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營盤

這是一部以基層部隊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説，鄉村青年布小朋，幾經周折終於當上兵。後被分配到偏遠的A基地，康又漢是A基地老司令，一身正氣，他逐漸喜歡上耿直、憨厚的布小朋，多次出手相助，使他在部隊站穩腳跟。孟廣俊和布小朋同年入伍，他善於投機鑽營，為人圓滑世故。二人既有深厚的友誼，更有驚心動魄的爭鬥。隨着職務越來越高，權力越來越大，布小朋於誘惑面前堅決不伸手；孟廣俊卻雄心勃勃，不達目的不罷休。時光匆匆，孟廣俊卻面臨着牢獄之災；而一身浩然正氣的布小朋，雖坎坷不斷，最終成長為A基地司令員。 ^[1] 

陶純，一九六四年生。一九八〇年入伍，先後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魯迅文學院首屆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現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創作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著有長篇小説《陽光下的故鄉》《芳香瀰漫》《像紙片一樣飛》，中短篇小説集《戀愛季節》《子彈穿過頭顱》《雨中玫瑰》《坐到天亮》等。另外參與編劇了八部電影和電視劇。

文學作品曾多次獲得 “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獎”、全國“五個一工程”獎、“全軍文藝新作品獎一等獎”、“中國圖書獎”，以及《人民文學》《解放軍文藝》等刊物的優秀作品獎。 ^[1] 

現實軍事題材的文學創作，在較長時間裏都處於困惑與矛盾之中。陶純的長篇小説《一座營盤》，則以其積極面對軍營現實的勇敢姿態，走出了一條新的創作路數來。作者筆下的那座“營盤”，就是地處龍城南郊的A基地，承載着作者對於軍營的現實洞察、思考和解剖。小説生動準確而又富於深度地勾畫出布小朋、孟廣俊等當代軍營各類人物的形象和性格，揭示出軍營生活中令人驚心、發人深思的現實生活圖景。屬於軍營所特有的縱橫交錯、紛紜複雜的生活肌理，一種更為當下、令人百感交集的軍營面貌，更為真實和痛切地呈現在了讀者的面前。從某種意義上講，《一座營盤》是一部既弘揚部隊正氣，又鞭撻腐敗之風的優秀長篇佳作，在軍事文學反映現實軍營生活矛盾的創作實踐與探索上，具有轉折性的突破意義和諸多重要的啓示。

《一座營盤》從改革開放初期的一座軍營寫起，時間跨度三十多年，深情謳歌了主人公佈小朋等廣大官兵，在中國軍隊現代化進程中的成長與搏擊、苦悶與追求，並且透過A基地三十多年的發展歷程，展現中國軍隊的深刻變革。這是一部反映軍隊現實的長篇小説，同時也是一部新穎別緻的軍事文學作品，塑造了布小朋、孟廣俊、康又漢等鮮活的人物形象。本書力求展示中國軍隊在復興道路上的一段艱難歷程，同時展示波瀾壯闊的社會生活的畫面，相信會引起廣大讀者的共鳴。

作者還通過孟廣俊等人物塑造，揭示了現實生活中的問題。總之，這是一部優秀的有震撼力的軍事文學作品。

傍晚時分，空中飄起了雪花。天氣冷寒，路上幾乎沒有行人，道路坑坑窪窪，布花騎一輛破自行車，艱難地向前行進。她脖子上圍一條紅圍巾，如果不是因為天色已晚，她應該是很醒目的。途中，不知誰家的一隻狗，追着她跑了一陣，狂吠了幾聲，然後無趣地掉頭跑進了荒野。

到達縣城西邊的糧食局招待所門口時，雪花已經把布花的頭髮染白了。布花下車，拍打幹淨頭上和身上的積雪，找個地方把自行車放好，落了鎖。這時已是晚上八點鐘左右。突然天邊傳來一聲隆隆的炸雷，把布花嚇了一跳。年底的天氣，下雪是再尋常不過，但是天上打雷，卻是很多年沒有的事了。

糧食局招待所的服務員告訴布花，接兵的幹部都不在，到街對面的三元酒家喝酒吃飯去了。布花不好意思在招待所前廳等人，就踱出來，先是到三元酒家窗户外面轉了轉，確實聽到有操普通話的人在裏面喝酒。然後，她回到招待所門口不遠處的一棵柿樹下，耐心地等。街上的一個大喇叭里正播放國際國內的新聞，國內的新聞，主要是説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黨工作重心要轉到經濟建設上來；然後又説國際新聞，主要是説越南背信棄義，忘恩負義，武裝軍警鎮壓和驅趕華僑等等，聲音慷慨激昂。等到新聞播完，布花的腳快要凍僵時，三元酒家門上的布簾挑開了，出來五六個穿軍裝的人，説話帶着明顯的酒意，咋咋呼呼往這邊走來。

布花的心撲通狂跳起來，幾乎蹦到了嗓子眼。她背過身去，藉着柿樹的掩護，從棉襖口袋裏掏出一個小鏡子，飛快地照照臉龐，理了理額邊散亂的頭髮。這當兒，那五六個人過來了，邁着矯健的步子進了招待所大門。但是這時候，布花才發現，她來時積攢的勇氣消失得差不多了，她已經沒有了跟進去的勇氣。

布花猶豫一陣，決定回去。就在她往停放自行車的地方走去時，一個身材修長挺拔的軍官搖晃着，朝她走了過來。她一下子認出來了，這人是接兵連的副連長，姓康，人們叫他康副連長。一個月前，在縣醫院她陪弟弟布小朋體檢時，見過這個人。康副連長可能因為酒後小解，從三元酒家出來晚了。

康副連長打量了一眼布花。布花脖子上的紅圍巾是那麼的耀眼。

彷彿地上有磁鐵，布花的腳步也被吸住了：“康……康副連長……”

康副連長問：“你找誰？”

布花不知該怎樣回答，一咬牙説：“就找你。”

康副連長四下看看，悄聲説：“2樓201。你晚一會兒上去。”

説罷，康副連長晃盪着挺拔的身軀，旋風一般進了招待所大門。

布花猶豫片刻，沒再猶豫，兩分鐘後，她進了門。她擔心值班的服務員會盤問她，她想，如果服務員問她什麼，她也許會掉頭走掉。但是服務員頭都沒抬，什麼也沒説，一切彷彿都是命中註定。

布花上到二樓，樓道里光線昏暗，長長的走廊裏只有三隻燈泡亮着，其他的燈泡都像是睡着了。201房間的門虛掩着，沒等布花敲門，康副連長就把門打開了一條縫，示意布花快進來。屋裏明顯地温暖，窗簾已經拉上，大燈沒開，牀頭的小枱燈開着。康副連長問布花渴嗎，喝水嗎？布花説不渴。只有一把椅子，椅子上搭着康副連長的軍大衣，沒有地方可坐，布花只好怯怯地坐到了牀邊。康副連長真像是喝多了，説話舌頭直打彎，他先是到臉盆架那兒洗了幾把臉，又拿起杯子漱了漱口。他説他很少喝酒，今天高興，徵兵任務即將完成，架不住幾個戰友勸酒，喝了有小半斤，出洋相了。

“你叫什麼？”他問。

“我姓布，叫布花。”

“你是哪個村的？”

布花的裝束不像城裏人，他一下子就看透了。布花捏着襖角，説：“我家是大王公社胡家莊的。”

“胡家莊的……我沒記錯的話，是你弟弟想當兵，對吧？”

“是。”布花好生感動。喝醉了酒的康副連長居然能記得她弟弟。她趕緊補充説，“體檢過了，政審也過了。”

“我知道。”康副連長説，“屋裏熱，你把圍巾、棉襖都脱掉吧。”

布花愣了愣，想想人家説得對，就把圍巾摘下來，把棉襖也脱掉了。昏黃燈光下的布花頭髮有些蓬亂，氣息是迷人的。等她抬起頭來時，看到康副連長正痴痴地望着她，離她那樣近，眼裏似乎有小火苗躥出來。布花嚇了一跳。然而沒等她有什麼反應，康副連長一把抱住了她，一種她從來沒聞到過的濃烈的男人氣息，瞬間擊倒了她……她迷迷糊糊地説：“我兄弟叫布小朋。”

她又説：“胡支書的兒子胡一宮也想當兵。可村裏就一個名額。”

她又説：“我兄弟身體條件比胡一宮好，可武裝部不讓我兄弟走。”

康副連長的嘴巴堵住了她的嘴。她一時透不過氣來，掙扎了幾下，呼嚕着繼續説：“胡一宮滿臉疙瘩不説，腳底板還是個平的……”

後來她又説：“我兄弟上過高中，胡一宮初中都沒畢業，我兄弟文化比他高……”

她還説了一些話，後來連她都記不得到底説了些什麼。再後來就是一陣尖鋭的疼痛，她喊叫了一聲，眼淚淌下來了。他在上面説着酒話、瘋話、難聽的話，過了一會兒，他停下來，居然頭一歪就睡着了。 ^[1] 

2017年11月，獲得《中國作家》鄂爾多斯文學獎優秀獎。 ^[2] 

陶純：這座營盤容不得蛀蟲 ^[3] 

這是多年以來為數不多的“劍”指軍內腐敗的長篇力作。

“我覺得寫這部作品的時機成熟了。”上週，總裝備部創作室專業作家陶純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想説的話，在心裏醖釀很久很久了，不寫出來實在不痛快。但是多年來，‘軍隊反腐’這個話題一直很敏感。”

陶純已有十多年沒有寫小説了。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他就發表和出版了三部長篇小説《陽光下的故鄉》《芳香瀰漫》《像紙片一樣飛》，在《人民文學》《十月》《青年作家》《上海文學》《解放軍文藝》《小説界》等刊物發表了中篇小説二十多部。他參與創作的長篇小説《雄關漫道》和長篇紀實文學《國家命運》分別獲得全國“五個一工程獎”，還多次獲得軍內各項文藝大獎。

儘管有如此之多的作品和獎項，陶純仍覺得有“胸中塊壘”難以表達、無法表達之痛。

“黨內不能有腐敗分子的藏身之地，軍隊是拿槍桿子的，更不能有腐敗分子的藏身之地。”2012年的冬天，當新一屆黨中央領導班子向黨內軍內的腐敗宣戰時，他的心熱了。

他對自己説：“現在可以寫了。”

有讀者在這部長篇裏讀到了徐才厚、谷俊山等軍中“大老虎”的影子，但陶純卻堅持説：“我不認為它僅僅是一部‘反腐小説’。”

而先期讀過這部作品的一些評論家、讀者則認為：“《一座營盤》，是中國軍事文學創作又一扇大門即將被打開的先聲，它為軍事文學創作闖出了一條新路。”

《一座營盤》，以我軍某個軍級建制的基地為背景，展示了三十多年來我軍老中青三代官兵走過的歷程。“説是‘一座營盤’，其實我內心是將它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所有營盤的縮影來寫的。”陶純説。

故事從改革開放之初1978年底的一場徵兵展開，主人公佈小朋因“家庭成分”不好，脾氣又倔，靠姐姐布花委身於接兵連副連長康文定，才當上兵。康文定之父康又漢是A基地老司令，一身正氣，康家人逐漸喜歡上耿直、憨厚的布小朋，多次出手相助，終於使這個出生於社會最底層的孩子在部隊站穩腳跟。和布小朋同年入伍又分在一個連隊的孟廣俊，善於投機鑽營，為人圓滑世故。早就瞄準“哪裏油水足，就去哪裏”的他，先是在部隊經商的大潮中成了“能人”，後來又當上了基地營房處長；而老是心疼“軍費”的布小朋偏偏當上了管錢的財務處長。儘管布小朋清正廉潔，但在“吃喝風”、“送禮風”等潛規則盛行的當時，他常為不得不違反制度和良知而痛悔不已。

布小朋和孟廣俊二人既有一個連隊成長起來的友情，更有立場鮮明的對壘。兩人曾暢談理想，布小朋説自己是農民的兒子，能在部隊當個上校就很滿足了；孟廣俊笑他志向太低，孟廣俊的人生理想是當個“中將”。“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這句拿破崙的格言如今已傳遍“營盤”，但是“只想當將軍”的士兵，就是好士兵嗎？孟廣俊費盡心機攀附上了總部的一位大首長孔家瑞，花錢買到了“中將”軍銜，終於成功實現了“人生理想”。但好景不長，十八大後，中央開始動真格“打虎”，孟廣俊從人生最高處跌入囹圄。而布小朋雖然坎坷不斷，最終成長為A基地司令員，成為中國軍隊新一代中堅力量的代表人物。

這還不是“軍隊反腐”小説嗎？陶純認為，不是，至少不僅僅是。如果是“純反腐”小説，一定要花大量筆墨用在對一件件腐敗案件抽絲剝繭式的偵查上，花在貪腐官員對紀檢人員和組織的反撲、暗算上，但在《一座營盤》裏，這些都被淡化了。陶純把更多的筆墨花在了因軍中貪腐和“小圈子”對部隊政治生態的嚴重破壞上，以及在被扭曲的政治生態下，一批忠誠而正直的軍人所遇到的嚴峻考驗。

正是從貪腐和“小圈子”對一個單位、一個行業乃至一個系統的政治生態的惡性破壞上，《一座營盤》的意義遠大於一座座營盤。軍隊如是，地方如是，逆淘汰曾經到處都有。

“有讀者説，孟廣俊的原型就是谷俊山。應該説，孟廣俊和谷俊山有相似之處，但在孟廣俊的身上，不僅有谷俊山的影子，可以説還有其他‘大老虎’的影子，以及那些職位雖不起眼但稱得上‘虎蠅’的影子。”陶純説。

“谷俊山這樣的人，即使不能説哪裏都有，但至少在生活中並不少見。否則，當下就不會有數十名將軍被中紀委、軍紀委調查。這在共和國的歷史上、在人民軍隊的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這既是軍隊的恥辱，更是軍隊和國家在不幸之後的幸事。”陶純説。

有讀者質疑：還有布小朋這樣一身正氣的軍人嗎？陶純肯定地説：“絕對有，這樣忠誠和正直的軍人，是國家的脊樑，是我們的軍魂，每個單位都有。”

布小朋和孟廣俊，這兩個漸行漸遠終成對手的軍人，也可被視為一個軍人的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選擇：朝左走，是布小朋；朝右走，是孟廣俊。布小朋，走得很累，磕磕絆絆，有時甚至山窮水盡真無路；而孟廣俊，越走越滋潤，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你不得不掩卷而思：究竟是孟廣俊在順應、利用和固化這種不正常的政治生態，還是這種不正常的政治生態在利用和“培育”乃至“澆灌”了孟廣俊呢？

陶純在書中還塑造了一個頗有分量的軍人形象——夏憂。在常人眼裏，他就是“瞎憂”，整天為國家戰略“瞎操心”，而本人的仕途和家庭生活卻一團糟。全書中，夏憂總共出場了二十一次，幾乎涵蓋了軍隊經商、台海危機、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南海撞機、伊拉克薩達姆政權被滅等重大事件，每逢大事，他都有獨到的見解，常有着驚人之語還偏管不住自己的嘴。在黨憂黨，在國憂國，在軍憂軍，夏憂其實是個難能可貴的軍人，是另一個布小朋，他的軍事理念和科技素養也絕不遜於布小朋，可惜的是，他沒有布小朋這麼堅韌，或者説他沒有能永遠堅強下去，沒有真的成為同事調侃的“夏堅強”，他把生命終結在了十八大以前。

戰爭時期，軍人要堅強；和平時期，軍人須堅韌。如果你不想被不正常的政治生態所扭曲和吞噬，要在這樣的環境下生存下來，並儘可能地扭轉這種不利局面，必須足夠堅韌，這也是一個合格軍人不可或缺的心理素質。

陶純和書中的主人公佈小朋為同代人，而且都是農民的兒子。

陶純出生于山東省東阿縣姜樓鎮陳店村，那裏是魯西平原地帶，位於冀魯豫三省交界處。黃河出河南後，經過他的家鄉向東奔向大海。武松打虎的景陽岡和殺西門慶的陽穀縣獅子樓，離他的老家只有幾十裏地，當地民風純樸，嫉惡如仇。

陶純發育長身體的年頭，正是家鄉農民最貧窮的時候。吃不飽飯，是他童年深刻的記憶。“你吃過榆錢嗎？”他問，記者只能搖搖頭，“那時，每到春天青黃不接的時候，榆樹開花了，我們就爬到樹上採榆錢。一串串的榆錢白白的，用手一捋就行，那樣子真的像銅錢一樣，中間有個眼。拿回家，我母親就將它和玉米麪合在一起，貼餅子吃。新鮮的榆錢又甜又有些苦澀，就算是農村孩子的美食了。”

家裏兄妹五人，他是老大，下面四個全是妹妹。母親幹一天活，只能掙生產隊七個工分。一個男勞力可以掙十個工分，折算一下，大概也就是一角來錢。陶純十一歲就下地幹活，一天只能掙四個工分；到十三歲了，可以掙五個工分。父親沒有讀過書，母親讀到小學三年級，能識會寫簡單的常用字，算是家裏唯一的文化人。家裏窮，讀完了小學，老古董式的祖父讓他別讀書了，理由是“讀書白糟蹋錢，有了文化不會幹農活，只能坑爹”。幸虧這遭到了他母親的堅決反對：“不讓孩子讀書，讓孩子沒文化就是‘坑兒’。到頭來，不是更‘坑爹’嗎？”正是在母親的頑強堅持下，陶純讀完初中讀高中，參加了1980年的高考。

陶純的考分本來可以上地方上的名牌學校，他卻選擇了位於長春的一所空軍機務學校，學的是地勤專業。“農村孩子，還是認為當兵是最好的出路。當兵不僅很光榮，而且上軍校期間，不用家裏花一分錢，學校全管，每月還有津貼費。”

陶純至今記得他離家去軍校報到的最後一個晚上的情景。當地有“上馬餃子下馬面”的習俗，母親一宿未睡，為他包了韭菜雞蛋餡的餃子，然後凌晨四點多鐘叫醒了他。平時他忒愛吃母親包的餃子，臨出門卻吃不下了。六點之前，母親等人把他送到八里外的鎮上等長途汽車。天氣已經有了涼意，穿着夾襖的他感到心裏更涼，車開的一瞬間，望着母親的身影，他止不住留下了眼淚。這個十六歲的大男孩之前只去過幾次縣城，從沒離開過父母，而軍校遠在東北，還規定一年半不能回家探親。

一個鄉村少年對外面世界的嚮往和對家鄉的依戀，都寫在了《一座營盤》裏。臨行前的晚上，“（姐姐）布花特意燒了兩大鍋開水，倒進木桶裏，讓他洗得乾乾淨淨，把二十年歲月留在身上的髒污都洗掉，再換上新衣裳。泡在温熱的水桶裏，聽到隔壁姐姐燒柴火引起的咳嗽聲，他忍不住又哭了。”

留在布小朋心底的，不僅是飢餓，還有當兵第一天副指導員王新亮的話：“我們軍人，花的每一分錢，我們吃的、穿的、用的，都是軍費，軍費是從國庫裏撥給的，其實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錢，它包括我們這些人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勞動成果，每一分錢都來之不易。”

“軍費”這個詞，在全文中，反反覆覆出現了三十次。正是貧困的記憶，讓陶純和布小朋這兩個農民的兒子更加懂得和珍惜“軍費”的來之不易，“軍費”就是軍人和老百姓的關係。這就是布小朋的人生“底色”：為什麼他不同於孟廣俊，他能做到“能貪不貪”，全在這“底色”裏。而對陶純來説，對軍費的珍惜也是他寫這部小説的源動力：貪污腐敗、買官賣官、驚人的浪費、形式主義，甚至侵蝕到營盤的封建迷信：“你這樣瞎折騰，得糟蹋多少錢呀？這可都是軍費，是納税人的血汗錢！”

陶純的文學啓蒙是在軍校完成的。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文壇上湧現出一批優秀作家：王蒙、劉心武、張賢亮、李國文、從維熙、蔣子龍、魯彥周，以及軍旅作家徐懷中、李存葆……他們共同的特點是，站立在時代的潮頭，直麪人生、直面苦難，敢於打破一個個禁區，反映人民真實的呼聲。陶純讀了他們的作品，有痛快淋漓的酣暢之感。正是這個時代潮，打開了一個初出茅廬的軍校生的視野和胸懷，讓陶純愛上了文學。

軍校畢業後，陶純來到駐紮在山東濰坊的空軍部隊。基層連隊，生活條件很艱苦，要求嚴格，什麼都要統一行動，每天晚上九點半，部隊統一熄燈休息。陶純就找到連指導員，請求人家把俱樂部的門打開，讓他進去看書寫作。指導員很愛才，關照説：“別太晚，十二點回去睡覺。”

就這樣，陶純開始了艱難的創作之路，當退稿裝滿了牀頭櫃的抽屜時，四川成都的《青年作家》雜誌終於給他寄來了用稿通知。那是1986年，他發表了第一篇小説，從此他的文學創作激情一發而不可收。

在他1991年走進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之前，《人民文學》和《解放軍文藝》已經多次發表過他的作品。1993年從軍藝畢業之後，二十九歲的他成為空軍所屬部隊的專業作家。

但是自從2003年以後，陶純十多年來基本沒再寫小説，改為創作電影和電視劇本。他認為，軍旅文學遇到了一個瓶頸：從《西線軼事》《高山下的花環》之後，軍事文學走的大多是歌頌奉獻精神的革命浪漫主義、英雄主義。這當然非常需要，但寫了那麼多年的軍旅文學，不能不問一下：“今天誰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最大的敵人？”這十多年來，我軍的新型裝備大量研發列裝，雖然和世界上頭號軍事強國還有很大差距，但是和過去相比，中國軍隊已經不可同日而語，我們的戰鬥力大大加強，已經足以令老對頭們發怵。“今天，能夠打敗我們人民軍隊的，只能是腐敗，”陶純説，“腐敗是軍隊最大的敵人。正如過去常説的，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但是軍隊的腐敗現象，文藝作品能碰嗎？多少年來，這是不成文的禁區。“毀我長城”的大帽子，曾經是不少軍旅作家頭上的“緊箍咒”。類似題材，軍內的文藝刊物不敢發，地方的文學雜誌、出版社似乎更是不敢碰，誰也不想找麻煩。

“軍隊的敵人，不就是軍旅作家的敵人嗎？”陶純血性未泯。

陶純認為，這些年來文學的凋敝，有目共睹。與其説是讀者拋棄了文學，不如説是作家先遠離了時代，不接地氣了。文壇上“小時代”走紅，少有作品真正關心國家和民族命運，這是社會生活不正常的表現，它反過來又弱化了文學的力量，成為文學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

物極必反。黨的十八大以來，周永康、徐才厚、谷俊山……一個個“大老虎”落入法網。

期盼已久的陶純，從2013年5月起，全情投入《一座營盤》的寫作。整整八個月，最多的一天他寫了八千字。

去年冬天，《一座營盤》寫作的最後關頭，有一個影視公司老闆找到他，請他一個月內幫助改定一個劇本，允諾給150萬元稿費。

陶純謝絕了，他不能停下筆走出這《一座營盤》。

軍隊需要這部作品。

記者問陶純：你覺得寫這部作品，什麼是最難的？

“分寸感。我和作品中的布小朋一樣，都是窮人家的孩子，沒有軍隊的培養，就沒有我們這些人的今天，因此我太愛軍隊了。我寫到的買官賣官、任人唯親、欺下瞞上、形式主義，部隊的同志都知道我沒有編造；但地方的人士看了會不會大吃一驚，會不會對今天部隊還能打勝仗失去信心？這曾是我最擔心的。現在看來，《一座營盤》這個分寸感還是把握住了。”

軍事文學評論家汪守德對《一座營盤》的評價是：“它能直面醜惡，但寫得不髒，分寸感好，充滿了浩然正氣。是偉大的時代召喚了作家，作家用自己的藝術良知回報了時代。”

陶純，一個有血性的軍旅作家，寫出了中國軍人的血性。