶來懷疑和不滿。這個結尾恐怕更加意味深長：蘇聯有完備的國家機器，可以隨時啓動應急機制，動用強大的軍隊來對付突然事變。然而，面對人類自己招致的生物性災難——因為無知而孵化出的怪異、瘋狂繁殖的巨型兩棲類動物，儘管國家調動了特種部隊、騎兵、航空兵，採取了種種剿滅措施，卻並未奏效，局勢愈來愈嚴峻。最終，是一場從未有過的、在夏末突然降臨的寒潮敉平了這場災難。自然適度地懲罰了人類，又包容了人類的狂妄和無知。這個結局昭示人們：人類只是自然生物進化鏈條中極其微小的一個鏈環，比照自然的博大和無限，人類實在渺小，我們對自然奧秘的瞭解也實在微乎其微，人類不應該在自然面前妄自尊大，更不應褻瀆自然。雖然人類發明的現代科學技術可以輕易地毀滅整個地球，但恐怕不等地球毀滅，人類已先自行毀滅。 ^[6] 

作品並沒有否定科學和科學精神，相反，對遵從科學精神的科學家和科學本身，作者毫不掩飾地傾注了自己的尊崇和景仰，這主要表現在對主人公佩爾西科夫教授的刻畫中。教授的個性雖不免怪異，但卻不乏可愛之處；他對人彬彬有禮，並非冷酷之人；他沉浸於自己的研究中，廢寢忘食、不問世事，不求顯達；他曾激烈地反對在沒有進行實驗室實驗之前，在農場冒險進行雛雞繁殖，但在國家利益的壓力下，面對無知的領導者，又不得不屈從。最後，教授卻成為這場始料不及的災難的犧牲品，慘死在暴民的棍棒之下。作品在描繪教授遇難的一幕時，其慘烈程度不由的讓人動容和痛惜。而且，在小説的尾聲，作品又特意強調，無論如今主持動物研究所的昔日教授的助手伊凡諾夫怎樣努力，都不能再次複製出當日被稱為“生命之光”的紅光。 ^[6] 

從藝術的角度觀察，作品的故事情節曲折動人，敍述線索清晰。教授關於“生命之光”的研究和共和國發生雞瘟被巧妙地結合到一起，兩條線索時而並行，時而交織，使得故事波瀾起伏，甚是好看。人物和故事在現實和幻想間出入遊走，事情沒有真實地發生，但讀者又分明感到它發生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作品在荒誕中藴涵着嚴肅的內涵：人們（尤其是作為領導者）對科學研究的嚴肅性的貧乏認識，某些人的頭腦發熱和想當然，以及人們對科學技術力量的不適度的迷信、對自然生物的缺乏瞭解等等，會產生難以估量的嚴重危害，這些帶給讀者的是悠長的深思。

另外，輕鬆的幽默、辛辣的諷刺也是作品的一大特色。敍述語言和故事情節本身常常讓讀者忍俊不禁。比如作品開頭對教授外貌和個性的介紹，還有對教授發現“生命之光”後受到記者的圍追堵截、狼狽不堪的情形描繪，辛辣地諷刺了新聞機構的無孔不入、賣弄噱頭和報道失實的現狀。再比如對羅克的無知和異想天開的描繪，有幽默，也有諷刺。羅克竟然分辨不出雞蛋和蛇蛋，就膽敢而且被最高當局獲准用最新的科學發現——“生命之光”來搞什麼人工繁殖雞雛，結果招致了大災難。羅克被嚇瘋的結局富有意藴：他的想法和做法本來就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瘋子的所為。 ^[6] 

作品中人物的刻畫主次分明，卻又個性彰顯。佩爾西科夫無疑是作者最着力刻畫的人物，除了通過外貌、語言、動作和心理的直接描寫之外，作品還經常用襯托的手法來突出主人公的個性品質。比如通過描繪助手伊凡諾夫的勤奮、踏實和對教授的景仰，來突出教授的科學家氣質；用助手的默默無聞來顯現教授的過人智慧和科學天賦。通過負責實驗室日常警衞的潘克拉特和保姆斯捷潘諾夫娜對教授的敬畏、關懷，來表現主人公作為科學家的令人肅然起敬；另一人物羅克經歷和身份的不同凡響以及他的膽大和異想天開，則更反襯出主人公的嚴謹不苟和孜孜以求精神的可貴。而這些次要人物，除羅克外，都着墨不多，卻又個性鮮明：羅克雖經戰火洗禮卻並未磨蝕的藝術家的浪漫氣質和情懷，他的對科學研究的無知和大膽魯莽；伊凡諾夫的篤誠、勤懇而又無所作為；潘克拉特的愚直、刻板和忠誠，都給讀者留下了鮮明的印象。 ^[6] 

作品的語言流暢優美且富於變化之美，值得稱道。即使是敍述語言，也無絲毫平鋪直敍之嫌，而是搖曳多姿。譬如在講述兩棲類動物因飼料匱乏，紛紛餓死這樣的乏味事件時，也能讓讀者在擔心之餘，為作者的幽默和智慧發出會心的微笑：“……緊接着那些無鱗兩棲類動物第一科，正確的叫法是無尾目兩棲類動物相繼死去之後，研究所晝夜常駐門衞弗拉斯老頭也去了極樂世界，雖説他不屬於無鱗兩棲類動物。順便説説，他的死因和可憐的兩棲動物的死因同出一轍。佩爾西科夫一眼就看出他為什麼會死：“‘缺乏飼料！’。”更多的描述是繪聲繪色的，比如對教授竭力擺脱記者的糾纏以及災難降臨情形的介紹和渲染，使讀者如身臨其境，隨故事中人物的命運起伏而憤慨、焦慮、擔憂、恐懼。人物的語言成為其身份、性格和閲歷的最好説明。作品的語言還根據情節的變化和人物的處境、心情，自如而不動聲色地發生着風格的轉換。而就整部作品來看，則呈現出準確、幽默、語彙豐富、充滿詩意的鮮明特色。 ^[6] 

小説引起了很大的社會反響。當時主流評論界認為小説醜化了社會主義制度。不過，高爾基認為該小説很成功：“布爾加科夫的《不祥的蛋》寫得很機警和巧妙”，但對其結尾不以為然，認為作者錯過了一次絕好的機會，沒有描寫怪物進攻首都。 ^[2] 

米·布爾加科夫（1891～1940），俄羅斯作家。出生於烏克蘭基輔市一個教授家庭。自幼喜愛文學、音樂、戲劇，深受果戈理、歌德等的影響。1916年基輔大學醫療系畢業後被派往農村醫院，後轉至縣城，在維亞濟馬市迎接了十月革命。1918年回基輔開業行醫，經歷了多次政權更迭，後被鄧尼金分子裹脅到北高加索。1920年棄醫從文，開始寫作生涯。1921年輾轉來到莫斯科。1920年開始在《汽笛報》工作，發表一系列短篇、特寫、小品文，揭露並諷刺不良社會現象，以幽默和辛辣的文風著稱。1924～1928年期間發表中篇小説《不祥的蛋》（1925）、《魔障》（1925），劇本《卓伊金的住宅》（1926）、《紫紅色的島嶼》（1928）。1925年發表長篇小説《白衞軍》，描寫1918年基輔的一部分反對布爾什維克的白衞軍軍官的思想行動。1926年小説改編為劇本《土爾賓一家的命運》，上演獲得成功，但也引起爭論。1927年他的作品實際上已被禁止發表。1930年，在斯大林的親自幹預下他被莫斯科藝術劇院錄用為助理導演，業餘堅持文學創作，並重新開始寫他一生最重要的長篇小説《大師和瑪加麗塔》（1966）直到逝世。其他著作有劇本《莫里哀》（1936）、傳記體小説《莫里哀》（1962）等。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