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婚姻

英國著名女作家簡·奧斯丁 ^[1]  （一七七五——一八一七）曾把自己的藝術比作在“兩寸象牙”上“細細地描畫”，享譽世界文壇的《傲慢與偏見》（一七九六）便是如此描畫出的傑作。作者通過描寫各種不同的婚姻關係——簡與賓利、達西與伊麗莎白、柯林斯與夏洛特·盧卡斯——始終將婚姻問題置於各種社會和經濟關係之中，使整個故事貼近現實、貼近生活、富於濃烈的現實主義氣息，令我們不得不由衷地欽佩簡·奧斯丁的“兩寸象牙”的巨大容量。

簡·奧斯丁在《傲慢與偏見》中以鞭辟入裏的目光向人們展示出資產階級婚姻的實質——金錢交易、利益結合。達西與伊麗莎白的財產與門第懸殊，因而他們的婚姻是不平等的。他們之間因傲慢與偏見產生的疏遠，以及後來的和解，直至最終的結合，並不表明作者企圖以此來否定她對資產階級婚姻本質的揭示，而是恰恰相反。

達西與伊麗莎白的結合如果是這個故事的終結，那麼，它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傳統的大團圓式結局，這就不免將讀者引入俗套，使其認識流於膚淺。伊麗莎白資質聰明、思想活潑、性情開朗、幽默感強，但正如貝內特先生所擔憂的，“……要是嫁個不般配的丈夫，那是極其危險的。你很難逃脱丟臉和悲慘的下場。……”（見《傲慢與偏見》第十七章）婚後生活如何，可以從另一側面折射出資產階級婚姻的實質，揭示出資產階級根深蒂固的私有觀念。英國當代作家埃瑪·坦南特在《傲慢與偏見》出版近二百年之際續寫的《彭伯利》和《不平等的姻緣》，為“兩寸象牙”的擴容做出了很有益的嘗試。續集作者不僅為當代讀者提供了生動有趣的故事，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達西和伊麗莎白婚後生活的描述，通過對財產繼承人問題的探討，深化了《傲慢與偏見》的主題，進一步揭示出一系列社會、經濟、道德的真理。

達西與伊麗莎白之間婚姻的締結是《傲慢與偏見》的結局，也是他們在《彭伯利》新生活的開端；而“有錢的已婚男子總想要個兒子繼承家業，這是一條舉世公認的真理”，（見《彭伯利》第一章）再次將伊麗莎白推向了矛盾的中心。根據傳統的限嗣繼承法，惟有男性後裔能夠繼承家業。因為此法，貝內特太太才在喪夫後不久就被迫搬出了朗伯恩，將家產拱手送給了笨伯柯林斯；也正因為此法，伊麗莎白是否能生個兒子，成了達西家族關心的焦點、四鄰矚目的大事。

“伊麗莎白眼望着老達西先生的慈祥面孔,覺得那面孔彷彿在要求她給彭伯利留根苗，讓達西家族在他和他兒子這裏不斷線，能夠安安逸逸地繼續傳下去。而那些隔得較遠的先人包括詹姆斯一世時期達西家的成員，以及凱瑟琳夫人和已故安妮夫人所屬的貴族世家的男男女女……也有這樣一個小小的要求：如果達西在有生之年掌管着彭伯利的房產、地產以及莊園外的農場、村莊和教堂，那他要求妻子給他生個繼承人並不算過分吧?……”（見《彭伯利》第三章）達西並沒有因為與伊麗莎白締結了婚姻就忘卻他們之間存在的鴻溝，忘卻他們在財產和門第之間的差異。他從物質上滿足伊麗莎白，使她得到的珠寶和漂亮的馬車要比簡·賓利多得多；他答應邀請貝內特太太和瑪麗來度聖誕節；他派人去羅辛斯把她的親戚接來彭伯利，如此等等，無一不在表現達西對伊麗莎白的温情的同時，顯示出他對後者的優越和恩賜。

而且，“他仍然有些自負，他的權勢引得眾人尊崇他，不管遇見什麼人，都要阿諛奉承他，使他一直很驕傲。”（見《彭伯利》第三十一章）他是彭伯利的主人，處於眾星捧月的地位，對此他有着強烈的意識。這種中心意識導致了他的極度敏感。當他發現伊麗莎白以妻子、彭伯利女主人的身份向他提出打開那些舊保育室時，“他卻臉色陰沉、默不作聲、目中無人……”，致使伊麗莎白感到愧疚；她“怎麼能這樣自以為是，居然吩咐彭伯利的主人如何分配卧室”。（見《彭伯利》第五章）在繼承人問題上，達西表現得就更為突出了。在赫斯特太太談到“一個家庭的女主人，讓孩子圍在四周，房子立在背後，這樣讓人畫像總是好多了，這樣的作品……意味深長地表明，傳宗接代有了保證，遺產將有人繼承！”時，達西的敏感神經得到了觸動，他“忽地立起身來，滿臉陰氣沉沉”。（見《彭伯利》第十二章）

伊麗莎白在嫁給達西九個月後未曾懷孕就擔心會絕嗣併為此感到愧疚，這就足以顯出伊麗莎白在這不平等的婚姻中所處的地位。正是因為達西的態度，彭伯利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羅珀式的鬧劇,而最終鬧劇以“達西家快要增添人丁”的消息而結束。它不僅印證了卷首的那句“舉世公認的真理”，而且強化了伊麗莎白的地位只有在生下繼承人後才可能得到認可這樣的事實。

《不平等的姻緣》將筆觸指向彭伯利的繼承人愛德華·達西少爺。雖然達西少爺通篇沒有出場，但是作者通過不同人物之口描述了愛德華成長中所受挫折，他犯下的一樁樁一件件“令人遺憾的事”，一方面折射出英國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倫理教育的失敗，另一方面，從更深層次發掘出達西和伊麗莎白之間婚姻的不平等。伊麗莎白成了眾人尊敬的彭伯利的女主人，兒子的誕生鞏固了她的地位。她的嫵媚動人，她的聰明才智，她的平易近人，無不向世人展示出她無愧於彭伯利女主人的稱號。但由於她出生不那麼高貴，陪嫁不那麼豐厚，母親、妹妹等家人的表現不那麼具有大家風範，人們頭腦中這種不平等婚姻的意識便進一步得到了強化。兒子愛德華少時便被剝奪了童趣，天性受到壓抑，“與其地位和財產相稱的達西先生並沒有送他去上學”，（見本書第二章）他只在福爾克先生輔導下為入符合其身份地位的貴族學校伊登公學做準備。生活在枯燥乏味環境之中的八歲的愛德華，玩一盒玩具兵士遊戲時用稚嫩的聲音宣佈站在拿破崙軍隊一邊，竟震驚了所有的紳士淑女，受到眾口一致的譴責。

壓制的結果使愛德華憎恨達西這個姓，曾經試圖更名換姓。他十三歲開始酗酒，以後又狎妓，賭博；不足十六歲就輸掉了威爾士莊園，被高利貸者扣為人質。但這一切的一切，達西卻歸咎於伊麗莎白的溺愛，凱瑟琳夫人則歸咎於伊麗莎白的卑微出身，賓利小姐也認為愛德華的母親“教育無方”。一句話，造成愛德華一切過失的原因歸根到底在於這樁不平等的姻緣。

續集作者沒有簡單地以大團圓結局（事實上也無法大團圓），而是以達西與伊麗莎白再次和解、達西偕妻同遊威尼斯作為補償，同時又讓年老的福爾克先生見到了“一個年輕男子和一個懷抱嬰兒的婦女走在彭伯利的大道上”，（見本書第三十四章）向讀者暗示出彭伯利的繼承人委實無法讓人樂觀。

埃瑪·坦南特的高明之處在於：她在《不平等的姻緣》結局描寫了達西如何保住威爾士的莊園，使彭伯利的財產免遭損失,同時又謀求另一條保全彭伯利利益不受侵害之良策，即對限嗣繼承提出挑戰，試圖讓女兒米蘭達與愛德華共同掌管這份家業。從某種意義上説，這樣的結局更深化了主題：真正重要並起決定作用的，不是人們的情感；這裏的一切都與財產意識密切相連。當彭伯利的財產可能後繼無人時，達西先生那温文爾雅的體面外表之下存有的卻是一份冷冰冰的清醒，有時竟冷到無法保持紳士風度；在財產可能會因兒子的不成器而受損時，他那不顧一切的舉動（無視他“最親愛的伊萊扎”可能會受到的巨大傷害而毅然決然出走倫敦，為保護財產而奔走），更揭下了蒙在他臉上的那一層薄薄的面紗，露出了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有產者的真實面目。愛情在財產面前黯然失色，幸福只有與財產聯繫在一起才有可能實現。財產保住了，“愛情”復歸了，但這復歸的愛情究竟能否再經受任何風浪、任何挫折?埃瑪·坦南特帶給人們的思考是多層次、全方位的，她追尋着簡·奧斯丁的思路所做的努力，拓展了“兩寸象牙”的容量。

在續集風格上，埃瑪·坦南特刻意追求與簡·奧斯丁保持一致。簡·奧斯丁素來長於刻畫人物，英國著名作家E.M.福斯特的小説理論名著《小説面面觀》在分析“立體人物”時便以簡·奧斯丁筆下人物為例。簡·奧斯丁描寫的人物羣像伊麗莎白、貝內特太太、柯林斯牧師栩栩如生，讀者彷彿可以聽到伊麗莎白那爽朗而調皮的笑聲，貝內特太太喋喋不休的抱怨和柯林斯牧師滔滔不絕的廢話。在續集中如何使這些人物羣像不相形見絀，簡單模仿是無法達到目的的。埃瑪·坦南特充分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她理智地作出了自己的選擇，在刻畫伊麗莎白這個人物時，注重表現婚後的伊麗莎白“這一個”典型，在不排除姑娘時的伊麗莎白特徵的同時，強化了作為彭伯利女主人的伊麗莎白這個形象，在不失活潑的同時表現出她的聰明智慧、她的沉着自信、她的練達得體、她的寬厚體恤。讀者在讀完兩本續集後不由得會驚奇地發現，伊麗莎白這個人物在埃瑪·坦南特筆下變得更加豐滿厚實，同時也會由衷地感到續集中的伊麗莎白與E.M.福斯特所推崇的“立體人物”更加貼近，也更加可信。伊麗莎白從來就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人物。她身上有着以上提到的各種優點，但她同時也存在着人性的弱點，她會嫉妒（當她發現達西從街頭的一座大房子裏大步走出來,旁邊跟着六歲左右的男孩時）（見《彭伯利》第二十五章），她會記仇（如對賓利小姐和赫斯特太太），也會有荒唐的時候（當年在梅里頓碰到民團的軍官韋翰就曾被韋翰一副“討人喜歡”的儀表迷住，以致與其分手時“滿腦子是他的形象”，“一心盼着跟他跳舞”，“穿着打扮格外用心”，（見《傲慢與偏見》第十七章）為此她竟傲慢地拒絕了達西的求婚；而在埃瑪·坦南特的筆下，伊麗莎白不僅與達西的表弟菲茨威廉舊情未了，而且與小格雷沙姆先生髮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繫。（見本書第十二章）坦南特在娓娓道來故事情節的過程中，採用喜劇手法和嘲諷語調，對其人性的弱點作出了似乎不經意的展示。作者善於躲在幕後，讓情節自然發展，讓人物通過最普通的語言自己暴露自己。這倒與簡·奧斯丁的筆法相同。如此塑造出來的典型形象，栩栩如生，真實可信。

續集中貝內特太太的絮絮叨叨絲毫未減，其言談舉止之荒唐依舊躍然於紙上，但其荒唐之中又不時冒出智者沒有意識到的生活哲理。彭伯利的聖誕聚會提供了一個展示其愚蠢的場所。她試圖與基欽納“上校”聯姻（見《彭伯利》第二十四章）以及設法恢復與哈考特夫人的親戚關係，（見本書第七章）雖顯得荒唐可笑，但讀者掩卷之餘可能會發現，埃瑪·坦南特在表現這個人物淺薄的同時，也揭示出婦女的命運。貝內特太太在喪夫九個月後便意欲再婚，嫁給基欽納上校，主要是出於物質方面的考慮，也是為了兩個沒出嫁的女兒；據説等基欽納上校去世以後，她們可以繼承八千英鎊（當然那不過是場鬧劇而已），而八千英鎊對她的兩個女兒來説意義非同一般，因為貝內特太太死後，她們不太可能指望得到梅里頓宅院，甚至會無存身之處。而她企圖與哈考特夫人拉關係，倒是為了“將祖先追溯到征服者威廉一世”，因為那樣就可以證明“她與哈考特家族一樣具有諾曼底血統，並且有權使用這個名號”。（見本書第七章）這樣,貝內特太太的荒唐之舉就被賦予了社會現實影響的內涵。讀者在覺得她可笑的同時，不免對她產生出憐憫。埃瑪·坦南特無意使這個漫畫式人物複雜化，正如她對柯林斯牧師的處理一樣，但是，正是這些人物形象的鮮活表現，更加襯托出主要人物的丰姿。

埃瑪·坦南特以自己對簡·奧斯丁作品的透徹研究，對《傲慢與偏見》的獨特認識，成功地續寫了《彭伯利》和《不平等的姻緣》，再現出達西與伊麗莎白的婚後生活，極為自然地完成了作品的銜接，在深度開掘資產階級婚姻本質的過程中，從財產私有、財產地位的繼承等敏感而實質的問題切入，使原作主題變得更為豐贍厚實。同時，坦南特在保持原作形象特點，保持原作嘲諷的、喜劇性的基調上所做的嘗試更增加了續集的魅力，使簡·奧斯丁的“兩寸象牙”的容量得以擴充，令人欣慰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