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

一九三二年，就是一·二八那年的秋天我在上海英商汽車公司當賣票的。

一天中午，我趕到虹口公園去接班，天空正飛着牛毛細雨，六路車早班的最後一趟還沒回來——還要等半個鐘頭的樣子。心裏想：到內山書店去吧，在那裏躲一會兒雨，順便歇歇也好。因為接連一個禮拜的夜班，每天都要在車上搖晃十一個鐘頭，已經使我困軟得象一團棉花了。

店裏空蕩蕩沒有一個顧客，只有店後面長台子旁邊有兩個人用日本話在談笑。他們説得很快，聽不清説些什麼。有時忽然一陣大笑，像孩子一樣的天真。那笑聲裏，彷彿帶着一點“非日本”的什麼東西；我向裏面望了一下——陰天，暗得很，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一個瘦瘦的，五十上下的中國人，穿一件牙黃的長衫，嘴裏咬着一枝煙嘴，跟着那火光的一亮一亮，騰起一陣一陣煙霧。

門外，細雨煙似地被秋風扭着卷着，不分方向地亂飛。店裏冷得象地窖一樣，冷氣從褲管裏向上鑽。忽然，我看見架上橫排着一列中文的《毀滅》。《毀滅》？我記得一本什麼雜誌上介紹過，説是一本好書。看一下那書脊，赫然印着“魯迅譯”三個字，我便象得到了保證似地，立刻從書架上抽下一本。

我先看那後記（我讀魯迅先生的書，一向是這麼讀法），但是看完第一面就翻不開了：書沒有切邊。一個矮小而結實的日本中年人——內山老闆走了過來。“先生，這本書多少錢？”對於同情中國的內山老闆，我總是帶着敬愛和感激叫“先生”的，雖然並沒有什麼根據。

他殷勤地點頭，嘴裏“Ha，ha，”着，接過書翻了翻底頁：“一塊四。”一杯冒着熱氣的茶放在我左手的桌角上了。

像我，穿着一身黃卡嘰布的工人制服，嵌着“Conductor！XX”藍磁牌的制帽歪戴在後腦勺上，平素看慣了西裝同胞的嘴臉，現在忽然受着這樣的優遇，簡直有點窘了起來。

我不好意思地笑一下，鞠了一個“半躬”，摸摸裏衫上的衣袋——裏面只剩一塊多錢，那是我和一個同住的失業工友那幾天的飯費。我有些懊悔自己的莽撞了。我紅了臉説：“貴了。”

他沒有注意到我的窘相，揚着眉毛，一半正經一半好像故意逗人笑似地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在書上拍一拍，又用粗短的手指“嗤啦嗤啦”捻那張灰綠色厚布紋紙的封面：“哪裏貴？你看這紙……”

很厚的洋紙，印得很清楚，相當厚的一大本書。摸在手裏，有一種怪舒服的感覺。

“你買一本吧，這書是很好的。”

我真躊躇起來了；飯是不能不吃的，然而書也太好了，買一本放在牀頭，交班回來，帶着那種軟綿綿的疲倦躺着看這麼幾十頁，該多好！我摩挲着那本書，捨不得丟開，不説買，也不説不買。

內山老闆大概這時看出點什麼苗頭，就笑着回頭對裏面説了一句日本話，原先和內山説話的那個老人咬着煙嘴走了出來。

他的面孔是黃裏帶白，瘦得教人擔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沒有一點頹唐的樣子。頭髮約莫一寸長，原是瓦片頭，顯然好久沒剪了，卻一根一根精神抖擻地直豎着。鬍鬚很打眼，好像濃墨寫的隸體“一”字。

“你要買這本書？”他看了我一眼。那種正直而好心腸的眼光，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親的撫摩，嚴肅和慈愛交綜着的撫摩似的。

“是的。”我低低地説。

他從架上扳下一本書來，版式紙張和《毀滅》一模一樣，只是厚一點點，封面上印着兩個八分體的字：《鐵流》。

他用竹枝似的手指遞給我，小袖管緊包在腕子上：“你買這本書吧——這本比那一本好。”

他是誰？對這樣一個平日被人輕視的工人那樣誠懇的勸告？我一進門的時候原就有點疑惑；現在更加疑惑了，雖然猜不出是誰，但自己斷定：一定是一個不平常的人。

我一翻那定價：一元八角！

“先生，我買不起，我的錢不夠……”我的話低得自己都聽不見了，我不知道怎樣才好。

我低了頭——頭腦裏轟隆轟隆的。我不敢看他的臉。我聽見他在問我：“一塊錢你有沒有？一塊錢！”

“有！”我抬起頭，頓時恢復了勇氣。

“我賣給你，兩本，一塊錢。”

什麼？我很驚異地望着他：黃裏帶白的臉，瘦得教人擔心；頭上直豎着寸把長的頭髮；牙黃羽紗的長衫；隸體“一”字似的鬍鬚；左手裏捏着一枝黃色煙嘴，安煙的一頭已經燻黑了。這時，我忽然記起哪本雜誌上的一段訪問記——

“哦！您，您就是——”

我結結巴巴的，歡喜得快要跳起來了。一定是他！不會錯，一定是他！那個名字在我的心裏亂蹦，我向四周望了一望，可沒有把它蹦出來。

他微笑，默認地點了點頭，好像我心裏想就要説的，他已經統統知道了一樣。

這一來不會錯了，正是他！站在前進行列最前面的我們的同志，朋友，父親和師傅！憎惡黑暗有如魔鬼，把一生的時光完全交給了我們，越老越頑強的戰士！我又仔細地看他的臉——瘦！我們這位寶貴的戰士的健康，差不多已完全給沒有休息的艱苦工作毀壞了。

他帶着獎勵似的微笑，指着《鐵流》對我説明：“這書本來可以不要錢的，但是是曹先生的書，現在只收你一塊錢本錢；我那一本，是送你的。”

我費力地從裏衫的袋裏（公司為防止我們“揩油”，衣衫上一隻袋都沒有縫）掏出那塊帶着體温的銀元，放到他的手裏——他的手多瘦啊！我鼻子裏陡然一陣酸，像要哭出來。我恭敬地鞠了一躬，把書塞進帆布袋，背起便走出書店的門。

這事現在已經隔了四年；在這四年裏，我歷盡了艱苦，受盡了非人的虐待，我咬緊了牙，哼都不哼一聲。就是在我被人隨意辱罵、踢打……的時候，我總是昂着頭。我對自己説：

“魯迅先生是同我們一起的！”

這樣我就更加堅強起來。

現在，先生是死了！我們不願恣情地悲痛，這還不是我們恣情悲痛的時候；我們也不願計算我們的損失，這是難於計算的；前面是一條路，先生沒有走完就倒下了，我們只有踏着他的血的足印，繼續前進。

在前進中，我不能自已，寫下了上面的話。

一九三六年十月 ^[2] 

此文寫於1936年10月魯迅逝世的時候。1932年的秋天，作者阿累在自己青年時代和魯迅有過一次見面，此文即是以這次見面為內容，真實再現魯迅熱愛勞動人民、關心進步青年的品格。 ^[3] 

此文從藝術上看，其最大的特點是運用了雕刻家那種細膩的筆觸，多方位、多角度地刻畫魯迅的崇高形象，藝術地再現魯迅的音容笑貌，使讀者有親切貼近之感。

這篇文章的重點是寫魯迅可敬可親的形象，作者緊緊抓住一個“瘦”字，反覆地進行外貌刻畫，反覆之多，全文竟達六次。

比較集中的描寫有三次：第一次是作者剛進入書店時，由於“陰天，暗得很”，加上距離較遠，只能模糊辨出人物形象：外形，瘦瘦的；年齡，五十上下；衣着，“穿着一件牙黃的長衫”；嗜好，“嘴裏咬着一枝煙嘴”。由於抓住了人物特點，雖然只是模糊辨認，卻給讀者以鮮明的印象。第二次是魯迅從裏面走出來時，作者從近處細緻地觀察的外貌，“他的面孔黃裏帶白，瘦得教人擔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接着又描寫了他的頭髮和鬍鬚。“頭髮約莫一寸長，顯然好久沒剪了卻一根一根精神抖擻地直豎着。鬍鬚很打眼，好像濃墨寫的隸體一字。”作者抓住人物外貌中最主要的特徵加以描寫，雖疏淡的幾筆，卻刻畫了魯迅外形瘦弱而精神矍鑠、頑強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的性格。第三次是作者與魯迅直接接觸，除了臉色、頭髮和鬍鬚這些帶有特徵性的描寫以外，對其“長衫”和“煙嘴”又進行了更細緻的刻畫，不僅連長衫和煙嘴的顏色，甚至連長衫的質地“羽紗”、煙嘴的一頭“已經燻黑”，也看得十分清晰、明瞭。在內容上，這次描寫完全是前兩次印象的合寫，有些語言也是重複地使用。但這是作者“有意為之”，就像雕刻家有意把其刀鋒在已經刻過的地方再次加深那樣。

上述三次集中描寫，作者不避重複，由遠到近，由粗到細，抓住“瘦”字，反覆着墨，深沉地表現了魯迅把整個生命獻給革命事業的崇高品質和頑強意志，給人留了深刻的印象。

文章中，還有三次對“瘦”的直接描寫：魯迅遞《鐵流》給作者時，“竹枝似的手指”，是用比喻寫“瘦”；魯迅點頭默認自己的身份後，“我又仔細地看他的臉——瘦！”作者掏出銀元放到他的手裏，看到“他的手多瘦啊！”這三處描寫，猶如電影藝術中的三個特寫鏡頭，與整體畫面緊密配合並穿插在集中描寫之中。

作者就是這樣一次次、一筆筆地反覆着，加深着，把魯迅的形象雕刻了下來。唯有反覆，魯迅的形象才能如此清晰而深刻地浮現在人們的眼前。

作者在描寫魯迅外貌的同時，用自己的內心活動映襯和烘托其光輝形象。作者一步步把他對魯迅的深切感受自白出來，使讀者對先生形象的認識，一層層加深。

作者先寫對魯迅笑聲的感受：“有時忽然一陣大笑，像孩子一樣的天真。”魯迅對於人民大眾，有着天真的赤子之心，“俯首甘為孺子牛”，正是他的自我寫照。

作者同魯迅初見面時，他的感受是：“那種正直而慈祥的眼光，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親的撫摩——嚴肅和慈愛交織的撫摩似的。”這裏的“正直而慈祥”，正是魯迅對於人民的忠誠與熱愛

作者第二次描寫魯迅的外貌時，有對人物精神的感受：“精神很好，沒有一點頹唐的樣子。”並且突出頭髮“精神抖擻地直豎着”等細節，烘托出魯迅對舊社會的不調和的戰鬥精神。

另外，文章六處寫魯迅的“瘦”，三處寫面容，兩處寫手肢，一處寫體態。作者有意強調和反覆刻畫魯迅“瘦”的特徵，正是有意強調魯迅“把一生的時光完全交給了我們”，而他的身體“差不多已完全給沒有休息的艱苦工作毀壞了。”當作者把帶着體温的銀元放到魯迅瘦竹般的手裏時，“鼻子裏陡然一陣酸，像要哭出來”，急匆匆帶書出店了。這種情景，這種感受，把讀者的滿眼熱淚，催到再也無法控制的程度了。

對比能使形象鮮明，藝術效果加強。《一面》一文多處運用了這種手法。一是把天氣的陰冷與作者在書店裏得到的精神温暖進行對比；二是把“西裝同胞”的嘴臉與外國友人（內山老闆）的同情進行對比；三是把內山老闆誠心推薦魯迅譯著與魯迅推薦購買他人之書進行對比；四是把舊社會對普通工人的虐待、歧視與魯迅對工人父親般的慈愛進行對比；五是把魯迅對黑暗勢力的無比憎恨與他對人民大眾的無限關懷進行對比。通過這些對比，鮮明地刻畫了魯迅的形象，也充分表達了作者在同魯迅的一面接觸中所體驗到的許多深刻感受。 ^[4] 

紹興文理學院中文系主任王松泉：本文記敍了作者偶然同魯迅會見的事，熱情讚頌了魯迅熱愛勞苦大眾、關懷進步青年的深厚感情，表達了作者決心踏着魯迅先生的足跡繼續前進的意志。文章通過外貌神態描寫，很好地表現了人物的思想。板書可按課文內容分為兩部分，着重標明偶然一面中的三次外貌描寫，突出魯迅先生的高貴思想。（《中學語文導讀圖示全集》） ^[5] 

中國散文學會會員、河北省作家協會會員胡林聲：大凡讀過初中的人都知道《一面》這篇課文。作者阿累以攝影機似的筆觸，引領我們進入當時的內山書店，實錄往事，聚光於魯迅，使魯迅的形象光彩照人。尤其阿累對魯迅“一”字鬍鬚的描寫，更是傳神，是許多大家不能為的。作為教書匠的我，對《一面》更熟悉，曾經講授過多遍，幾乎能背下來。（《淋濕的思緒》） ^[6] 

北京版高中語文課本編委薛川東：《一面》使人難忘的自然還是這一句：我“掏出那塊帶有體温的銀元，放到他的手裏他的手多瘦啊至此萬籟俱寂，只有心靈的震顫。古人云：“不精不誠，不能感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哭可示哀也可示誠；阿累沒有哭，只是“鼻子裏陡然一陣酸，象要哭出來”，便以“恭敬地鞠一躬”與先生辭別了。一個“象”字遏住了淚水，卻使文章高蹈入境——窮苦工人之於偉大文豪的情誼可謂“至精至誠”。阿累與魯迅的“一面”倏忽而過了，可那塊“帶有體温的銀元”永遠不會冷卻，那雙瘦瘦的手“偷得”天火，已把温暖播送到勞苦大眾的心間。讀過《一面》的人，都覺得與魯迅有了難以忘懷的一面”。公允地説，阿累的《一面》不僅僅是對文壇的貢獻了。（《現代散文鑑賞辭典》） ^[7] 

阿累（1909—1987年），真名朱凡，原名朱一葦，當代哲學家、小説家、散文家，1909年1月出生，江蘇漣水縣人。在南京金陵大學附中、上海立達學園、同文書院學習過，畢業於上海藝術大學。1932年參加“左翼劇聯”，同年8月入上海英商公共汽車公司當售票員，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因參加工人罷工被捕判刑，1935年經人保釋出獄，後赴馬來西亞，參加馬來西亞共產黨活動，被迫令出境。1936年夏返上海，從事寫作和翻譯。1937年參加新四軍，解放後，歷任湖南革命大學副校長、湖南大學校長等職，1983年離休。代表作品有《一面》，翻譯作品有《魯迅是一把劍》等。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