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號檔案守護者

引用了為“特殊機密”獻出生命的陳為人故事。 ^[1] 

1931年底周恩來前往中央蘇區工作後，張唯一這時已奉調為中共上海執行局（後為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秘書處負責人，實在難以兼顧文庫工作。經中共中央秘書處批准，調任陳為人管理“一號機密”，由張唯一單線聯繫。

陳為人，1928年當選中共滿洲省委書記。1928年底和1931年春，他在東北和上海兩次被捕入獄，均經黨組織營救出獄。出獄休養一段時間後，陳為人接到了新任務——調他們夫妻去守護地下文庫。

1932年正式接手文庫後，陳為人將隱蔽在“老太爺”家的文件秘密搬運至自己的家中，那是一棟獨門的三層小樓房：第一層卧室兼客廳，第二層為卧室，第三層改為一個小閣樓，靠裏牆二尺做了一堵木板牆，兩牆當中存放文件。閣樓中間放了大火爐，平時整理過的文件碎片、書籍隨手燒掉；一旦出現問題而又無法挽救時，一根火柴就可以實現夫妻倆“定以生命相護，寧可放火燒樓，與文件俱焚”的誓言。

按照1929年《中共中央關於秘密工作條例》的要求，中央文庫對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現。陳為人是湖南人，因此他開設了一家湘繡店作為掩護，妻子韓慧英則在附近一所小學當教員。

陳為人白天做生意，晚上關上店門，上到三樓密室，關死窗户，拉嚴窗簾，在昏暗的枱燈下通宵達旦地整理文件。他將密寫在各種小説、報紙上的文件與信函抄錄下來，把原來寫在厚紙上的文件轉抄到薄紙上，把大字改成小字，剪下文件四邊的空白。這樣，文庫的存放能夠儘量減小體積，進而縮小目標，避免敵人的耳目，便於保管和轉移。

經過一段時間，全部文件重新整理裝箱，共2萬餘件。打開箱子，最上面是陳為人手書的《開箱必讀》，詳列了查閲須知及全部目錄，按文件形成的時間、地區、作者等分類編號，一目瞭然。

中央文庫珍藏的是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國工農紅軍早期最重要、最機密的文件資料。文庫工作人員必須嚴格遵守秘密工作紀律，獨址居住，獨立活動，不參加黨的會議，不參加示威遊行、撒傳單等公開活動。因此在同外界的聯繫上，由妻子韓慧芝負責，陳為人只是駐守檔案庫。為防不測，黨組織也只派一名領導與文庫負責人單線聯繫。所以即使是黨的高級領導人，也沒有幾個知道“存文組宣毛”中的這個“文”在哪裏。

進入20世紀30年代，黨的活動據點頻頻遭到敵人破壞。在敵特、叛徒四處活動的險惡環境裏，一遇情況有異，檔案庫必須立即轉移。幾年內陳為人夫婦不知搬了多少次家，有一次甚至搬到法租界霞飛路一白俄老婦人的樓上。老太婆的兒子是個巡捕，成天張牙舞爪地滿街亂抓共產黨，卻不知他家樓上就住着真正的共產黨。

1935年2月，由於叛徒告密，張唯一被捕。兩天後，不明情況的韓慧芝按原計劃前去接頭，被守候在那裏的特務逮捕。妻子沒在規定的時間內回來，陳為人明白一定是出事了，可是他的第一反應不是營救親人，而是如何安全火速地轉移文庫。

黨的秘密條例規定，存放檔案必須是單幢房子。可要馬上找到既安全又保密的庫房實在不易，何況租賃單幢房子還得有鋪保。一時之間，陳為人既不便找黨內同志，也不能找外人。他想盡辦法才找到小沙渡路合興坊一幢免鋪保的二層樓房，但每月30塊銀元的租金十分昂貴。當時，陳為人已經與黨組織失掉聯繫，斷了經費來源，自己早已衣食無着，飢一頓飽一頓。但他化名張惠高，以木材行老闆的身份，不顧一切地租了下來。

本來一家人生活就很清貧，他要孤身保管地下文庫，還要撫養三個未成年的孩子。為了文庫的安危，又不能出去工作，沒有任何經濟來源的陳為人只好典當衣物，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最後，他把二樓上的傢俱幾乎變賣一空，甚至鐵皮罐頭之類零星雜物都賣光了，可一樓的擺設仍維持着一個老闆的“表面文章”。全家每天以兩餐紅薯或山芋粥充飢。為了不讓房東察覺他家生活艱辛而引起懷疑，他常常蓋上一片乾魚端到樓上吃，快到樓門口時怕孩子們看見，又把魚片藏起來。就這樣，那片乾魚片足足用了一個月之久。

在最困難的日子裏，陳為人急得去找魯迅幫忙，還靠進步知識青年李慕英到外面教書接濟。但是掩護機關始終是個難題，最後不得已，他寫信把在河北正定小學任教的妻妹韓慧如找來幫忙。

韓慧如眼前的姐夫除去身上穿的，一時不用的衣服都已賣掉，孩子穿的是抽了棉花的破背心；煤球數着用，樓下襬着絕對不能吃的月餅，一歲的嬰兒常常以水代奶。當她明白了姐夫做的是何等“生意”，什麼話都沒有説，挑起了料理家務、照顧孩子的責任，並拿出自己積攢的300塊銀元。

為維持生計，陳為人總是天黑時出門買山芋，堆在亭子間裏。可憐的是那三個孩子，飢餓難熬。看到鍋裏剩下的那點粥哭鬧着要吃。天真的孩子們哪裏知道，那是他們的晚餐。陳為人“狠心”地説：‘“我們是吃點心，點心點心，就是點點心的，不要吃飽的。”孩子不解了：“為什麼我們天天吃點心呢?”陳為人看到孩子愁眉苦臉的樣子，只有“苦中作樂”，轉而高興地提議：“吃完點心，我們是不是要運動一下？來，跳個舞吧。”他自己先跳，逗得孩子笑個不停。

面臨着幾年來最大的困難，除了翻曬文件和箱子，並在文件中夾上煙葉以防蛀防黴，陳為人尋找黨組織的心情更加迫切。他秘密找過一次何香凝，卻被告知她門邊有暗探，叮囑不要再來。沒其他辦法，他只好用黨內用過的聯絡暗語登尋人廣告，還讓韓慧如晚間一次次在馬路兩旁的電線杆上張貼貼子，“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哭郎”，以期引起地下黨的注意。

1935年底，韓慧芝被釋出獄。為了生計，韓家姐妹外出教書謀生，不想這卻給陳為人帶來了轉機。在培明女中附小當教員的韓慧英，通過女中訓育主任羅叔章，與上海的地下黨組織接上了關係。他們這才知道，受黨的委託，中央特科負責人徐強也在到處查訪陳為人。

1936年秋，陳為人終於與徐強接上關係。對這一次接頭的情景，徐強記憶很深：“我見到為人，臉色蒼白，身體十分瘦弱，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錢，又不敢找朋友幫忙，肩上的擔子重啊!同我交談明顯地看出他很警惕。我幾次問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講。”

而從接頭的小飯店歸來，陳為人明顯輕鬆了許多，還與孩子們説笑道：“爸爸今天總算吃飽了，把盤子都舔光了。”

陳為人早年在東北獄中就感染上了肺病，接手地下文庫後，長期忍飢挨餓，缺醫少藥，實在撐不下去的時候就把蘿蔔當水果吃。眼見陳為人的肺病日趨嚴重，再獨自擔當重任，危險很大，為陳為人的身體也為了文庫的安全，徐強決定立即轉移全部文件。1936年底的一天，陳為人親自押着兩輛三輪車，把六箱檔案並進四個大皮箱送到法租界順昌裏7號一幢石庫門房子。接受文件箱的周小姐故意當眾大聲説道：“哎呀，張先生，這些破舊貨你替我保管這麼長時間，還勞你親自送來，真過意不去。”她連聲稱謝，將兩塊銀元塞進陳為人的懷裏。

移交完文件，卸下了幾年的重擔，陳為人回到家中就吐着大口鮮血昏倒在地，半年之後病重不起。為了挽救他的生命，黨組織特意對韓慧英説：“只要能保住為人，需要用多少錢，就用多少錢。”可陳為人不忍黨在極端困難時期把少得可憐的經費浪費在自己身上，黨組織只好多次派黨內醫生到家裏為他治病。無奈他沉痾日重，1937年3月12晚，年僅38歲的陳為人默默地走完了他的一生。1945年中共“七大”追認陳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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