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主體

20世紀50年代，建設社會主義對於剛執掌中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課題，他們所唯一可以借鑑的就是當時蘇聯的經驗。而前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模式是建立在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基礎之上的。

1848年2月，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的出版，在理論上第一次向市場經濟的宣戰。馬克思恩格斯把“社會化生產”看作資本主義生產的主要特點，並且認為它與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制是矛盾的。馬克思指出：“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燬了。”[3]因此，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自覺的、有計劃的聯合體。”[4]恩格斯也曾講：“一旦社會佔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5]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有一個它本身無法克服的弊病，即，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其結果是造成社會的盲目生產，從而造成社會產品的相對過剩，同時社會日常需求卻遠遠不能滿足，造成資源的大量浪費，阻礙社會發展。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把消滅“資本主義剝削”作為社會主義發展的基本準則。資本私有者佔有剩餘價值（新創造的價值超過生產性勞動力價值的部分）必須是變革為一種對新創造出來的價值進行直接的社會主義分配。[6]解決資本主義社會本身固有的矛盾只有建立全新的社會主義社會，以計劃經濟取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市場經濟，最有效的配置社會資源，為廣大人民羣眾提供豐富的產品，滿足他們的需求。

因此，馬克思恩格斯經典作家關於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觀點是：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特徵，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特徵。依據馬恩經典理論，前蘇聯摸索出一條在社會主義經濟落後的國家中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即現代化的特殊的方法和道路，其主要特徵是實行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在所有制上實行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在國民經濟管理模式上，排除市場方面，以指令式計劃作為主要的管理方法。在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影響下，東歐各國和中國都實行單一的計劃經濟，認為這才是“正宗的”的社會主義，把商品經濟、市場機制視為社會主義的對立物加以反對和排斥，使本來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沒有達到應有的發展速度，慢慢地拉大了與一些發達國家的差距。

因此，陳雲“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經濟思想是對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它不僅從中國共產黨思想發展史的角度看是一種創新，從世界範圍的共運史上看，也是一種創新。它從理論上突破了當時蘇聯的以單一的公有制、單一的經營形式、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為特徵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模式，是探索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道路的一個重要嘗試。提出這個思想是需要膽量和勇氣的，因為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隨着斯大林領導的蘇聯建立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馬克思主義者都把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理論奉為圭臬，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對立起來，不敢越雷池一步。1956年8月18至19日，陳雲在全國新公私合營企業工資會議的發言談到計劃經濟問題時説，社會主義是大合理小不合理，有人説社會主義就是大路貨、質量下降、往下派購。我們應當改變這種情況。蘇聯的生產無論大小一律納入計劃，我們可否來個大計劃小自由，即在主要產品方面有計劃，對次要產品搞自由市場。這種自由市場是國家市場的補充。[7]我們今天回顧陳雲這一思想，尤覺其難能可貴。

陳雲“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經濟思想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的發展理論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計劃經濟並不排斥市場作用，他打破了把計劃和社會主義聯繫在一起以及把市場與資本主義聯繫起來的觀念。“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經濟思想表明，計劃經濟和市場相排斥的觀念是一種根本的誤解。正如鄧小平後來所講的那樣，社會主義有市場，資本主義有計劃，連美國也不例外。[8]陳雲認為：忽視市場調節部分的後果是對價值規律的忽視，即思想上沒有“利潤”這個觀念。那是大少爺辦經濟，不是企業家辦經濟。[9]這一點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連西方專家也認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運用市場的和非市場的交易方式。資本主義經濟中，大公司和國家都使用計劃技術。而在中央計劃經濟中，市場提供了一種輔助性制度。”[10]

第二，市場的作用不同於資本主義的作用，市場只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市場是工業制度的產物,與資本主義沒有必然的聯繫。資本主義不能脱離市場,但市場完全可以脱離資本主義。“無論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還是混合型,只要是工業制度就必然會運用這種市場或那種市場。”[11]所以，陳雲認為：“我國的市場，決不會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而是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這種自由市場，是在國家領導之下，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因此它是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組成部分”。[12]很明顯，陳雲在這裏將市場只是作為一種中性的工具，它只是被利用更好地為建設新中國服務的。以往人們把市場與資本主義相提並論，這種論點混淆了手段與目的。市場是一種交換機制，它們是進行某些經濟活動的手段，它們自身並不是目的。我國現階段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依據正是建立在這個經濟思想基礎之上，並將其進一步發揚光大的結果。

因此，有的學者高度評價了陳雲“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經濟思想，將陳雲這一思想劃分為三個層次，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的新問題》的發言，“首先深入地分析了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勝利後出現的新的矛盾，接着提出解決這些矛盾的五條辦法——這是政策層次。然後，他以馬克思闡明的關於生產關係必須適合社會生產力性質的基本原理為指針，創造性地提出了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理論……——這是理論層次。其所以能提出這樣的政策和理論，是由於他堅持‘只唯實’的原則，分析了我國經濟落後條件下實際矛盾的各個方面，探索事物內在的規律性，從而衝破了當時在社會主義國家書本上普遍流行的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忽視市場調節作用和在任何發展階段都應當全部是公有制的理論——這是哲學層次。”[13]

中國是一個地域廣大、人口眾多的國家，各地的經濟發展歷來就很不均衡，地區之間的差別相當大。市場的作用在傳統中國社會已經存在了相當長的時間，人們日常生活必需品與市場的聯繫還是比較密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中國是一個工業基礎薄弱、以小農為主的國家，整個國家在官僚資本的控制之下，工農業產品除了滿足自給自足的需求外，其剩餘產品都是通過市場進入流通領域。因此，建國初期，中國的經濟運行仍然是一個自給自足和以市場聯繫混合一體的模式。

陳雲在建國初清醒地認識到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949年8月25日，陳雲在上海市總工會籌備委員會擴大會上講話時指出：國家面臨着困難，有些私營的工廠可扶可倒，我們就要力求把它扶起，使它不要倒。私營資本是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對工人來説，在業無論如何苦，總比失業好。他在解決糧食困難時就特別注重市場對國民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明確反對地方封鎖糧食外運，認為“凡禁止糧食自由貿易的地方，農民的糧食就不能賣到高的價錢，而城市因糧食貴，工業產品成本提高，引起工業品價格上漲，使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擴大。這對農民……完全是有害無利”。對大城市來説，“幾百萬靠薪資生活的勞動人民所需要的糧食來不了，當然是有害的”。因此，他主張糧食自由貿易，認為這樣不僅可以緩解糧食困難，而且對大多數民眾、對國家建設都有利。

1950年3月，當私營工商業在生產、經營上遇到困難時，6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批評了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產階級、實行社會主義的思想，明確了“不要四面出擊”的策略和對民族資產階級又團結又鬥爭，以團結為主、共同發展國民經濟的政策。決定向私營工商業擴大加工訂貨和產品收購、調整價格和經營範圍、調整税收、調整勞資關係等措施，並在同期廣泛開展城鄉物資交流。[15]陳雲在大會發言中指出：搞經濟計劃要把私營的生產計劃進去，通過加工訂貨，有步驟地組織私營工廠的生產和銷售；商業的批發和零售的差價要適當，使私商有利可圖；城鄉的物資交流都靠我們的貿易公司不行，這樣做會害了農民，農村很分散，農民自己養牲畜自己運東西可以多得一部分收入，就能得到便宜；國家銀行要領導私人錢莊，要想辦法把它利用起來，使其能夠轉動。[16]

1950年6月15日，陳雲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從中國國情的角度對私營工商業的地位、作用作了具體分析。他指出：“在工業落後的中國，在一個時期內，民族資本家發展工業，向工業投資，是帶進步性的，是對國家很人民有利的。雖然中國商業資本在大城市中過於膨脹，但是，中國是散漫的小生產佔優勢的大國，私商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為着發展商品的交流，國家允許私人資本經營商業，這也是對於國家和人民都有利的。”[17]1952年1月，陳雲提出：要保證私廠的合理利潤，對私營工業的合理部分，要繼續加以保護。在商業方面，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在零售市場保持了穩定力量之後，應該給私商以較多的零售地盤”。[18]同年6月11日，陳雲在全國統戰工作彙報會上指出，中國失業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私人店鋪在社會就業上有作用，國營不能把私營店鋪的店員和夫妻店全包下來。[19]

1952年5月21日至6月5日，陳雲在中財委召開的全國財政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有關國家經濟命脈的建設應由國家掌握，其他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可由私人經營”。[20]“三反”“五反”運動後，針對勞資關係緊張、市場蕭條的情況，黨和政府再次調整對私營工商業的政策，強調了私營工商業對經濟發展、搞活城鄉流通的作用，並採取了對其合理經營的保護措施，鼓勵和支持私營經濟開展正常經營。從另一方面看，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和基本完成後，計劃經濟的弊端已經顯現出來了，比如工業品質量下降、品種減少，農副產品減產，物資交流遇到障礙等等。

1956年1至2月期間，陳雲對北京市社會主義改造情況作調查，在調查過程中，他提出對特種工藝行業有它的特殊性，它們與國內外市場的聯繫比較密切，對溝通城鄉交流、活躍市場、發展生產、繁榮經濟都有積極作用。陳雲在調查期間還親自到崇文門外瞭解早市情況，到前門外作夜市調查，對“夫妻店”、攤販、前店後作坊的家庭手工業作了深入瞭解。對傳統老字號的東來順和全聚德烤鴨店作了實地調查。[21]經過調查，陳雲發現，對本應採取經銷、代銷方式進行改造的那些不僱用店員的商店也批准合營的做法對經營不利，那樣做只會給消費者造成很大的不便。陳雲認為，對這些人要繼續採取經銷、代銷的方式，發展方向可以吸收一部分到國營公司或變成公司合營的商店，另一部分則在很長時間裏保留單獨經營方式。

手工業者、攤販等更要長時期讓他們單獨經營，如果把他們全部都組織起來，經營活動完全統一，就有一種危險，即，質量下降。[22]針對公私合營企業合併過程出現的混亂情況，1956年2月8日，國務院通過決定，提出制止盲目合併的趨勢。1956年3月30日，陳雲出席全國工商業者家屬和女工商業者會議時講，夫妻店、小攤販合併了老百姓不滿意，“社會主義社會，長時期內還需要夫妻店”。[23]1956年5月29日，陳雲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作總結時説，手工業帶有極大的地域性，對手工業的管理要照顧生產和銷售習慣，不要太多的由上而下的條條管理，過分集中和不適當的同一計算盈虧的辦法要逐步調整。在對工業企業的調整中，有的企業必須單獨存在，分散生產，不要勉強合併。[24]對於統購包銷政策帶來的負面影響，陳雲指出，質量降低、品種減少的情況，從1953年就開始了，“統購包銷是為了穩定物價，防止投機倒把，這很必要，但也有一點毛病，就是產品都由政府包下來，結果都不大注意提高質量、增加品種”。[25]“各級市場管理，大、中、小城市和集鎮都有一套辦法，而且管理得很嚴格”，這套辦法不但表現在產品的質量、品種和銷路上，而且“把市場卡得太死，沒有活動的餘地”。[26]

要經過探索找到一條既要實行計劃經濟，管好市場，又不要把市場搞死的出路來，一直是陳雲在管理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思考的問題。沿着這一思路，陳雲在1956年8月2日召開的物價問題座談會上，提出了計劃經濟下的自由市場問題。他指出，對農業生產合作社不搞計劃又不訂合同的小的農副產品，首先碰到的問題是農民還生產不生產。如果不開放自由市場，不出兩三年，必然會跟蘇聯一樣遇到困難。[27]

通過以上考察，我們看到，陳雲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經濟思想決不是空穴來風，或是建立在空中樓閣的想象之物，它是建立在經過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對中國國情充分了解的基礎上得出的合理的結論，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產物。這使得陳雲的經濟思想既具有堅實的實踐基礎，又具有相當指導性意義。

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探索的啓示

儘管陳雲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上就已經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經濟思想，但是這一真知灼見並沒在當時貫徹下去。八大在提出要實行適度調整單一公有制和統一計劃經濟體制的靈活政策的同時，仍然把單一純粹的社會主義作為奮鬥目標。結果，在國家政策的制定和具體實施過程中不免出現矛盾和搖擺。1957年夏開展的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鬥爭，以及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重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產階級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28]這些都與八大路線上的矛盾有着密切關聯。1958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繼續加強對殘存的私營工業、個體手工業和對小商小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陳雲提出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經濟思想就無法再貫徹實施了。

但是，陳雲“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經濟思想並沒有就此沉寂。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強調要注意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等問題出發，必須採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對陷於失調的國民經濟比例關係進行調整，並且對權力過分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着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採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並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須的科學和教育工作。這些新提法使得陳雲“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經濟思想有機會發揮它應有的活力，為中國新時期改革提供科學的理論支持，中國的改革從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1979年3月8日，陳雲寫出《計劃與市場問題》的提綱，再次闡明他對計劃與市場關係的基本思想。他指出，1917年後的蘇聯和1949年後的中國實行計劃經濟，都是按照馬克思所説的有計劃按比例辦事的。當時這樣做完全對，但缺點是沒有根據已經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經驗和本國生產力發展的實際狀況對馬克思的原理加以發展，即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一是計劃經濟，二是市場調節部分。在今後經濟的調整和改革中，計劃與市場這兩種經濟的比例的調整將佔很大比重。不一定計劃經濟部分愈增加，市場經濟部分所佔絕對數額就愈縮小，可能是都相應地增加。[29]

1982年，陳雲又把市場和計劃的關係，比作鳥和籠子的關係。“鳥”是市場調節下的經濟，“籠子”是國家的計劃指導。説鳥捏在手裏會死，沒有籠子鳥就飛了。國家計劃就是“籠子”，市場調節只能在計劃許可的範圍內。他認為，搞活經濟是在計劃指導下搞活，不是離開計劃指導的搞活，要防止在搞活經濟中出現擺脱國家計劃的傾向。同時他又強調：作為國家計劃的“籠子”，大小要適當，該多大就多大；經濟活動不一定限於一個省、一個地區，甚至不一定限於國內；在國家計劃指導下，可以跨省、跨地區，甚至跨國、跨洲，計劃也應當經常調整。總之，搞活經濟，市場調節，只能在計劃許可的範圍以內發揮作用，不能脱離計劃的指導。[30]

上個世紀80年代，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基本上是按照陳雲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經濟思想展開的。在全國範圍內改變了過去那種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實行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方針，採用指令性、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三種管理方式，促進了經濟發展，增強了經濟活力。在實踐中，人們更進一步認識到市場調節的積極作用，從而產生了對社會主義經濟認識上新的飛躍和突破。於是，就有1984年10月下旬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上討論並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立了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理論，這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歷史轉折性意義。

1987年10月底，中共在北京召開的十三大確定建立“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進一步加快和深化改革。1992年10月中旬，中共十四大召開，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不再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思想為指導方針了，但，這還是在陳雲開創的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上，邁出的新的一步。1997年9月召開的十五大提出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理論。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首次強調了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在所有制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認識上實現了又一次重大突破；提出建立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首次為民營資產提供了保護，為資產的規範流動掃除了障礙。這些改革成就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陳雲“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經濟思想所起的鋪墊、引導和奠基作用。

4與十七大經濟體制改革的關係

建國後，中共通過對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不斷探索，尤其是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已然明確了改革的市場取向。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深刻總結國內外在發展問題上的經驗教訓，科學分析我國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進一步思考“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鮮明地提出了以科學發展觀為主要標誌的、包括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在內的一系列重要的戰略思想。十七大報告總結了十六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起飛階段的新的實踐經驗與認識經驗，集中全黨全民的智慧，努力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創新。

所以，我國改革開放的最終目的是走科學發展之路，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目標。市場在國家建設中只是一種手段，它所起的作用是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陳雲早就對此做過精闢的論述，他説：“改變對某些部門計劃管理的方法，所有這些，是否將使我國的市場退回到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呢？絕不會這樣。採取上述措施的結果，在我國出現的絕不會資本主義的市場，而是適合於我國情況和人民需要的社會主義的市場。”[31]

我國的改革和開放已經上升到一個新高度，層次越來越深，毫無疑問，其中陳雲“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經濟思想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提供了良好的思路和十分有益的啓示。我們今天回顧陳雲“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經濟思想，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