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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總商會
鎖定
上海總商會，是近代中國成立最早的“商業首腦機關”。脱胎於清政府於1902年設立的上海商業會議公所，後改稱上海商務總會。辛亥革命後，1912年上海商務總會與江浙紳商自行組織的上海商務公所經雙方議董協商，決定合併改組，以上海總商會的名稱合併。1912年2月29日，成立上海總商會。
1927年蔣介石公然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4月18日，代表國民黨和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4月26日，國民黨上海臨時分會第八次會議決定派員接收上海總商會，認為該總商會是傅筱庵一手操縱而非法選舉產生，命令解散第八屆會董。5月，奉令接收總商會的錢新之（永銘）等召集會員臨時緊急會議，宣佈組建總商會臨時委員會。同年11月，國民黨中央商人部發出通告，認為“舊有商會組織不良，失卻領導商人之地位，擬應撤廢”。上海總商會曾提出不應撤廢商會的理由，但是無濟於事。1928年12月，總商會鑑於上海稱為特別市，改稱為上海特別市總商會，獲政府批准。1929年5月，國民黨政府成立上海特別市商人團體整理委員會，上海總商會壽終告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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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
- 上海總商會
- 外文名
- Shanghai Chamber of Commerce
- 別 名
- 上海特別市總商會
- 成立時間
- 1912年
目錄
- 1 歷史沿革
上海總商會歷史沿革
1901年秋，《辛丑條約》墨跡未乾，那個最早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的“大英帝國”迫不及待地提出修訂商約。已經淪為半殖民地的中國，清政府迫於無奈，勉強答應列強的條件。時間擬定於第二年的春天，地點選在上海。英方代表馬凱（James Lyle Mackay）為爭取談判的主動，事先徵詢英國商會以及在滬和明商會的意見，提出以經濟利益為主的一攬子修訂商約的方案。懵懵懂懂還不明白商約將給中國經濟社會帶來什麼影響、什麼結果的當口，呂海寰、盛宣懷匆匆出任了負責談判的商約大臣。呂海寰、盛宣懷雖為談判老手，但是苦於本國沒有商業法規可作依據，也沒有商會可以諮詢。此時此刻，醖釀設立本國的商會便提到了議事日程。也就是在那一年底，盛宣懷會同上海紳商嚴信厚、鄭觀應及上海道袁樹勳等人共同磋商，決定在短時期內籌設商會。
鄭觀應因《盛世危言》的廣泛影響被時人所熟悉。他在1884年中法戰爭時，曾往暹羅（今泰國）、西貢（今越南）、新加坡等地調查瞭解商情，逐一繪圖貼説。次年初，途經香港，被太古輪船公司藉故拘禁，幾年後才得以解脱，隱居澳門近6年。在澳門隱居時期他撰成了《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論述了中國必須大力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君主立憲制度，培養具有近代科學技術知識實學人才的觀點，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鄭觀應與盛宣懷的關係密切，他曾由盛宣懷保舉入輪船招商局任幫辦。盛宣懷提出設立商會之初，鄭觀應是主要的謀士之一。
另一位人物就是被譽為“中國商會第一人”的嚴信厚。嚴信厚（1838~1907），字筱舫，浙江慈溪人。早年就讀私塾，輟學後在寧波鼓樓前的恆興錢鋪學徒，1855年赴杭州，在著名紅頂商人胡雪巖開設的信源銀樓任職，深得胡雪巖的器重。1872年胡雪巖向李鴻章舉薦，嚴信厚得候補道，加封知府銜。據稱：嚴信厚喜好書畫，尤其擅長花卉鳥獸，將自己精心繪製的扇面贈與胡雪巖，胡雪巖轉贈李鴻章，李鴻章愛不釋手，深為賞識，委派嚴信厚辦理天津鹽務。嚴在天津10年，事無鉅細，盡力盡責、左右逢源。但鹽務畢竟是肥缺，他自己也開設了同德鹽號，遂積聚萬貫家財。由於鹽商進出都是大筆買賣，錢款匯兑依賴票號，票號中間截取手續費，於是嚴信厚在上海創辦源豐潤票號。“源豐潤”分號遍設天津、北京及江南各省重要城市共10餘處，形成匯兑結算的網絡。不久，嚴信厚活動的重心也從天津移至上海。其間，他被派為上海道的道庫，惠通官銀號經理，掌管上海道的公款收支事宜。同時被聘為華新紡織新局協理。嗣後，又受盛宣懷委派，籌備中國第一家新式銀行——中國通商銀行，任首屆總經理，成為商界一言九鼎的人物。
清政府在上海物色主持商會的人物，嚴信厚進入了盛宣懷的視線，反過來講，上海商界也少不了如嚴信厚這樣既有工廠、商號，又有銀行、票號的人物。對於商會，嚴信厚是銜命而辦，他拿出自己在南京路五昌裏的房屋作為會所。1902年2月22日（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在滬各會館公所董事70餘人聚議，宣告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成立。會後，盛宣懷頒給“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木質關防，同年9月清政府批准上海商業會議公所設立。
稱嚴信厚為“中國商會第一人”，實是對他為建立商會制度不朽貢獻而作的評價。中國商會第一份章程，即《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暫行章程（六條）》出自於他的親筆。這份章程概括起來僅18個字：“明宗旨、通上下、聯羣情、陳利弊、定規則、追逋負”。
《章程》第二條“通上下”是嚴信厚順着興辦商會為了振興商務的宗旨而言，他察覺到“今官急欲保商而無所措手，極欲恤商而無從著力，”原因是“中國官商隔閡，由來已久，蓋其中事皆隔膜，無承起上下之人，交雜華洋，無開通關竊之法”。他期望“官商一體，兼卑相顧”，並對比“西人以商為四民之首，非無見也”，而傳統的“士農工商”，將“商”位於“四民”之末，覺得本國應該提高商民的地位。嚴信厚最大的貢獻是把商會的作用確定為“上傳官府之德意，下達商賈之隱情，務使（官商）融洽聯貫，有可以藉手著力之處，隨時稟請辦理”。他的意圖很清楚，認為商會是官府與商人聯繫的媒介，恰如一座橋樑，橫跨官府與商人的兩頭。由此可見，認為商會的紐帶作用也好，橋樑作用也好，並不是現在的發現，也不是現在的創造，早在百多年以前，已經提出這種觀點。
商會與官府以及會審公廨的聯繫有文獻記載也有照片為證，有幅珍貴的歷史照片出自上海總商會檔案全宗，至今已有100年了。畫面上的人物依稀能辨認出幾位：前排坐者左三是曾任上海商業會議公所副總理的周金箴。周金箴亦商亦官，官至花翎二品頂戴指分江蘇試用道。前排坐者左五、六是會審公廨讞員寶子觀和聶榕卿。中站立者左一為“鐘錶大王”孫梅堂。他繼承了父親開設的美華利鐘錶號，通過批零兼營、股權併購等一系列運作，尤其是接盤南京路河南路的亨達利鐘錶行，將當時上海鐘錶業推向高峯。畫面中孫梅堂約莫30歲，頭戴官帽，似乎已捐了官職。左四的一位叫金琴蓀，時為商務總會議員。左五是著名怡和洋行的買辦潘澄波。後排3人，其中2人後來都擔任了上海總商會會長，左二是大名鼎鼎的虞洽卿，上世紀40年代西藏中路一度稱為虞洽卿路，即此人也。右邊一位是朱葆三，上海灘曾經有一條馬路以他名字命名，現在這條馬路叫溪口路。
從上海商業會議公所到上海總商會中間還有一個過渡。1903年清政府為強調恤商之策，設立了商部。商部開辦之初，即頒佈《商會簡明章程》26條。《商會簡明章程》第二款有這樣的話：“凡屬商務繁富之區，不論系會垣，系城埠，宜設立商務總會。而於商務稍次之地，設立分會，仍就省分隸於商務總會。如直隸之天津、山東之煙台、江蘇之上海、湖北之漢口、四川之重慶、廣東之廣州、福建之廈門，均作為應設總會之處。其他各省，由此類推。” 上海被指名應設立總會，根據這一條款，1904年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改組更名為上海商務總會。機構還是原來的機構，人物也是原來人物，商務總會運作了8年，直到1912年。
辛亥上海光復後，上海商務總會中以浙江籍為主、傾向於民主共和的一部分議董，認為商務總會對革命反應遲緩、行動不力，始終是與革命黨人若即若離之舊商會。他們脱離上海商務總會自行集議，提出滿清政府已為革命所否認，那麼，遵照清政府商部章程成立的上海商務總會及刊刻的鈐記也必然在國民中失去效力，應予取消，決議設立上海商務公所取而代之。不久，上海商務公所又向滬軍都督府呈請備案，滬軍都督府接受立案並劃定鐵馬路（今河南北路）天后宮旁（原清政府出使行轅）作為上海商務公所的辦公地址。
上海商務公所組建後，對上海商務總會大加責難。首先，指責上海商務總會以年繳銀300兩方能成為會員的規定，是一種買賣會員資格的行為；其次，指責商務總會對議董沒有勤惰績能的考查和制約手段，以致議董不盡職責；第三，指責商務總會辦事拖拉，忙於應酬，使商界對重大事件和建設缺乏策劃；第四，指責商務總會對議事常常爭而不休，議而不決，缺乏號召力，就此，提出商務總會必須廢除。
1912年元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宣告成立後，上海商務總會提出統一上海兩個商會組織的主張，公開發表《併合商務總會、商務公所改良辦法意見書》。《意見書》發表後，兩個商會組織分別召集各業各幫的董事召開會議表決，隨即達成共識，以上海總商會的名稱合併，以上海商務公所的辦公地作為會址，上海商務總會章程暫行延用。同年2月29日起連續數天，《申報》等各大報刊登載了“上海總商會第一廣告”稱：“民軍起義，上海光復，原有之商務總會系舊商部所委任，理應取消，商界又重新組織臨時商務公所。現在民國大定，政治統一，應即規定辦法，於2月27日邀集各商董會議，公定名稱為上海總商會，以昭統一”。上海總商會正式宣告成立。
上海的商會，由商業會議公所、商務總會、商務公所到總商會，乍看是簡單的易名，深層次地分析，它伴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走向了一個成熟的時期。
《圖畫日報》這幅“商務總會”圖也提到“因會址狹隘，賃屋終非久計，欲購鐵馬路天后宮餘地築屋，唯地價昂貴，尚在磋商”。以往研究商會的資料只反映上海商務公所資助革命黨人陳其美。以陳其美為首的軍政府投桃報李，將天后宮“前清出使行轅”地皮贈與上海商務公所。現在得知，商會早就有購買這塊地皮打算，只是費用不足而已。“攻打江南製造局”這一聲槍響，給上海紳商帶來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成就了夢寐以求擁有自己會所的願望。
合併後的上海總商會行動迅速，於當年9月開議建樓的事宜。1913年2月得到捐款6250餘兩，國庫券2680餘元，各業捐1.9萬餘兩。當月18日下午2時，總商會議事廳破土動工。工程預算為6.4萬兩，不包括圍牆、馬路、陰溝、電燈、自來水、裝潢項目。各業捐款僅2萬餘兩。1914年9月，總商會再次召開會員大會籌募建築議事廳的費用。大會議決：向已認款而未繳的各會員商催，向未捐款的各會員和會友分別勸募，尚有不足錢款由本會借墊。11月因議事廳大樓即將落成，而工費缺口很大，協理朱葆三提議以總商會名義出售無利公債票，以5年為限，分年抽還，並請各行業在入會經費外再加幾成，另款存儲，以備清償。此方案經公決通過。1916年初，以議事廳為主體的總商會辦公樓竣工。辦公樓有3層，一樓有車庫和辦公室，二樓有大議事廳，三樓設有會議室，樓頂是一個露天大陽台，樓外是寬暢的庭院，設有兩道鐵門，門內西南角豎有建造碑及碑亭。建築決算計12萬餘兩。
總商會大樓行將竣工，1915年總商會的領袖們正籌劃舉辦商品陳列所。其時，電視傳媒遠未出現，廣告只能從報紙、雜誌刊出。消費者認識世界的途徑有限，直觀地瞭解商品以及功能惟有通過陳列展覽。該年10月總商會在辦事機構中則設立陳列股（科），具體進行籌劃事宜。訂定《上海總商會籌辦商品陳列所章程》，並選擇總商會大樓東偏北臨近河南北路的基地建築商品陳列所大樓。1919年春動工興建，歷時一年。該建築佔地724平方米，樓高三層，總面積為1625平方米，分隔成18個空間，總費用為68143銀兩。
1921年11月1日，總商會商品陳列所隆重開幕。美國商務參贊，瑞士、比利時、瑞典、日本等國領事，農商部代表滬海道尹王芷揚，江蘇省長代表上海縣知事沈寶昌以及報界人士等500多中外各界來賓出席。知名人士馬相伯發表了提倡國貨的演説。然後，來賓依次參觀了一至三樓的美術部、飲食品部、農林園藝部、機械部、染織工業部、製造工藝部、礦產部、水產部、化學工業部、藥品部、科學儀器部的各類展品。
從商品陳列所留下的圖片看，既有輕紡產品，又有機械產品，陳設上方懸掛着匾額“表揚國產”、“精華薈萃”。對國貨非常的重視。商品陳列所常年陳列的全國各地展品有34400餘件，平時免費向社會各界開放，據統計：參觀人數1925年3.45萬人次，1929年達16.73萬人次。同時，在商品陳列所內設立售品部。售品部專門代理國貨廠商推銷優良產品，銷售方式分為即時、約定、通信3種，價格根據廠方售出商品的銷售價酌定。
總商會時期，商品陳列所先後舉辦幾次比較有影響展覽，如：1922年10月的蠶繭絲綢展覽會，1923年10月的化學工業展覽會，1928年的夏秋用品國貨展覽會。商品陳列所還先後為直隸工藝觀摩會、汕頭總商會商品陳列所、青島總商會商品陳列所、江蘇省第三次地方物品展覽會、西湖博覽會、蕪湖安徽省立第二商品陳列所、荷蘭萬隆城博覽會、美國紐約賽會、美國費城商品陳列館、暹羅國貨陳列館、小呂宋嘉年華會展覽會、霹靂中華總商會、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巴達維亞中華總商會代理徵集中華國貨，數量近萬件。
商品陳列實際上是為會員服務的手段，為企業打開了一條通向成功的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其作用不可小視。值得指出的是，陳列所根據展出的內容，還多次編輯出版《國貨津樑》小冊子，詳細介紹全國國貨工廠、商號的產品、商標、地址，成為會員企業的指南。
1927年蔣介石公然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4月18日，代表國民黨和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4月26日，國民黨上海臨時分會第八次會議決定派員接收上海總商會，認為該總商會是傅筱庵一手操縱而非法選舉產生，命令解散第八屆會董。5月，奉令接收總商會的錢新之（永銘）等召集會員臨時緊急會議，宣佈組建總商會臨時委員會。同年11月，國民黨中央商人部發出通告，認為“舊有商會組織不良，失卻領導商人之地位，擬應撤廢”。上海總商會曾提出不應撤廢商會的理由，但是無濟於事。1928年12月，總商會鑑於上海稱為特別市，改稱為上海特別市總商會，獲政府批准。1929年5月，國民黨政府成立上海特別市商人團體整理委員會，上海總商會壽終告罄，取而代之的是成立於1930年的上海市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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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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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有形無形的“橋”上海總商會 ．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官網[引用日期2023-1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